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晋代张翰有一句名言——人生贵得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
秋风起于洛阳，他忽然想念故乡吴中的莼菜与鲈鱼，当天辞官南归，后来八王之乱爆发，他洛阳的同僚多半陷入祸乱丧命，他早已回到江南，平安终老。
这是中国文人极其罕见的一种自持姿态，具体而言，历史以来文人也有一种基本的冲突和矛盾，或者说是一种基本分野。
一支是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传统，以科举为路径，以功名为归宿，另一支是隐逸避世的出世传统，以陶潜、张翰、聂绀弩为标本，以远离庙堂为清高。
前一支声势浩大，主导了两千年的科场与仕宦，后一支声音微弱，却在每个时代都留下几个不肯屈膝的名字，构成文明里最珍贵的那一小撮内里。
或许这条线，是理解下面这件事的价值坐标：
这是刚刚刷到一段视频。
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孩子还没入学，没为任何人服务过一天，便妄图在公共道路上有所区分，自导自演、自封神车，把家庭私人喜悦直接翻译成道路优先权的诉求，合适吗？
评论区里的留言颇见内核：
几个观点吧。
一是，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其对孩子教养的底色。
这位家长把考入某所大学当作可炫耀的头彩，恰恰说明了已经把人上人崇拜当作教育的终极目的地。
孩子还没入学，没服务过任何人，家长已经先摆好了当老爷的感觉，这要是真进了某个位置，那还得了？
家长在孩子考取某所学校的当天，想到的不是儿子将如何做人，而是立刻把它翻译成公共道路上的优先待遇，这难道就是代代相传的育儿要义？接近人上人等于荣耀？
二是，我悲哀于这种人上人崇拜的普遍性。
你要么在别人头上，要么在别人脚下，这种价值观传导是极其常见，也极其可怕的，它不存在和别人和谐互助这个第三种可能。
孩子从会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一刻起，他被灌输的就已经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而是我要如何踩到别人头上。
这句被多数家长引以为教育金句的话，拆开来看其实是一句凶狠的话——它默认了一个前提:社会必然是踩踏结构，你不上去就会被踩，所以你必须上去踩别人，人与人之间与邻为壑也是从这些劣性文化中养成的。
三、虽说这位家长可憎，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环境养成？
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自认为不做人上人，就是任人处置的那个下人？
如果环境每一个日常场景都在向普通人示范人上人决定一切，你怎么可能指望人们相信平等的价值？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示范里，人又如何去避免学会这套算计？
往深一层讲，这种炫耀是恐惧的产物，不是骄傲的产物。
之所以要不停展演自己的层级，是因为他们深知这层级随时可以被剥夺，今天你是学霸家长，明天你儿子毕业分配不理想，你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把身上仅剩的那点人上人标签擦得锃亮、展示得夸张，这也是一种深深的、无法安顿下来的不安，是人上人结构本身对人的规训，你只有不停向下踩，才能证明自己没有掉下去。
哈维尔说，连上面的人都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和下面的人一样，都要用外在的仪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大致便是如此了。
破除人上人崇拜的解药我想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一个下人都不再是下人，人可以在不巴结任何人的情况下过完体面的一生，当一个环境、文化各种层面真的做到了这一步，人上人这个词自然就消失了，因为它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没有人再需要向上爬，因为脚下的地面稳固可靠，没有人再需要向下踩，因为踩了也占不到便宜。
好像现阶段家长的精神质地，原本许诺过市场经济会带来独立人格、市民社会、作为有权利的个体意识，但实际结果是市场没能生长出独立人格，反而与结构合谋，培养出了一批更加精明的人上人信徒，谄奴，他们不再有理想主义的包袱，只剩下赤裸裸的向上攀爬的本能。这类不是当代家长的均值，而是大多数人的标配。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用尽了力气，都想告诉国人，每一个个体都是目的，不是手段，每一个人的尊严都不需要靠踩着别人来证明，现代人不是想做人上人的人，而是不需要做人上人也可以活得堂堂正正的人。
但这些声音，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类余毒面前，几乎全数溃败。
可能吧，原本制造并维持这样观念的人，自有他们的利益考量。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后世人眼中，是站在被这套观念伤害的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制造它、纵容它、享受它的那一边——如果终有一天走向文明，那么今天所有为这套观念添砖加瓦的人，理应在史册中备受唾骂。
鲁迅笔下的阿Q之于当代国民，不是所有人都是阿Q，但阿Q身上却是凝缩了国民性的病灶。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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