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3年1月，童明编著的《华厦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教学方法和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的学习表现，以及他们归国以后在建筑设计和教育领域的成就。在童明看来，透过“林徽因和她的同学们”，我们能看到建筑学曾非常打动人心、能激励人的精神。
第一财经：多次展览和不断推进的学术交流，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形成了对宾大一代建筑师感兴趣的群体，你从这种氛围当中体会到了什么？
童明：大家都能从不同的视角和兴趣出发来进行讨论，我觉得这是好事。我更多偏向建筑师的视角，建筑师角色的本质是创造性，能把时代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转换成建筑环境。这不仅需要工程技术，还要有艺术天赋、革新精神、创新思辨能力。建筑师这个角色，不仅是要继承传统，更多要从传统里面思考如何更好地为当下、为未来做探寻。
从全球语境看，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蓬勃发展、积极探索的阶段。柯布西耶发表了《走向新建筑》，设计了很多革命性的作品，包豪斯出现了，跟宾大这批中国留学生同代的美国建筑师路易斯·康也崭露头角，他毕业之后经历了很多，接纳了多元化的信息。那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环境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
这样来看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他们中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像《华厦基石》里面提到的朱彬、范文照、童寯、杨廷宝等，他们的建筑作品一部分是为了适应当时业主或市场的要求，深层次上看，很多是革命性的。
建筑学需要创新性，也需要时代感，是一个能很好兼具两者的专业。一方面不断地突破，另一方面跟真实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是我们的系列展览和研究着重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第一财经：对这一代人的研究，是否能牵出一些由这代建筑师设计、近年面临改造的建筑？如果做这样的项目应该注意什么？
童明：今天能看到的这种保留下来的建筑不多，都非常难得。我们有一个例子。2012年我们跟南京市秦淮区政府联系，开始着手启动童寯故居改造项目。过程很复杂，首先是规划设计报批，然后向文物部门申报，一步步走流程，中间要克服很多障碍，比如人事变动等。不过，所有参与单位和相关人员对这个事都特别支持。
童寯纪念馆是由两块组成的，一是童寯故居，二是旁边新建的馆体。故居边上有一块小的边角地，当时构架童寯纪念馆的时候，区政府决定把这块地发展成一个新馆，新馆和老馆联合在一起作为纪念馆。
老房子只能用来参观，使用上有很多限制，新馆可以提供空间，来呈现更多内容。去年老馆已经修复完毕，对外开放了。新馆还在建设中，今年应该能全部完成。新馆建好之后，整个纪念馆才是完整的状态，明年应该能正常运转了。
这样的建筑，公众很关心。前阵子在北京参加关于林徽因的活动，有观众说起北总布胡同梁林故居被拆掉的事，感到很痛心，说“北京应该感到羞愧”。像这种能记载历史的建筑环境，今天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毕竟越来越少。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建筑不是空壳，是有灵魂的。建筑如果能够有人物、有故事、有丰富的历史，就更加难能可贵。这也是值得我们花长时间好好梳理挖掘，好好改造它的原因。
第一财经：你提到宾大这一代建筑师，学习、工作时身处世界和中国的变化环境中，这跟现在的城市更新要面对的大环境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的角度，你怎么看现在城市更新的前景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童明：现在人们所做的事情，别说跟100年前比，跟10年前都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想强调的是一些相同的基本因素。城市更新不是21世纪才有的，城市一诞生就面临着更新。钢筋混凝土房屋的寿命可能是50~100年，以前砖木结构或者更原始的房子，可能也就一二十年，物理的、功能的寿命都在变。
今天我们的不适应，在于我们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简单快速扩张阶段。一方面建造了大量城市环境和建筑；另一方面把原本该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工作，粗略化、简单化了。
近30年的快速扩张，经历了简单化大批量的生产，各行各业只是在规模上进行了极大的扩张，但在智力、思维上面退化严重。人们常讲，很多产品比以前手工匠人做的时候精细度差多了。精细度是心手合一的结果，是一种综合性的考虑，不是重复简单劳动。
现在任何一个城市更新项目考虑的因素都非常多，不能再简单复制了，每块场地、每个对象、每个业主、每种功能都不一样，感觉就像面临着巨大挑战。
要明白的是，在以往的时代里面，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状态。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设计师、思考者，对脉络和过程作出全面综合的理解和判断。我觉得我们只是回到了正常的状态，过去30年是非正常状态。一家设计院能发展到几千人，这么多人都是在精细化的思考过程中进行工作的吗？这种局面也相应地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对我们生存的世界造成了很多浪费和粗暴的破坏，值得反思。
我觉得把城市更新视为以往工作的简单重复，或说它只是一种类型，都不妥当。它是一种我们需要去用心对待，以精神去介入的工作。大量的历史建筑环境需要更新，不仅是老房子需要修，拓展一点看，有大量人的因素在城市更新中起作用。任何一个老的小区、一栋老建筑，基本的改变都需要对功能体系、对人的行为因素作出精细的考虑，再反馈到对建筑物的基本改造中来。
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中还会接触到更多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不仅要去关心作为一个设计师该关心的事情，甚至还要关心业主方、投资方、运营方、施工方职责范畴里的一些内容。
最近我们在南京参与一个项目，投入的资金量很难覆盖整个街区焕然一新所需。但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也不需要投入这么多。如果把一个居民原本正常生活的区域搞得富丽堂皇，导致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就走向事情的反面了。怎么既做到改善，又能控制代价，这就是更具有挑战性，也更有价值的事情。要让已经失效的机理，能够回到它应有的环境里面去，这可能更贴近本质。
第一财经：在资金等条件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
童明：这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刚才我提到在过去30年中，大家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模式，快节奏、大批量、高投入去做事，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零散化、小节点、渐进式，以难以控制或难以预料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怎么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存在下去，是一个有巨大挑战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建筑业不会消失。人只要存在于世界上，必须生活在一栋建筑或一处环境中间。建筑师的身份也不可能消失，总会出现在需要的地方。
目前对建筑师转型的讨论是很关键的，不能再死抱着大家已经习惯的标签或形象去工作——我要成为大师，我一做就是一个传世的作品——这种想法早已过时了，也毫无意义。更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在快节奏的社会发展动态过程中，为生活世界不断提供有激发作用的养分。
人们经常抱怨外在因素对建筑专业形成制约，实际上很多建筑师也比较封闭，并未意识到工作语境和目标的变化，还抱持着过去时代流行的一些观点。不能用以前的期待去面对当前的问题，比如在复杂的城市更新工作中，简单粗暴的状态是最好所有的现状都要格式化，拆成一块平地最适合发挥，但这是不可能的。
真正意义上好的建筑作品，必然来自跟现实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和对话。我觉得需要有相互调试的过程，目前来讲，节奏慢下来是正常的反应。慢一点也会更好，能够接纳更多的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试，我想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东京、纽约、巴黎都经历过十几年的短暂极度爆发，随即面临很大的长期危机。如果拉长历史跨度来看，都很正常，并不需要过度悲观，只不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
（图片由梓耘斋建筑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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