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先生驾鹤西去。我怀着无尽的思念，反复拜读先生的著述，追忆先生的教诲，对先生道德学问的感念及自己亲炙受教的往事时时浮现在心中和眼前。援笔记述几个片段，以为寄托。
一
先生对我的教诲始于我在其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其间有一个插曲，1985年我报考秦汉史专业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是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因已录取本校青年教师，我没有被录取。试卷转到南开大学，当时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在录取时查阅研究生试卷，从中发现我的学术功底还不错，就破格录取了我。9月，我去南开大学历史系报到，得知先生正是我的导师。报到几天后面谒先生，先生首先说：“你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招收研究生以来，录取的唯一的第二志愿考生。”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很幸运。先生与我商谈今后学习的主攻方向，说他现在指导的研究方向，一是政治思想史，一是秦汉史。我于是初步选择了秦汉史方向。接着先生在学习方法上对我进行了指导：一是要认真选修历史系诸位先生开设的专业课，学习专业知识和他们学术研究的方法；二是利用课余时间通读原典，先从“前四史”读起，并要求精读和泛读相结合，重要的地方要摘录成卡片，并详细介绍了做卡片的方法和注意要点。这次谈话奠基了我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路径。与先生谈话后，我深感自己此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明确了学习方法和努力方向，就刻苦认真地投入到学习中。当时先生虽然科研任务重，又兼任行政职务，但对我们的管教相当严格，几乎每周都要见面传授，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解难释疑，布置学习书目等。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离开了先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首先，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先生在这三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是资料与理论并重，结论从充实而完整的资料中得出，绝不空发议论。其次，对学生培育因人而异、量材施教是先生的一大特色。记得入学不久，先生与我谈话，说到我和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生相比之短长，指出我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长处是基础知识较为牢固，但学术研究能力与方法欠缺，而南开大学本科生从第二学期开始以选修课为主，老师所讲专业知识多与本人的学术研究相结合，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动态，所以他们学术研究入门要快一些，因此先生对我的指导侧重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时常用著名论文和先生本人的论著作为个案进行剖析，帮助我提高学术研究能力。
我研究生毕业到聊城大学(当时是聊城师范学院)工作，虽然与先生保持联系，但由于聊城地处偏远，面谒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很少。1999年暑假，我自己争取到一个机会，随先生做访问学者一年，期间随侍先生，求知问学。有一次对先生谈起想攻读博士的愿望，先生欣然支持。经过认真准备，我于2002年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先生当时的弟子中，有几位本科阶段是我的学生，先生与我谈话时幽默地说：“你来得太晚了，你的学生已走在了前面。”我当时虽然也有迟暮之感，但已无功利之心，只是想在先生指导下多读些书，把中国古代士人研究得再深入一些。不过在论文选题方面我给先生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原来和先生商定，仍在中国古代士人研究方面选题，可是我在攻读博士之前曾从事傅斯年专题研究，并于2002年应邀到台湾所谓“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搜集带回了一批有关傅斯年的档案资料。攻读博士期间，台湾学者告诉我，他们正整理傅斯年档案，准备近期出版面世，如果我不提前利用，一旦公开出版，对我来说此批资料将失去价值，因此我临时向先生提出想以“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为题撰写论文。起初先生顾虑该题目偏离了他研究范围，指导方面有难度，但为了我的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先生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不时地提出修改意见，2005年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经多次增补和修改，于2009年出版，先生为之作序，在序中除对选题和内容进行评介外，还对傅斯年的人品、学问及其事功进行了评说。应该说，论文从选题到出版前后八年间，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在出版后记中对先生的教诲和关爱曾记述说：“先生之学渊博精深，为人仁智谨肃，对学生严格要求，治学方法循循善诱，严而不苛，引导我进入了学术研究之门。”记述虽发自内心，但仍觉得受先生恩惠厚重，对先生的敬意无法用语言表述。
二
我们同门学生受先生的训诲和教导，由于各人资质不同，认知受益有差异，我仅就自己的感知对先生学术研究成就略作叙述。
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是君主专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如果将“王权支配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行认识，可以由三个分支体系作支撑。其一，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研究君主专制的渊源和发展历程，先生政治思想史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释。其二，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中国政治结构进行深入研究，重点阐释“王权支配社会”的利弊及影响。其三，从社会史研究入手，重点对士人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士人知识分子群体对君主专制的研究和解释，使君主专制合法化、神圣化，成为君主专制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社会史进行研究，先后撰写了《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从春秋战国封建主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战国大夫辨析》《战国时期的“士”》等文章。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先生与冯尔康先生是主要发起者和主持者，此次会议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起点。会议决定组织撰写和出版“社会史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事宜，先生负责《士人与社会》系列。先生在此前后开始对“士人”进行专题研究。按先生的设想，《士人与社会》共出四卷，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明清卷。实际出版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两卷，先秦卷以先生为主，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由先生和我负责秦汉部分，孙立群老师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先秦卷》于1988年出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于1992年出版。从先生学术研究历程和发表的科研成果来看，先生在1982年以后的十几年中，士人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是重点。先生对士人专题研究的贡献，我个人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士人社会属性变化。士人在先秦时期属性有三次变化，西周以前是普通男子的主要称谓，西周时期是贵族等级封号的最低层，王、诸侯、大夫、士。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士逐步从社会层次中分离出来，演变成以知识文化创造和传承为基本职能的知识士人。先生在《战国时期的“士”》中对“知识士人”定性为：士的特点是与知识、道德、智能为伍，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生产者。古代的各种精神产品都与士有密切关联，理论思维几乎由士垄断。
