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历史与文化·仲伟民主持
内容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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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侨”与徽州的“侨批”
——巴达维亚徽人书信解读
作者简介
王振忠，福建省福州市人，复旦大学学士、硕士、博士，1998年起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现兼任安徽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尤其专长于徽学，近期代表性论著有“王振忠著作集”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024年）。
【摘要】“侨批”一般是特指闽、粤一带民众前往东南亚等地后寄回桑梓故里的信函，不过，在传统时代，徽人大批外出务工经商，在有的地方也有“徽侨”之称呼。有鉴于此，清末民国时期由巴达维亚寄往徽州的一些信件，实际上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本文介绍和分析了数封来自巴达维亚的徽人书信，其中，著名的印尼华侨方定埙之相关信函尤其值得关注。具体说来，《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3册所收录的歙县瀹潭绅商方子韬之往来书信，为研究方定埙之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本文通过考证各信的写作时间，对方定埙之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从中可见，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流寓巴达维亚的方定埙颇为困顿。不过，出自徽商世家的方定埙，在来自家庭的长期经济压力下，激发出徽人经商的潜能，及至1948年前后，他抓住时机逐渐发家，并积极参与各类公益事业，成为著名的印尼华侨。后来，他借助于自己的经营所长，大力资助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50年代以后祖国羽毛球事业的腾飞。
【关键词】徽侨；侨批；巴达维亚；方定埙；印尼华侨
一
如所周知，“华侨”是指侨寓海外的那些人。不过，在国内，一些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在近代以后，也有以某“侨”称呼者。例如，广东人就曾被人称为“粤侨”，徽州人也有自称为“徽侨”的。以徽人为例，在杭州钱塘江滨的江干一带，1923年至1929年就曾有一家“徽侨传达总公司”。1930年代，徽州移民还在浙江硖石办过一份《徽侨月刊》的报纸。
“徽侨”一名既然成立，那么，他们所寄出的信函是否可以称为“侨批”呢？当然，“批”为方言，是广东、福建一些地方对书信的称呼，而“侨批”则是专门的一类名称，特指闽粤一带之人与东南亚等地的往来书信，故此，徽州人所寄出的信函，通常不会被归进“侨批”的范畴，这当然也与以往较少发现徽人与海外亲朋鱼雁往还的资料有关。
在传统时代，徽州是个众多移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地区，“十户人家九为商”，他们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彼此之间的嘘寒问暖基本上也都发生在中国国内。不过，也有现存的少量书信涉及海外，例如，题作“星源汪文芳宗淮”所辑的《增补书柬活套》中，就有一份《海洋来往活套》：
海天辽阔，不获时通信息，罪歉良深！而异乡身体，惟宜珍重自爱。早眠晏起，强饭加衣，乃旅人之大方法，幸祈垂意焉！异域风土，非可久羁，惟愿顺时自重，稍可如意，即当归棹，毋使故人望洋而忆也。阻被汪洋，徒切怀人，水天遥远，能不依依？回浪千层，萍踪如许奔波。飞䑦一叶，形影相随天外。梦寐思维，君其亦同此离别情乎？奔走天涯，原图觅利，言旋须速，不可以异乡花草为恋。海阔天空，思情如缕，水远音积，离想若割。何日再睹光仪，聚首谈心，以舒积悃耶？汪洋迢隔，鱼雁难通，惟有临风怀想而已！
这是一封文言书信，用词典雅，情感深沉，其主题则围绕着游子思乡、友人劝归，强调异乡漂泊之艰辛与对故土的眷恋。信中反复叮嘱对方注意健康（“早眠晏起，强饭加衣”），体现了对游子生活状态的关切。另外，它还强调异乡“非可久羁”，需早日回乡，暗含着对海外漂泊风险（如疾病、孤独或文化隔阂等）的担忧。透过“水天遥远”“萍踪奔波”等意象，渲染离别之苦，情感真挚。全信逻辑清晰对仗工整，节奏感强，情感抒发层层递进。
