文|李怀宇
金庸第二部小说《碧血剑》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12月31日在《香港商报》连载。这一年间，金庸与朱玫结婚，渐渐在香港不只是“客居”，而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香港这“借来的时间”里，金庸用文字超越时间的界限。在香港这“借来的场地”里，金庸靠想象重构文学的世界。
我的朋友谭庭浩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和同事去采访金庸，问他为什么写《袁崇焕评传》？金庸答：“他是广东人，离香港近嘛！”我们做过报纸的朋友都明白，香港大多数是广东人，看报纸最关心广东的人与事；小说连载亦然。
金庸自称是陈寅恪的私淑弟子：“陈寅恪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前辈。他提倡的人文精神包括提高人的内心，要求人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一面，我觉得这些和我所倡导的侠士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昔日中山先生闹革命，靠的也是这种坚持正义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位锄强扶弱的大侠。”(《金庸访谈资料集》第二册第241至242页)
《碧血剑》的主角是广东人，袁承志的名字已道出一生志向。如同金庸的长子取名“传侠”，寄托了慈父的殷殷期望。
金庸想创新，所以《碧血剑》开头尝试写成袁承志的“成长小说”。以后的“射雕三部曲”也试图写成不同类型的“成长小说”。因此，袁承志身上的某些特征，变化为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人身上的一小部分。四人性格各不相同，但成长过程中，学武上先博采众家，再自成一家，是一样的道理。学文亦然，金庸看了古今中外的名作后不断尝试，最后才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碧血剑》是尝试，所以并不成熟。金庸在2002年的后记中说：“《碧血剑》以前曾作过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一次修订，改动及增删的地方仍很多。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初版与目前的三版，简直是面目全非。”可见金庸既看重这部“少作”，又深感其不足，付出心力以求更完美。
袁承志的“成长小说”，有几位良师，风格不同，教法迥异，很让人受益。
《碧血剑》书名有“剑”。教剑的第一天，穆人清道：“剑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无穷，以之行恶，其恶亦无穷。今日我要你发个重誓，一生之中，决不可妄杀一个无辜之人。”后来，穆人清批评二弟子归辛树：“你性子向来梗直，三十年来专心练武，旁的事情更是什么也不多想。可是天下的事情，并非单凭武功高强便可办得了的。遇上了大事，更须细思前因后果，不可轻信人言。”归辛树却没有牢牢记住师父的教训，到了《鹿鼎记》中就误杀了吴六奇。
金庸好棋，因此塑造了木桑道长：木桑外号“千变万劫”。他年轻之时，轻功卓绝，江湖上送他个外号，叫做“千变万化草上飞”。后来他耽于下棋，自行改了外号，叫做“千变万劫棋国手”。旁人知他棋艺和“国手”之境委实相去太远，于是折衷而简化之，称之为“千变万劫”。在第十回中，木桑借棋道论天下，富于哲理：
木桑却似意兴阑珊，黯然道：“这次下了这几局棋，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得下。”穆人清一愕，道：“道兄何出此言？眼下民怨如沸，闯王大事指日可成。将来四海宴安，天下太平，众百姓安居乐业，咱们无事可为。别说承志，连我也可天天陪你下棋。”
木桑摇头道：“未必，未必！旧劫打完，新劫又生，局中既有白子黑子，这劫就循环不尽。”穆人清笑道：“多日不见，道兄悟道更深。我们俗人，这些玄机可就不懂了。”哈哈一笑，拱手道别。
金蛇郎君在书中没有正面出场，却写得十分神气。金蛇郎君没有亲自教过袁承志，但留下武功秘笈给他，则金蛇郎君也可算是袁承志的老师之一。
论金蛇郎君者众，可从另一角度谈这个角色。我在采访金庸之后，采访了一位出身《大公报》家庭的才子。“在我生下来的时候，金庸已经离开《大公报》，在长城电影公司。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我几岁的时候，金庸已经在办《明报》了，这帮知识分子天天都看《明报》，都看金庸的社论，那梁羽生就看金庸的小说，他们都讨论《明报》社评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金庸跟《大公报》有一场笔战。那个时候，我没见过金庸，就常常听那些大人讲他，就好像《碧血剑》的金蛇郎君没有出场，但是有很多人都在谈他。所以，金庸的成就、气势很早就在了。”才子说，“写小说是他自己成长的一种过程，所以金庸思想体系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他自己在不同的时期看问题有不同的结论，他自己也是一大堆的矛盾，有时候他自己问自己，十几部武侠小说其实是金庸内心独白的长卷。”
