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日，历史所清史研究室邀请到了两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何炳棣与波士顿学院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吴秀良两位先生就清初政治的议题为大家贡献一场精彩的演讲。多位明清史学者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教授，社科院历史所王戎笙、郭松义、李世愉等先生出席本次演讲会。演讲由吴伯娅教授主持。
演讲由吴秀良教授主讲，何炳棣教授作为评论人对吴秀良教授的研究背景与成就做了简要回顾与交代。196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何炳棣先生就清史学界关于“雍正夺嫡”等清初政治问题给予不同于传统看法的重要提示，指出清朝各种制度在入关前后有着相当的变化，用入关前的制度与习惯来研究入主中原后的政治与文化，会有很大问题。原本持传统“夺嫡篡立”说的吴秀良先生受此启发，重新开始审视与研究此一问题，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77年，吴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报告了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得到作为评论人的何炳棣教授高度肯定。本次报告的内容，是将有关文献经过全面检视与梳理后对雍正研究所做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
清史学界关于康熙时期立储、雍正继位等问题传统的观点是主张“篡立说”，认为雍正通过阴谋手段非法夺取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皇帝继承权。这种主张为孟森、王钟翰、金承艺等各家所力主，具有很大影响。所以，要对这个主张有所修正，必须在史料上进行全面的搜集与处理，同时也要对“篡立说”本身进行学术考古式的正本清源。吴秀良先生遍查台北故宫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学术机构，搜集三万多件有关文献，重新就康熙中后期的政治背景、建储与继位的各个环节进行细致的考证与分梳，为我们“还原”了另一种历史图景。
本报告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用坚实的史料重建了康熙末年的政治背景，厘清有关太子废立、诸子斗争、雍正与十四子的名讳、十四子出任抚远大将军真相、康熙最后的面谕、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争、有关继位的见证人的资格的辨正等重大事件的历史事实与传说讹误，指出康熙末年废立太子等事件，雍正并未从中活动获取政治资本。从玉牒的记录来看，关于雍正窜用胤祯的名字是不符合事实的。康熙遗诏由面谕、末命等形成文字，并未提到继承人的问题，因此雍正篡改遗诏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深入的考证厘清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历史误读。比如关于允禟的名字“被雍正改为塞斯黑”的问题，传统认为是雍正对反对派允禟进行惩罚而咒骂其为畜牲。但经过考证，允禟改名是因为被开除了宗籍，宗人府规定其必须改名，由允禟本人挑选名字。塞斯黑为满语“狗”的意思，允禟挑选这个名字，是因为其属相为“狗”。在满族文化中，使用这个名字并没有贬义。传统的理解，是我们用汉族文化所进行的解读。这样的错位，导致了对历史事实的淹没和歪曲。
第二部分，关于历史解释。吴先生认为，我们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判断，须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一.人的行为受到个人内在的思想体系（包括宗教信仰）、他的价值观、性格的独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二.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社会道德伦理及政治制度亦属于约束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价值的要求和应对在人际关系中同样产生重要作用。何先生使用“文化环境”这一概念来表述物质、精神、制度等体现在习俗与生活样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三.一个政治人物角色的改变，使得他对相同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亦发生改变。比如在对待诸兄弟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做皇帝前以“情理”为主、呵护兄弟之情，而做皇帝后则就会以皇权的稳定为标准，这种改变用来解释雍正继位后的一些政治举措与继位不同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第三部分，关于史学观念的知识考古。对于“雍正篡立”说本身做史学史上的正本清源，对我们重新来反思某些传统的历史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关于雍正继位的“疑案”，由于晚清兴中会等革命党从日本发现《大义觉迷录》文本从而开始渲染，对满洲皇族的丑闻的发掘具有以下时代背景：当时革命人士正处于以狭义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清、反满的宣传的运动中；士大夫如梁启超等以“新小说”作为革命武器的提倡；科学观念的兴起；革命派提倡的复仇等狭义之风的流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的综合影响下，晚清士人构造了雍正篡位、吕四娘、血滴子等一系列“历史故事”。清朝的“野史”，大概也从1902年后开始发达。而这些“故事”与“野史”，在晚清排满与革命的时代风潮中，固然对革命动员与凝聚起过很大的作用。但不经过史学观念的自觉，对其进行学理的思辨，则会成为误导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吴秀良教授关于雍正继位的研究，虽受何炳棣教授的启发而展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即有Passage to Power: K’ang-his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1979，中译本名为《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出版。他认为相比之下，此书所展现的仅相当于此研究的一个序论，现在所形成的书稿，是应用了多达三万件的档案文献所做出的全面论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宏著尽快出版，以飨学林。
演讲结束后，何炳棣、冯尔康、王戎笙、郭松义等教授发表了评论，认为吴秀良教授的研究结合实证研究与文化研究、档案史料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环节进行细致考证与解释，对清史学界具有很大启发用。也对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吴伯娅教授最后对演讲进行了总结，代表清史研究室对何炳棣、吴秀良两位教授的莅临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要加强这种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以利清史研究的推进。
（鱼宏亮，201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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