此信作者之前所署的地望为“星源”，也就是徽州府婺源县。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的解题：“《增补书柬活套》：四卷四册，汪文芳编，扫叶山房刊，刊行年月不明。”扫叶山房在苏州，星源汪文芳当为汪氏一支的成员。《增补书柬活套》之书名有的也叫《见心集》，从海内外收集到的各类版本来看，此书最早刊行于清朝乾隆时代，一直到清末，徽州内外有多种版本存世。所谓活套，是一种尺牍范本，供各类人写信时模拟、套用。“海洋来往活套”显然是大批徽州人从事海外贸易背景下的产物，它凸显了清代前、中期徽商在苏州与日本贸易方面的重要角色。根据我的研究，上揭的《海洋来往活套》，就是与海外贸易相关的书信活套。
另外，在大批的徽州书信中，偶尔也可见到与海外相关的资料。例如，抄本《通笺问答抄录》中，就有一些抄录海外游历的内容，其中的一份“详述旅程”这样写道：
别来非一日矣，而未尝修函以述旅况，乞恕疏懒。惟是船中苦无地以执笔，且晕浪受热，更有不堪，至稽时日。今已弃船就陆，请将别后梗概略为道之：水程之恶，以香港一路为最，自离上海，皆拥衾就卧而已。香港屋宇连云，街头巡捕皆红巾缠头，印度人也，其人颇不俗。船友相约游欢喜乐，而弟等亦到植物园一览，甚觉精致，有汽车可直登山巅，弟未暇往也。西贡之可赏者，惟食鲜椰、绿蕉耳。其城若平原，而天气酷热。新加坡有土产之芒栗，为最可爱，外裹以红壳，其肉色白而有细纹。当过红海时，凉风北至，故不觉其热，来往船只，英国旗号者十有八九。既尽苏以士河，由是鼓轮渡地中海，经简的亚之高山，至未仙拿之海峡，新入尼布罗士之各湾，得先观韦苏惟亚士山之白烟一缕，而今尚未见其城，惟购得火山石下摇出物事数件，其中有小刀一把，请献之，伏望笑存。下月初一可到伦敦，若有来教，即寄托0国领事署转交弟收可也。临楮神驰，不尽耿耿，即颂大安，不一。
○○先生大人阁下，弟○○顿首。
这是清末海外旅行者书写的家书，记录了从上海经香港、东南亚、红海、地中海到伦敦的旅程。写信者写道：水路上最难受的是香港那段，从上海出发后就一直裹着被子躺着。香港高楼林立，街上巡捕都包着红头巾，是印度人，看起来挺特别的。船友约着去玩，到植物园参观，觉得很精致，有汽车可以直通山顶。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值得称道的只有新鲜的椰子和绿香蕉，新加坡有种本地的芒栗最讨喜，外壳红色，果肉白色带细纹。过红海时，北边吹来凉风，所以不觉得热，往来船只十有八九挂着英国旗。过了苏伊士运河后，轮船驶过地中海，经过简的亚高山，来到墨西拿海峡，刚进入那不勒斯湾时，先看到了维苏威火山冒出的白烟，但还没见到城市，只买了几件火山石下挖出的小物件……
《通笺问答抄录》是一册来自徽州的抄本，现已编入笔者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0册。该书发现于安徽歙县，作者题作曹静芝。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写作者的身份，以及是否为他自己所作，但即使是抄录的，显然也反映了徽州人对于海外世界的好奇。
二
除了书信活套、信底之外，在徽州书信中，偶尔可见与海外游历相关的书信原件。在歙县的一批书信中，笔者曾找到一封相关的书信：
从新加坡、巴达维亚一带寄往歙县的信函
这是一位儿子写给父亲的信函，在信中，他首先告知自己的通信地址，接着提到当时“吧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情况不好，生病的人很多。荷兰殖民政府又出台新规，禁止新移民，实在觉得可恶。写信人还说，自己来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没有向当局报备，也没有缴纳人头税，如今公班衙已经查出自己所在的公司。现在自己每月要缴人头税，这件事由公司代为办理，每月缴纳的钱都是一位叫“弼公”的人代为处理。华人一年在海外，缴纳的人头税千千万万，而“弼公”每年需完纳八百元。最后，信中又提到一些时事：当时广西地方很不太平，看报纸上说，洪秀才已经乘美国战船逃走了。康有为他们去年到了槟城屿，后来又去了美国。如今看到报纸上说朝廷下旨召他进京，赦免他的罪，自己也不知是真是假。荷兰这边，由于中国未曾设立领事官，故而华人屡屡遭受荷兰人欺负。巴达维亚最近的天气很热，太阳像火一样，每天五点半天亮，傍晚六点半天黑。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不在城里，而是在茂物镇。
据十九世纪的《咬吧总论》记载：“唐山船来到吧地，载茶、䌷缎、紫花布、粗纸、雨伞、铁鼎、瓷器、柿果、荔枝、龙眼、药材及数千新客过来番邦，要寻头路。其船回去唐山，则载燕窝、樟脑、海参、胡椒、青黛、金银等物也。”根据学界此前的研究，华工有自由雇工，也有由船户贩来的押身抵债者，名为“新唐”或“新客”。“新客”在偿债劳动中，对雇主有着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从1620年10月1日起，东印度公司就规定，每位华侨成年男子每月必须向公司交纳人头税1.5里阿尔。
反映18世纪巴达维亚社会生活的《噶喇吧纪略》抄本，荷兰莱顿大学收藏
19世纪的咬吧地图，见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咬吧总论》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康有为应英国新加坡总督邀请，住在马来西亚半岛西岸的槟榔屿总督署中。在这里，他撰写过一首《槟榔屿放歌行》。宣统元年(1909年)，他又在槟榔屿写了《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诗三首。1905年，康有为赴美国治病。据此推测，前信应作于1906年前后。这是从新加坡、巴达维亚一带寄往歙县的信函，从其涉及的内容来看，与通常所见的“侨批”性质相同。
