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毕其一生也看不了多少。
那么有没有可能，回到人类梦开始的地方，去探索天下如何“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这个问题很大很难，然而有一本书却致力于此，这绝对是你今年最不能错过的一本书——罗伯特·贝拉教授的《人类进化中的宗教》。
罗伯特·贝拉（1927—2013），195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巨擘帕森斯，身为享誉世界的社会人类学家，贝拉精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和神学。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而对超越性的追求正是人之为人的突出体现，这就是宗教乃至哲学等的由来。宗教不仅塑造了人类的文化，而且也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行为方式。
这本书吸收了海量的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洞见，被杜维明教授认为是自韦伯以来所未有的最重要的原创性巨著。
杜维明：这本书可能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对宗教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至为重要的原创性著作之一。
哈贝马斯：我还没有见过与之同样雄心勃勃和包罗万象的研究。
阅读这本书，会让你对此前的知识有全新的贯通的理解，并以此为契机重思自我和人生，看见“在人类已经想象过的生活中，哪一种是值得过的”。
“自私的基因”并不对
其中没有关于人类的全部答案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私的基因》的观点可能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生物的行为和进化并不是为了种群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保证物种的存续，而是为了基因本身的生存和复制。
因此，即使是表面上看似利他的行为，如某些动物的群居行为或亲代照顾，也可以从基因的自利视角解释为增加个体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概率。我们都只是求生的机器。
《自私的基因》是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1941—)年出版的一本书，它使用“自私的基因”来表达基因中心的进化论观点。
不过，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例如贝拉就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进化的主体是生物有机体，而不是基因。
如果基因本身是目的，则无法解释能力的进化，如养育幼崽和小孩的能力、制造原子弹的能力，这些能力并不必然能够帮助基因延续，它们甚至可能彻底毁灭我们。
如果有机体能够学习，而这种学习能够改变环境，并因此改变后代的生存机会，那么，正是有机体才是进化的“核心单位”，尽管有机体肯定包括基因。
基因是细胞内遗传信息的单位，由DNA组成。它们编码蛋白质，控制生物体的特征和功能。基因通过转录和翻译的过程影响生物的结构和行为。
“自私的基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立场，正是进化使得人类有可能把人性的自私委过于基因，而这也是因为，人性是可以不自私的。换一句话说，那种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在使用语言的人类中，日常生活世界从来不是一切不过如此而已，人们看见的是通过文化、象征构建的世界，而在贝拉看来，这就是“宗教”，宗教的本质是一个象征系统。
人类逐渐进化出了象征系统，使得人们可以“生活在他处”，虽然这可以从基因延续、从社会达尔文的角度来解释，但是也不尽然如此，有些“无用之用”之所以有用，不是相对于基因而是相对于人而言。
总而言之，文化和宗教可以帮助人适应和进化，但是它们并不纯粹以此为目的。
人类“离线”的能力
孕育出了宗教乃至科学和艺术
贝拉注意到，许多生物学家使用“在线”和“离线”的计算机语言描述生物。
在“在线”状态下，生物体需要直接响应生存的各种压力，如觅食、战斗和繁殖。而在“离线”状态下，当这些生存压力暂时消退时，生物体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如睡眠和游戏。
人类的“离线”能力夸张得惊人，比如长时间的睡眠，进行纯粹嬉乐的游戏，这些并不能给生存带来直接的收益，人类甚至因此耽误觅食、照看孩子、进行生育。宗教以及科学与艺术正是这种离线能力的结果。
他认为，在人类出现之前的进化时期，可以发现宗教赖以产生的基本能力，此即模仿行为。哺乳动物的游戏本能即是宗教的源头。而在宗教的历史上，游戏和模仿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乃是仪式的先驱，它们体现了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方式。
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赫伊津哈（1872-1945）视游戏为自由、规则明确且与日常生活分离的活动，塑造了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是理解人类文化动力的一个关键途径。
与此前那些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梦幻、异己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压迫等各种理论相比，贝拉教授的宗教起源论自然显得卓尔不群，令人耳目一新。
贝拉认为，宗教的进化确实增加了新的能力。但他一再强调，宗教进化并不意味着从坏到好的进步。人类并不是从部落民众拥有的“原始宗教”进化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所拥有的“高级宗教”。
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
人类进化出了各自的宗教
贝拉断定，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诸宗教亦步亦趋。它们以其自身的方式解释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取代了劫掠成性的部落里的基本的平等主义。
酋长们及随后的古代君王们需要新型的象征化，以使依据财富和权力而日益增长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等级划分获得意义。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理论性的文化在古代世界的多个地方出现了。
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指的是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和文化在多个文明中出现了根本性的思想和哲学变革。
中国、古以色列、古印度、古希腊都出现了弃世者，他们质疑旧的叙事，以重组旧的叙事及其模仿性的基础；他们摒弃仪式与神话，以创造新的仪式与神话；并且以伦理的和灵性的普世主义的名义，质疑所有旧的等级制。
他们提出的乌托邦都具有游戏的成分，并且把仪式放在核心地位，而文化沿着模仿的、神话的进阶到理论的阶段，贝拉指出“理论”的希腊语“theoria”准确的译法是“沉思”，这是一种既非主动，亦非被动的状态。
正是这种状态、这种意识使得一切被照亮了，那种宗教体验如中国哲学里的“内圣外王”，如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解脱，如柏拉图对善的理念的想象……当这种状态成为反思的焦点，就导致了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根本质疑，世界也就被相对化了。
庄子、佛陀、柏拉图
贝拉用“理论”来说明那种全新的文化能力，那些在特殊体验中“看见真理”的人，由此构想“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并尝试在现实中建立有限的理想世界。这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理论”想象可以背过身去，完全放弃任何道德立场，只看什么是于现实有用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存在着两种“理论”，即纯粹的沉思和对不同领域的探究，这也是智识生活和实践生活的区分，这二者对于人类来说都并非纯粹积极的，乌托邦想象可带来高贵成就也可以激发最坏的行动，为了理解而进行的探究带来了惊人成就也赋予了人类毁灭环境和自身的力量。
“纯粹的沉思”和“具体的探索”关系密切，例如道家、儒家和法家都说“无为而治”，然而采取的手段迥然不同。
柏拉图倾向于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更重视实际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实用性，其实柏拉图在晚年转向了对更实际和可行政治安排的探索。图为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贝拉指出，当两种“理论”最负面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人类就将走向自我毁灭。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贝拉提醒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轴心文化都给出导向普遍伦理学的可能方案，但是如果把它们从自身文化语境中脱离出来， 臆断某一理论的优越性就会铸成大错。
他认为，这并非是重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因为不同理论本身就是对自身理论传统中的问题的回答，甚至于它们所面对的，本就是不同的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非要说其他传统回答我们的问题不如自己的传统回答得好，那不过就是陷入自以为是的逻辑循环，因为自己的传统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自己的那些问题的。
赫伯特·
芬格莱特
一个人可以是个敏感而老道的旅人，在许多地方都轻松自如，但他必须有一个家……家总是某个人的家；但并无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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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中的宗教：
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
[美]罗伯特·贝拉 著
孙尚扬 邵铁峰 刘一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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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人类进化中的宗教》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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