以此观之，则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的“成长小说”中，记录了金庸自己成长的过程。
金庸相信爱情，更善于写爱情。但《碧血剑》里的爱情，能打动读者的地方并不多。即使是金蛇郎君对温仪的爱：“此时纵聚天下珍宝，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重财宝而轻别离，愚之极矣，悔甚，恨甚！”也远不及《连城诀》中的“人淡如菊”让人回肠荡气。
主角袁承志当然是写成了好人，可是把温青青写成“妖女”的尝试，无疑未能全功。董千里认为：“温青青是黄蓉的初稿，初稿自不如定稿之完美。”
综观金庸全部小说，他写得最成功的女主角却是“妖女”：《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笑傲江湖》里的任盈盈，都是光彩夺目的形象。即使是女配角，在《碧血剑》里的何铁手，就比温青青动人得多。而《倚天屠龙记》里的殷素素，她与张翠山初见的情景，显然就是温青青与袁承志初见的升级版，但殷素素何其个性鲜明，让人又恨又爱。
我重读金庸的第三次改写，更看重的是近乎历史小说部分，以及《袁崇焕评传》。
明清之际的世变，真是大有文章可作。金庸于明军、闯军、清军之间游刃有余。
李岩的角色尤其重要，他名为袁承志的结义兄弟，实则是袁承志下华山后的良师：并非袁承志的武功老师，而是袁承志的“文功”老师。
重读《碧血剑》时，我发现金庸对李岩着墨虽不多，但字里行间流露着敬意与惋惜。金庸自称最佩服的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范蠡和张良，何许人也？是“帝王师”！自古“帝王师”是无数书生的梦，但最终能功成身退，飘然而去者只有范蠡和张良。在某种意义上讲，李岩是李自成的“帝王师”，但他的结局不是范蠡和张良，而像文种和韩信。
李岩的结局是令人伤痛的。但金庸还是“意难平”，在第二部小说《碧血剑》的伤痕，终于安排在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第三十三回中抚平。细读金庸小说就会发现，他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一种朴素的信仰。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则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心理需要。读武侠小说，就是求一个心中痛快，化不可能为可能，抚平现实生活中的伤痕。
金庸在《碧血剑》中无法改变李岩的命运。但李自成之死，疑点很多，这就有文章可作了。因此，李自成又“闯”进了《雪山飞狐》和《鹿鼎记》。
在《碧血剑》小说的故事起首，袁崇焕已死。袁崇焕一生经历的天崩地裂的时代，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素材。武侠小说，实在无法表现那个时代气象之万一。金庸在《碧血剑》中的历史书写，不过是用了他所掌握的史料之冰山一角。胸中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宝库，却不能一吐为快。即使是在《碧血剑》中禁不住加作者按、加注，金庸的文思仍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于是《袁崇焕评传》就诞生了。
金庸2002年在《碧血剑》后记说：“《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风格比较统一，希望较易阅读，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
可惜，“承志”最后壮志未酬，去了海外；而金庸只是做了《袁崇焕评传》的尝试，写历史小说与中国通史的巨构，何尝不是壮志未酬？
《袁崇焕评传》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是《广东英雄袁蛮子》。以后有许多读者写文章回应，其中有一位杨宝霖先生写了《袁崇焕杂考》(收录于《诸子百家看金庸Ⅱ》第88至118页)。此文大有见识。金庸加按说：“杨宝霖先生的考据信而有征，博学鸿儒，非浅涉史籍之小说作者所及。上述意见，将在《碧血剑》下次修订时加入。对杨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谢。”在《碧血剑》后记又致谢一番，说：“作者历史素养不足，文中谬误仍恐难免，盼大雅正之。”
金庸一生很会讲客气话。这些客气话，本来我看了没有深思。但细看金庸的新修版，确是对读者的意见很重视，有错就改，不足就增补。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如今我重温金庸重视读者、敬畏文字的态度，心折不已。
读者是作者的衣食父母。金庸是值得学习的“文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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