三
2018年，由笔者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民国歙县瀹潭士绅方子韬往来书信及杂件》，个中有一些巴达维亚侨民与桑梓故里的通信。
1930年代，“瀹潭位处新安江之南岸，背山面水，地积宽阔，居民五百余户”，是歙县水南一个较大的村落。根据笔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两宋之际方子华卜居瀹潭，此后便开始在当地的开发活动。随着人口繁衍，瀹潭方氏一族分为数门，以务农为业。明代中叶以还，徽州“以服贾代菑畲”的风气愈趋盛行，当地逐渐过渡到耕商社会，有相当不少成员前往全国各地经商，这使得此地的经商风气极为浓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地遗留下不少重要的传统典籍（如万历年间方承训的《复初集》）以及层出迭现的民间文献。
书信中的瀹潭村
新安江畔的瀹潭村
《民国歙县瀹潭士绅方子韬往来书信及杂件》，收录了方子韬（1871—1958）来往书信400多封，反映的年代大多集中在20世纪前中期。从中可见，“方子韬”也被写成“方子弢”（以下除引文外，统一作“方子韬”），其人读过蒙塾，清末从业于湖北汉阳铁厂、京汉铁路工程事务处等。民国以后，历任湖北全省印花税局汉口特派员公署出纳员、财政部驻汉库券办公处委员等。另外，他还在兰溪、金华、上海等地经商。后返归家乡，关注村族公益事业，曾负责修建方氏宗祠、协助编修《方氏统宗谱》等。现存的这些书信内容丰富，包含方子韬与亲人、朋友、商业伙伴等之间的鱼雁往还，其中的一些书信，是他与二儿子方定埙的来往信函。
在这批书信中，有一份是方子韬寄往巴达维亚的资料：
方定埙先生
吧达维
华侨公会
安徽歙县瀹潭
方子弢缄
以上请代译英文，用西式
信封打字机打就，乃托。
因徽郡不谙英文居多，所以不便请人代译，假使 能翻译，又无打字的机器，很不方便之故。
方子弢寄往巴达维亚的资料
另一份重要资料则是为方定埙结婚出具证明：
小儿方定埙，现年廿九岁，安徽歙县人，一九二九年六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科。同年七月赴吧城八华中学教书，七阅月后（一九卅年二月）去南斐洲，一九卅一年八月初重到爪哇，在芝拉扎教书一年，现仍在八华学校任教。
兹因双方同意，将与坤甸侨生、福建人、廿三岁白明璇女士结婚，特寄此函，证明小儿定埙此举，事先已得鄙人同意，俾手续上不致受何怀疑，特证。
1930年《上海交通大学年刊》上，有一张方定埙荣获铁道管理学士的照片，与上述证明所述恰相吻合。
方定埙照片
《南洋同学录》
另外，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南洋同学录》中，也有方定埙的资料：“方定埙，安徽歙县，教职，35 Pantjorau, Batavia, Java.”其中，“Pantjorau”应作“Pantjoran”，是巴达维亚的一条街，此处有一家很有名茶店。1934年出洋留学生名单第761号亦载：
Mr. Chico Fang
T.H.H.K
Patekoan
Batavia.
“T.H.H.K”即中华会馆，而“Patekoan”也就是八帝贯（又称八茶罐、茶壶街），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华人区街名，巴城中华会馆和八帝贯中华学校（即八华中学）所在地。此外，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募建书库经收捐款人名录”中，也见有方定埙之名。
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1935—1938年间全体教师合照
而从前引证明的用纸和笔迹来看，此函应出自方定埙之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方定埙的生平事迹。以往，有回忆的文章误认为方定埙为湖北省汉阳市(今武汉市)人，这可能是与其父方子韬长期活跃于湖北有关。但在事实上，方定埙应来自歙县，出生于1906年，故该份证明书的年代应在1934年。“八华中学”之全名为“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目前所见，还有一帧“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1935—1938年间全体教师合照”，其上的后排左起第七人便是方定埙。“南斐洲”亦即南非，早在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前往南非，此后南非的殖民者虽然屡有变化，但当地与荷兰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旅居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的方定埙前往南非谋生。