其二，士人社会功能与属性的变化。士人知识群体在战国时期形成，由于当时诸侯纷争，士人生活具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士无定主，决定了士人具有人格独立和职业选择自由的特点，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政权建立。其特质是“皇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并支配整个社会，与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载体士人群体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两种不同方式”。汉代在“独尊儒术”的同时，又用儒学教育、读经入仕等措施为士人入仕为官开设了渠道，把士人主体纳入专制统治规范之中，成为皇权的从属物和工具。皇权与士人群体的从属关系自汉代确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变化，直至现代仍有影响。先生曾总结说：“八十年代以来，由我主写的《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和由我主编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均有专章论述士人对王权的依附。尽管战国时期与秦汉以后士人对王权依附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但大的趋势是一致的。我写的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均有论述。帝王控制了士人的多数和‘学’的主流，也控制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主题，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帝王控制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先生关于“士人与封建专制政权及其君主关系的论述”是先生士人群体研究的重点，也是他“王权支配社会”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支撑点。
其三，知识分子与士人关系研究。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是不同的时代概念，但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概念又经常联系在一起，许多专业研究者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古今文化人统称为“士人知识分子”。先生是较早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从理论上进行分辨，得出令人信服结论的学者。先生在《士大夫的混合性格与学理的非一贯性》论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个命题，其中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从当前的情形看，这一概念使用的很宽泛，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社会关怀的人。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一词，一般把“士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对等词使用。然深究之，“士”与现代概念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相同。先生对士人知识分子群体混合称谓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可概括为三个字：士大夫。”先生论述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化的特殊品格，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第二个特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缺乏“学理”的一贯性和逻辑性。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苦苦企盼着“有道之君”和“有道之世”。他们忧患的焦点是，上忧君，下忧民。”先生在论著中多次将中国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士大夫”进行辩证，混合使用，将两者定位于中国传统读书人。
先生一生是在历史学范围内辛勤而执着地进行学术探索。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的精深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已成为时代的宝贵财富，惠及学界和后人。
三
先生为人具有浓厚的君子品格，德高品正，仁智厚重，虚己待人，有口皆碑。先生尊师重道，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许多前辈学者是先生师长，先生对他们言必称先生，执礼甚恭，为学生后辈树立了尊师重教的榜样。先生对学生及所有晚辈有爱心和责任心，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1987年，我的同届师兄因患病无法继续学习，不得不申请退学，先生亲自带着他到学校有关单位争取提前毕业并办理相关手续，又亲到学生宿舍为其安排离校事宜，并嘱咐我帮助办理离校返家各种事宜。谈话时，先生流露出对学生不能完成学业的惋惜之情，充分显示出导师对学生的责任心。此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数十年不能忘记。
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爱更是恩重情深，不论求学期间还是远离师门工作期间，只要有事求告，先生有求必应，给予无私的帮助。特举一列，1993年，我所在单位让我破格参评晋升副教授，我提交的研究成果包括《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学校审查时要求我提供一个撰写部分的证明，我给先生打电话禀明因由，先生立即亲笔写了《一点说明》签名盖章后用特快信寄给我，对秦汉部分的撰写进行了说明，其中说：“马亮宽于文是非常用功的，数易其稿。他写的稿子近似于硕士论文的性质，可视为个人之作，也正基于此，我把作者名次依实排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出版时先生坚持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三位作者排名次序是孙立群、马亮宽、刘泽华。当时孙老师和我都推举先生为第一作者，但先生坚持署名最后。现在先生和孙先生都已作古，我有责任说明此书署名不合情理的原因。近三十年来，先生的《一点说明》原件，我一直好好保存，直到今天我阅读此文，联想先生治学、为人及对我的关爱，仍然是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人们评价学者时，常将道德与学问并重，先生可谓两者皆称典范。为学渊博精深，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宗旨在于明道正宜，既不曲学阿世，亦不受外力干预。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尤其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体制及形成原因有精深研究，对传统文化及载体主张批判继承、创新发展，他的思想观念有时被人误解而产生歧见。但如果对先生的论著和思想理念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学理性研究，其思想与学术成果经过历史的检验是正确的，同时先生又是与时代同行的爱国学者，他曾自我表白：“我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心地阴郁的恨世者，一个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专意要跟伟大传统过不去，决意为中华文明抹黑。相反，我爱这个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所以要对她衰颓的经络痛下针砭，对她久疴的病灶厉加刀锯。我希望她保持对现实的警觉，通过自我批判维持日进日新的健康机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饰的辉煌里沉溺不返。”先生一生为学诲人，殚精竭虑，其为社会进步尽职尽责的苦心光耀可鉴。如今先生远辞尘世，回归道山，我后辈学者当继承先生遗愿，维护其思想免被曲解，人格不受贬损，这是我们晚辈学生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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