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伊山镇的柳树还没抽芽，街口炮楼的影子倒先压了下来。
风从盐河那边吹来，带着腥咸味，吹得伪区公所门前的膏药旗啪啪响。两个伪军抱着枪打哈欠，见老百姓路过就瞪眼，人们低头绕道，谁也不愿多看一眼。
高卫卿就坐在炮楼里面，沦陷前，他曾当过国民党区长，日本人来了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伪伊山区长，人送外号“两朝元老”。他替日寇催粮、派夫、递情报，带鬼子下乡“扫荡”，伊山周围不少村子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老百姓们提起他来，牙根都发痒。
日寇驻伊山宪兵队院里，此刻有个年轻人正低头擦桌子。他叫李长祥，板浦镇人。
1942年7月，经领导安排，李长祥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1943年春，抗日民主政府朱埝区区长朱万洲推荐，上级组织同意，他又进了伊山日寇宪兵队。
明面上，李长祥在宪兵队跑腿打杂；暗地里，他眼睛看、耳朵听，把敌人的动静一点点送出去。
宪兵队头目山崎广治脾气暴，疑心重。李长祥在他跟前做事，手勤嘴紧，从不乱问。山崎觉得这年轻人老实，有时当他不存在。
李长祥要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高卫卿这根钉子，组织上早想拔，可硬打，容易吃亏，暗杀，又难近身。
后来，潘震球想了一个办法，他写了一封假信。信是灌云县长孙笃生写给伪区长高卫卿的，里头问高区长近况，还提到如何配合除掉驻伊山日寇据点。
信写得不长，字里行间却像真有那么回事，组织把这封信交给李长祥，让他找机会送到山崎手里。
李长祥把信叠成八路军传信时常用的特殊记号。那种折法，山崎认得。
一天上午，山崎从外面回来，皮靴踩得院子咚咚响。李长祥迎上去，手里捏着那封信，装出一副刚拾到东西的样子：“太君，我在街上捡的，看这折法不一般，没敢拆。”山崎接过信，翻来覆去看了两眼，脸色就变了。他拆开一读，先是愣，接着眉毛拧成疙瘩，最后一声怒骂冲出来。
信上落着孙笃生的名字，收信人却是高卫卿。
山崎当即认定，高卫卿是八路安在伊山的坐探。
李长祥站在一旁，心口跳得厉害，脸上却木着。他怕山崎多问，又怕山崎不问。多问，怕露出破绽；不问，这出戏就白唱了。
好在山崎火气上来，顾不得细究，当即抓起电话，摇给驻新浦的日寇特高课长高乔。电话里叽里咕噜一阵，山崎的声音又急又狠。
第二天，高乔派来的宪兵就到了伊山，直奔伪区公所，把高卫卿抓走。
抓人容易，坐实罪名还得有“证据”。李长祥早想到这一层。他预先准备了一封高卫卿给孙笃生的复信。
信不长：“孙笃生县长：近日未见来人，里应外合之事有变否？高某捧心以待。”落款处，盖着伪区公所的大印。那印不是真的，是他用肥皂仿刻的。
夜里，他在住处用小刀一点一点抠，印泥颜色、大小，他都仔细比过，不凑近细看，看不出破绽。
宪兵搜查伪区公所那天，院里乱成一锅粥。日寇翻箱倒柜，专找高卫卿藏的银钱和古玩。伪职人员缩在墙根，大气不敢出。
李长祥也被叫去搜查西。他怀里揣着那封复信，袖口里还卷着备用的一张。他抱着几摞旧账本，眼睛却盯着高卫卿的案头。案上摊着公文，旁边放着一本《红楼梦》，书页卷了边，像是常翻的。李长祥趁几个日寇搜看瓷瓶之际，屋里没人注意，几步挨到案前，把那封复信迅速夹进书里。
夹完，他退到门边，继续搬账本，像啥事也没发生。
过了一会儿，一个宪兵翻到案头，抓起《红楼梦》抖了抖。信纸从书页里飘出来，落在地上。宪兵捡起一看，不认识几个汉字，赶紧递给翻译。
翻译念了两句，屋里顿时静了。
山崎广治拿到信，脸色越来越青。信上“里应外合”“捧心以待”几个字，像针一样扎眼。再加上那枚伪区公所大印，高卫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高卫卿被捆在院里，起初还喊冤，说信不是他写的，印也不是他盖的。
日寇哪里听？枪托砸过去，皮带抽下来，打得他满脸是血。他一会儿说有人陷害，一会儿说孙笃生他不熟，越说越乱。
山崎冷笑，只当他是狡辩。当天，高卫卿被押送新浦宪兵队。到了那里，电刑、狗咬，一样样都尝了。
高卫卿坐了四十天大牢，最后没被处死，可人已经脱了形。回到伊山，再没了从前那股威风。
伊山街上的老百姓私下里传，说高卫卿是“两头通吃”，到底让日本人收拾了。
没人知道，那封从街上“捡”来的信，是谁递到山崎手里的；也没人知道，那封从《红楼梦》里掉出来的复信，是谁夹进去的。
李长祥照旧在宪兵队里擦桌子、跑腿，见了山崎还是那副老实模样。只是夜里躺下，他常把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哪里露没露相，哪句话多没说。
地下工作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三步，错一步，命就没了。
后来，李长祥历任新四军某部连长、董集区乡长、地委敌工部组长等职。
可1943年春天伊山这件事，他很少对人提。那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仗，却借日寇的手，拔掉了高卫卿这根钉子，替乡亲们除了一害。
炮楼的影子终会倒，街上的柳树终会绿。
那些在暗处咬牙做事的人，名字未必人人知道，可他们走过的路，老百姓的日子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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