关于这一点，某年四月十四方子韬在写给四儿的信中提及：“现在二哥已有两次信，由三哥转来囗一次，告及已与同学福建人氏白明璇女士，去秋已结婚，目今身怀有孕，命父代取名及排辈，因‘定’字之下一辈不知何字辈，已去函，并代取名二次，又由三哥附来二哥亲书函稿一张，命父代其向县政府证明，以便暑期之后又要去南斐洲就事，须在嗬国使馆通过，要得家长承认，并命出函证明，由县政府盖印信才能有效。现托晓伯转恳在县政府友人方有进步，而晓伯又说，须持交通大学毕业文凭寄来，才能转托，否则不能完美耳。今再函三哥转致二哥，依法而行……”信函内容反映了民国时期涉外就业的烦琐手续，旅居巴达维亚的方定埙需要家庭证明、地方政府认证以及学历文件等。
除此之外，方子韬提及在巴达维亚谋生的二子之信还有几封，这主要反映在他写给四儿的多封信函上。例如，某年写在徽州福生书局所印“阜生隆用笺”上的“父平安字启”这样写道：“前次二哥与三哥时常有信，皆为其本人又要去南斐洲任教。二哥去年秋间已经与学友白女士在吧城结婚，今重去南斐洲，非征求父之证明书信，不能与二嫂可以随行，若无此项证明，决不能前去，其时已由三哥迭函征求凭信，父不得不代其证明，并向当地行政长官用印信，加以私章正式证明，仍由三哥处转附，今已两月余，一无复字再来。”此信大约作于1933年。某年三月二十二，方子韬在写给四儿的信中提道：“二哥在国外求学，自婚配之后，足有三年，不有只字与我，其他的一切，亦毋须再说。”此信约作于1935年。某年十月三十日的信函，也是寄给四儿的：“二哥自出国以来，分文不有寄我，将七载，按年家用非五百元外不能应付，若手头松一把，就要近千元，方可以够用耳。”方定埙于1929年7月赴巴达维亚，可见此信应作于1936年。某年一月二十八，方子韬写道：“家中年内开销，非三四百元不能过去残年，现与三哥一再计及，亦无分文应付。昨日愤气，再泐长篇信函寄与二哥，亦不过发一顿大牢骚而已，其他一无补救的方法！”在这些信中，父亲对于方定埙没有寄钱回来，而且来信很少，一直啧有烦言。在另一封某年八月廿七的信中，方子韬在一封信中甚至写道：“青年时代寻多寻少，全靠本身能为。再说二哥的程度在大学毕业，吾徽究有多少个人？近来接到同学温联东君附来二哥的信中说的大不如意，甚至要说到‘自杀’二字，日在愁城，以‘早死早亡’四大字为囗想，使我见得此信心中究有几许心宽？论程度、资格，竟到达图死图亡之地步，可想而知！写到此处，亦无意再下笔，望汝要自知为好……”可见，方定埙当时在经济方面极为困窘，方子韬对其更是失望至极。后者指出：年轻时候能混成什么样，全看自己本事。当时读到方定埙的信函，发现里面全是丧气话，甚至提到“自杀”两字，整天活得跟困在愁城里似的，满脑子想着“早死早亡”，作为父亲，他看了这信心里实在难受。方子韬认为方定埙条件不错，却自暴自弃，对此既痛心又不满。在某年六月廿一的信中，方子韬谈及家中的困境：“父自去年到现在，虽在大茂村，而家计日渐告竭。二哥、三哥及汝，丝毫不能有补助，全仗我一人维持，不但现在所居老屋修理一切，即新屋方面，年久无人居住，亦就腐烂不堪已极。春间父亲亲自往上海，亦在家计无力再维持，故向三哥作最后之未雨绸缪之计，先后五天，完全不有结果，不得已随时转家，另行设法……”在信中，方子韬抱怨自己独自承担全家开支，子女未能提供支持。老屋需修缮，新屋因无人居住而荒废，自己前往上海求助三儿未果，只能独自挣扎求存，凸显了传统家庭中长辈的经济压力与无奈。另外一封某年三月十日的信函也提道：“父终日为家计事，自汉回来，先后已五年，有出无入，所蓄几张债券都吃完用尽。二哥、三哥亦不肯有丝毫供给，即汝自到差以后，亦不能接济分文……二哥自新婚以后，百事不过问了，身同夫妇在国外娱乐，自由太过，父处有一年之久不见信。询及大姨、三哥，都说亦无信来往，连国外送信地点都不有，可想而知，就是要去信，亦不好送达也。”上述信函指出：自己耗尽积蓄，子女却无从帮助，尤其是二儿方定埙婚后疏远家庭，甚至断绝联系，这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困境却求助无门。
方子韬之所以牢骚满腹，与战日战争时期徽州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他在1938年1月25日写给四儿的信中提及：“不料徽属四乡的失业者不下万余人，都在家观望战事能早一天结束，就可以设法向外谋生，否则，我辈年老，就不能有生存矣，可畏之至！”徽州是商贾之乡，由于大批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遍布于全国各地，平常年份，许多人将经商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到徽州本土，促进了村落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而一旦发生朝代鼎革、动乱与战争等，便会极大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计，使得乡村社会深受打击。早在明末，抗清英雄金声即曾指出：“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自寇之乱，破家荡产者大半。夫两邑之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食者亦无几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则遂连及多家与俱破。而既不能相将而共贾事于外，则皆束手而共端坐游闲于家，而食口日以增。故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以为丰，不知其下多冻馁而无告之人也。且其人既夙皆家温食厚，而一旦无倚，则其势尤难以安静。故合计两邑之民，其有业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业者什七八焉。计天下郡邑失业之民，未有如此两邑之多者。”从金声的描述可见。徽商以家族、同乡为纽带合伙经商，形成“一业养百家”的互助网络，但抗风险能力较差，一旦某业崩溃，连带效应极强。战乱后的连锁破产导致人员大量失业，原先富裕的群体陷入贫困，闲居人口激增，社会矛盾加剧。与明末情形相似，因日寇侵华，歙南一带的生计也极为困难。对此，方子韬忧心忡忡，故而在与四儿的通信中，不断地吐槽几个儿子的无能。
直到庚辰（1940年）三月十二，方子韬对方定埙的看法才有所改观，他在写给“竹哥先生”的信中提道：“定埙廿七年秋后有一次来信，告及由香港友设法划二百元，至廿八年冬间，才由中国银行汇到一百五十元，至上年时止，递次已汇到五百元。视其来信，信中之意义已有转变，不是前五六年不但无信，即始【使】有信，函中的大概都有出言不逊也。自携眷去南斐洲往园两次，今仍在爪哇（即吧达维业华侨公会），因英文打字信封已用完，此六七年中，前年来一次，去年来一次，虽去信有六七次，并令其附打字信封，以免寄信之（不）便，不有英文住址，就不能送达之故耳。”从信函内容可知，方子韬认为二儿早年疏于联系、言辞不善，到近年才稍有缓和，这可能与家庭责任增强及自身处境有所改善相关。
这当然是方子韬方面的观感，而对于方定埙来说，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在某次写给父亲方子韬的信中，方定埙指出：“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数次赐谕均妥收，大人自当责男不即覆，男自云两星期一禀而不实践，无他，大人来谕辄旧事次次重提，男实无法答复，与其来禀致有上犯大人之处，不如不写。自知入世近卅年，初无一处可以使大人满意，罪恶重重，未始不知想法弥补。即如三弟事，男一手铸成大错，幸已认过，并非不想法，惟时日匆迫，一时未能设法。大人无一次不痛责，男亦复有何法？消极时亦惟不敢再禀而已。一二月后，男或再作南非洲之行，离家愈远，不知何年何月始得重返故乡？客岁汉行，觉家庭兴趣全无，悲观之至。一有能力，自当按月汇家用，在无力前，男亦不敢空言自欺兼欺大人。惟男性鲠直，谨先直告，如以飘流异邦血汗挣来之钱，而以之供破坏家庭乐趣，倾产破产之人吃鸦片、养义女者，自审殊有不愿，与男无关系之人，可以说是仇人，而如此供给之，则天下何人可不供给哉！男之不肖罪，自知甚明，然此则自问殊公平，一切惟此话鉴宥！”此信写在“巴达维亚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 KOAN Batavia）”的信纸之上。信中谈到父子关系紧张，方定埙承认自己长期未能让父亲满意，但父亲反复翻旧账，导致他不敢回信，怕言语冲突。父亲对自己的责备，让他感到无力应对，只能选择逃避沟通。方定埙承诺日后有能力会寄钱，但目前经济拮据，不愿空口许诺。另外，他也声明拒绝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供养他认为“破坏家庭”的人（可能指继母、养女等），这显示了方氏家庭内部存在着财产分配矛盾。方定埙提到“飘流异邦”“不知何年何月重返”，透露出对家庭既愧疚又疏远的复杂心理。他自认“鲠直”，不愿虚伪应付，直接表达不满，显示了他与父亲在家庭责任、金钱用途上存在根本分歧。这封信展现了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的矛盾——父亲严厉责备、儿子消极回避，同时涉及经济供养、家庭内部纠纷等问题。方定埙的回应既有愧疚，也有倔强的反抗，反映了其人在传统孝道与现代个人意志之间的挣扎。
另一封同样是写在“巴达维亚中华会馆”信笺上的书信又写道：“去秋由芝转入三年前任职之八华学校，以吧城生活程度更高故了无积蓄。秋冬之交，匆匆与芝校女同事白明璇成婚，今春即辞职，来吧与男同居，秋间或再将去南斐洲充军。在此糊口有问题，不得不另谋出路。大人前来赐谕，以心境抑郁万分，未敢即作覆禀，此情惟有求大人格外原宥而已。……闻盛元青学友言有余款五十元左右存沪，已专函请其径寄故居稍补家用。此后如斐洲路打不通，不知何日才能有出路！二姊夫处欠款二百五十元，以无法清偿故，只可谋之异日，请大人转倩大姊代为陈明苦衷为感。另邮奉上与明璇近照数帧，乞查收。明璇已有身孕，生育后系排何字？（男为‘定’字辈，不知所生子侄何字辈？）”从内容上看，该信应写于1931年8月以后。当时，方定埙身处经济困境，生活亦漂泊不定。因巴达维亚生活成本很高，夫妻俩毫无积蓄。为了谋生，夫妻二人频繁变动工作地点。不过，虽然自身颇为艰难，但仍设法汇款贴补家用，只是有的债务仍无法偿还，需父亲代为解释，反映了其人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不知何日才能有出路”一语，凸显了动荡时局下个体的无力。另外，因心情抑郁拖延回信，恳请父亲原谅，显示了方定埙对孝道礼仪的重视，但也流露出了压抑的情绪。信末询问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何字辈，表明自己虽漂泊海外，仍然相当在意家族传统。
从多封书信来看，方定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颇为困顿。某年九月十八晨方定埙的一封信写道：“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前奉覆谕，敬悉种切。三弟函未写西文住址，几致误诸洪乔。忆前此作家书时，曾附英文地址多张，不知如何未见取用。战事日烈，家乡已受影响否？按照目前报章所载，外门度尚未致沦陷，万一将来有大军过境，极望大人早日他移，免有啼笑皆非之苦。男离家日久，一切情形早已淡然忘怀，何处可避，何处为兵家所必经，或竟必争，均非所悉，务清大人能预为之谋。家乡靠河，恐非绝对妥当，照记忆所及，亡母坟墓所在地，以及留村等一类，入山较深之村庄——能更深入，而非通县城之直径或大道，自属较妥，或可比瀹潭安全多少。事前如能接洽好一间、半间房子，备作危急时暂避之用，想比完全不预为之谋要好些，一切希望大人随机应变，早点想点法子为幸。扬州失去已久，沈师有消息否？汉口已成目标，四弟究作何状？……此间商业情形仍属欠佳，如祖国在乱离之世，反而可以做小生意，看得准，不至因战事而有财两失之虞，务请覆示时详告，以后如有小钱余下，即可寄回，备作小做之藉以糊口之需。……男因儿女之累，所入又少，致家用、大嫂、大姊均无从顾及，思之惘然。大嫂方面，男已久无音讯，力不从心，羞于作书故尔！大人如有所知，便示一二。兹因友人赴港之便，顺托其在港设法汇上法币两百元，到乞查收，并即示复为感。大嫂在桂，男势难两头分担经济资助之责，此数系备大人及大姊稍助日用之需，数目太少，只可暂时自用。男力量所及，仅此而已，倘非汇水好，即此区区亦难筹措，一切诸祈原宥为幸！汇款至家乡，以何种方法最便？有无银行？银行何名？邮汇便否？会不会收不到？一切均请赐示。关于大人所提及之家事，男有心无力，实愧对吾父多多。乱离之世，但求人口安全，其余亦只能暂置脑后矣！二姊夫处仍欠二百五十元，此款男实无日忘怀，但因不争气，一时总筹不出此偌大一笔数目，只好俟之异日，但如不失业，总有一天会还……”此信首先提及对战乱的担忧以及相应的避难建议，方定埙担心家乡受战火波及，建议父亲提前找安全地带避难，尤其推荐深山里的村庄。接着他提及自己的经济困境，指出因在海外谋生不易，收入微薄，勉强寄钱回家，但仍无法兼顾大嫂、大姐等亲属，内心感到相当愧疚。作为儿子，他深感对家庭责任未尽，但因现实所迫（孩子多、收入低），只能优先保障父亲和姐妹的基本生活。再接着，他询问家乡的汇款方式，并提到欠二姐夫的钱，表明他重视信用，但当前无力偿还，只能寄望未来。通观全信，无奈、愧疚和焦虑，同时仍尽力履行家庭责任，体现了战乱时期海外华侨的艰难处境和传统家庭观念。另外，在该信之前曾问：“男之下一辈，是什么‘辈’？请便中赐示为幸。”可见，此信应是方定埙结婚生子后所写。另外，其中又提到当时“祖国在乱离之世”“乱离之世”，而“扬州失去已久，……汉口已成目标”，故所指应当是在抗战时期。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占扬州。而日军开始向武汉方向增兵，意图占领武汉，则在1938年6月以后。据此推测，此信应作于1938年9月18日。
根据不少当代的口述回忆，方定埙从小热爱体育运动。1930年，方定埙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到南非工作了一年，然后转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由于目睹当时海外华文学校缺乏师资的情况，他决心投身华侨教育事业，在巴达维亚八华中学任教多年，同时担任《新报》华文版的编辑。二战期间，方定埙积极参加华侨抗日救国运动。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后，方定埙和数百名爱国华侨一起，被日军当局逮捕，先后被关押在西爪哇的武吉杜里、西冷和芝马圩三地的集中营内，长达三年半之久。为了鼓舞集中营内被囚禁难友的斗志，保持健康的体魄，他在集中营内创作了一套简便易行的保健操，并带领大家坚持锻炼。日军投降后，被关押的诸多华侨终于获得释放。
方子韬在某年元月十三写给三媳时英的信函指出：“再说遥远的大嫂与国外的二哥，先后都有三四年不通音讯，自抗战与失陷就早中断，国外二哥前年九月来信，至今亦不有消息，去信三年之中，有近十次之多，仍无一字之答复，欲去电报，又因地址之不详，且亦不有英文打字之者，信封不可寄去国外之苦矣，屡次信中并有谈及……”在某年十月七日写给四儿的信中，方子韬写道：“二哥既四年不通一字，可算得无父无君，图作一人之欢乐，使我生死无路可走，可叹！可叹！”某年九月廿二，方子韬写道：“今二哥四年不来消息。”之所以中断了联系，其实应与1942—1945年方定埙夫妻被日寇逮捕有关。但在徽州，这引起父亲方子韬的误解，他认为方定埙已完全切断与原生家庭的联系，甚至无视最基本的孝道责任。信中连用两个“可叹”，既是愤怒谴责，也是无力挽回的悲凉。
抗战胜利后，方定埙在一封信中写道：“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一月五日赐谕拜悉，去年香港托友转寄之二百元，以友探听不周，故寄不出，嗣该数为另一友人借去，屡催未能寄还，男一时又无法另筹，长在等候下之中，心情不定，未能禀明缘由，罪甚！罪甚！本年十月前后起，曾寄上一百元，嗣又寄五十元，约半月前寄一百五十元，三批全寄徽州中国银行，转瀹潭家中，不知能收到否？如未收到，望向中国银行追问。汇单上未注明由裕大转，惧反不便之故。至大人去年起来谕，亦仅收得两通。男之迟迟未覆，半系由于惭愧，半亦由于等候港方回音之故，在此混日而已，境况非佳，心情日坏。最近以汇水较好，兼得一小会，故即赶寄若干，聊应小急，数目太少，敬清原宥！关于家中一切，男亦有心无力，闯世十年，接济且成問题，初未敢稍作析产之想，但使弟妹辈能跟大人有日子好过，于愿已足。三弟既远走江西，四弟又新去福建，劳大人鼎力撑持，衷心实感不安。四弟既不听话，男意不妨公开与之谈判，既若随心任性，不妨跟了四弟远走高飞，自己独立。既然和一家人合住，家有家主，理合服从。如连丈夫、生身父母也不放在眼中，那可未免太不成话。男意大人等亦正不宜过分宽纵，要处置时不妨照理外置，屡屡放松，结果便成娇养。以上几句话，不妨请大人读与她听，愿听才留，不愿听不妨去跟四弟，免得留在家中与长辈捣蛋，此男之浅见也。如蒙认为可以一试则试之，否则远处万里之外，亦正无可奈何她矣。五妹有志上进，可能时应请大人予以机会。如徽州有幼稚师范，高小毕业后，以读幼稚师范为宜。南洋此刻能教幼稚园——约四五岁的小孩——者极易找出路。如不可能，亦以读普通师范为宜，在校时（无论学校），‘运动’‘童军’‘歌舞’‘图工’等，如有机会，以一一顾到为宜，大概教幼稚园的月可得五六十盾（荷币）的，目下生活程度来说，如寄在校中过单身生活，每月约可省二十盾左右，折合法币已过百万数矣。五妹课卷如有可寄者，便祈顺寄一二看看为感。男在此颇感无出路可言，小孩三个，走也起不动，不然早或归国效劳。二媳上半年在附近（离吧城二小时火车路程）一华校教读，月入除衣食外，仅敷已身及三孙女医药费用，故七日起已辞去该职，回吧同住。吧城候食者多，不易求事，不然亦可稍轻担负。大姊近况何若？是否仍住留村？上海之店仍分得多少费用否？流浪海外，愧无寸进，多年来未曾捐助分毫，思之汗涔涔下，便中相遇，乞代问候为感。徽州近来进步到若何程度？抗战来想更热闹发达，城内已有高中否？瀹潭村是否已有高小？家乡路政，必较前大大改良，报纸有否出版？蔡公望君任职皖建设厅长已达一二年，此讯系由韦君同芳相告（同在吧城），想当确实。明年如全国运动会开得成，可能时当抽暇返乡一行（因可以免费回国之故）。战前男本已有机会北返（被选为全爪哇篮球教练），以‘全运’停开不果。匆此，敬请金安！男定埙谨禀。”此信是方定埙写给父亲方子韬的家书，其中主要表达了以下几点内容：首先，儿子向父亲解释之前托人从香港转寄200元未成功的原因，并说明近期已分三批汇款共300元到徽州中国银行转往瀹潭家中，请父亲查收。他为自己长期未能说明情况感到惭愧，并表示目前境况不佳、心情低落。其次，谈及家庭事务，一是对三弟、四弟离家表示不安，尤其批评四弟媳不服从家长管教，建议父亲采取强硬态度；二是建议给五妹接受师范教育的机会，认为幼师专业在南洋就业前景好；三是询问家乡发展近况，包括教育、交通、报刊等情况。再次，方定埙陈述自身困境：在海外谋生不易，有三个孩子拖累无法回国；妻子工作收入微薄刚辞职；对未能资助家庭感到愧疚。最后，他提到可能借全国运动会之机返乡，并提及因自己担任全爪哇篮球教练，战前本有机会回国，但因运动会取消未果。
从内容上看，此信提及“战前”，故应作于1945年以后。另外，1948年5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办第七届全运会，而信中提到“明年如全国运动会开得成”，可见，此信函应作于1947年。全信流露出游子在异乡谋生的艰辛、对家庭的牵挂愧疚，以及面对家庭矛盾时的无奈。信中既有具体经济往来的交代，也有对家人前途的建议，更透露出战乱时期海外华侨的生存状态和家国情怀。语言恳切，情感复杂，展现了传统家庭中儿子对家庭责任的理解与无力感。
关于1948年5月的全运会，在《民国歙县瀹潭士绅方子韬往来书信及杂件》中也有反映：“日前寄报纸，想均收到。全运会已于日昨开始，盛况空前，印尼选手共五十余人，其中以女性约占半数。国外二哥曾托代表中的沈秘书美镇、池选手督庆，顺带来安信一封，池君抵沪时，即以电话召梦如前往，去时适池君不在，候良久，而沈君先到，约谈片刻，略知大概。因渠等重返祖国，正忙于应酬。闻此一批代表中，竟有廿余人系第一次亲临祖国，可谓真正难得！二哥原信，附寄在城里，请大人抽暇往取。回信即请快邮寄申，俾便仍交托沈君带去较快妥。据沈君告及，二哥刻已赴他处另求副业，讴凯公司现由二嫂管理，生意尚佳。”这封是三月廿八日三媳妇“时英”写给公公方子韬的。信中的“二哥”即方定埙，“二嫂”即白明璇。“三月廿八”应是农历，公历则为当年的五月六日，也正是第七届全运会召开的日子。从沈秘书口中得知，方定埙当时已经去别的地方谋求其他工作，讴凯公司则由其妻白明璇负责管理，生意也还不错。由此可见，及至1948年，方定埙的经济状况已大为改善。
印尼著名华侨、歙人方定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及至1940年代后期，方定埙在雅加达市内创立了OK（即讴凯）体育用品公司，经营文化体育用品。OK公司不仅经营体育用品，而且也在印尼销售新中国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刊物，包括《中国青年》《人民画报》《新观察》等，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他在华侨社会中积极推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他带领一批篮球爱好者成立了“求进篮球队”，并担任教练，这支球队的实力使它在雅加达华侨社会中享有盛名。
1953年，印尼华侨组织观摩团回国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和羽毛球四项运动大会，方定埙被推举为观摩团的领团。为了加强团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亲自制定了一项“印尼华侨球队公约”，并经每一名队员签字认可。此项公约的内容共计九条，包括“服从团体的决议”“遵守新中国法律”“遵守运动道德”等。由于印尼政府的刁难，办理相关手续颇为复杂，再加上交通相当不便，等他们抵达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了。观摩团错过了在天津市举办的运动会，只得改为在各大城市分别举行友谊比赛。在此次巡回友谊赛中，印尼华侨球队总体水平都很高，尤其突出的是由王文教和陈福寿等组成的羽毛球队。当时羽毛球运动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水平还比较低，印尼华侨体育观摩团的羽毛球队在每场比赛中总是以悬殊的比分击败国内各地的运动员，这促使王文教和陈福寿等决心于1954年回国创建中国第一支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们和其后许多归侨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羽毛球队终于成为一支称雄于世界羽坛的劲旅。
1953年，贺龙率中国足球队赴印尼比赛，到印尼后为安全起见，委托方定埙分管中国足球队的生活和伙食。其间，贺龙还请方定埙协助挑选才华出众的印尼华侨运动员回国。方定埙旅居印尼期间，动员和举荐了一些华侨青年运动员回到中国，共中就包括在“公约”上签名的王文教和陈福寿。其间，方定埙多次前往华侨种子选手家中说服动员，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解决他们回国所需费用。也正因为如此，方定埙被称为“新中国归侨体育名将的‘伯乐’”。1960年，方定埙夫妇回到中国，定居于北京，历任福建省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等职。由方定埙珍藏、当年印尼华侨体育观摩团全体运动员签名的“印尼华侨球队公约”，于2008年由其女儿方琳捐赠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印尼华侨球队公约》
另外，三媳妇“时英”于某年8月3日写给方子韬的信中也提到：“我们是八月一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到达上海的，沿途一切都很顺利。二日早，阿琬也由西安赶到了。璆也来了信，在五日可以到沪。难得的会见，大家必定很快乐！二嫂和琦这次到故乡，可以说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时间，看见你老人家的精神又好，身体又健，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故乡的青山绿水，更觉可爱。二嫂到上海后，很忙。昨夜又去火车站接她们同来的华侨代表。梦如是厂礼拜亦同去，我因下雨就在家休息。听说乡下要买公债，要买多少，望来信告诉，我们再汇钱来，踊跃认购公债，建设国家。”此处的“二嫂”即方定埙之妻白明璇，她与一批印尼华侨一同回国，并曾到歙县瀹潭拜会公公方子韬。信末提及徽州乡下购买公债，“时英”表示自己要“踊跃认购公债，建设国家”，从这一点上看，此信应作于1950年代。
四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由巴达维亚寄往徽州的一些信函，实际上也具有与闽粤“侨批”同样的性质。这些与东南亚的鱼雁往还，对于考察中国内陆农村与海外世界的联系与互动，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印尼华侨方定埙的相关书信，对于揭示其人早年的生平事迹，显然是颇为难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参考文献部分省略，文章配图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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