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压力（Early Life Stress, ELS）是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 ED）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并非单一病因，而是一种强大的影响因素，能在个体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层面共同塑造易感性。
2026年1月7日，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Zuleide Maria Ignácio在Neuroscience发表：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mechanisms linking early life stres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eating disorders，揭示了早期生活压力与进食障碍发病机制之间的神经生物学和心理社会机制。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早期生活压力（如创伤、忽视和长期逆境）如何通过神经内分泌失调（如HPA轴功能紊乱）、神经递质系统改变（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表观遗传修饰（如DNA甲基化）及心理社会因素（低自尊、情绪调节障碍）等多维度机制，形成持久的“生物-心理”易感性，从而促进进食障碍的发生与持续。
图一 与进食障碍中食欲调节相关的遗传关联和分子通路
神经性厌食症（AN）、神经性贪食症（BN）和暴食障碍（BED）是受遗传与早期生活压力共同影响的复杂精神疾病。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证实其具有显著遗传度并揭示多个风险基因参与应激反应、食欲调控和代谢通路。例如，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NR3C1）的表观遗传调控可受童年照护质量影响，介导情绪脆弱性；瘦素及其受体基因不仅调控饱腹感，还与早期压力交互影响进食障碍和肥胖风险，纵向研究提示前额叶（而非下丘脑）瘦素受体表达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此外，瘦素-黑皮质素通路相关基因（如LEP、POMC、MC4R）的多态性与AN/BN的个性特征和精神病理密切相关。GWAS还识别出其他潜在风险位点，如与突触功能和体重调节相关的细胞黏附分子1（CADM1）和参与皮层轴突发育的多聚嘧啶 tract 结合蛋白2（PTBP2）。这些发现支持构建多基因风险评分，并为解析进食障碍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及开发新疗法提供遗传学基础。
图二 遗传与早期压力交互驱动进食障碍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该研究还揭示AN与强迫症、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存在显著遗传相关，并与代谢特征（如低BMI、高HDL胆固醇、高体力活动）密切相关：其中BMI呈负相关且BMI多基因评分可预测暴食、节食等行为，提示体重相关遗传变异通过BMI介导进食障碍风险。AN涉及中脑边缘/皮层多巴胺通路（调控奖赏与抑制控制）、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驱动强迫与习惯行为）等功能异常。动物及人类研究显示，早期生活压力可持久改变这些通路的多巴胺活性与突触可塑性，促发适应不良的进食行为。纵向数据（如“父母与儿童研究”）表明，儿童期较高BMI可预测青少年期暴食与节食，尤其在男孩中，提示肥胖与进食障碍在青春期存在双向关联。家族与双生子研究证实进食障碍具中等至高度遗传度（如BED约40–50%）且受性别、母系病史等因素调节。遗传易感性并非孤立作用，而是与早期应激交互，通过表观遗传修饰（如DNA甲基化）调控血清素、BDNF、胃饥饿素、雌激素等相关基因表达，影响情绪、冲动与食欲调节。综上，进食障碍是遗传、神经环路、表观遗传与早期环境逆境动态交织的结果，理解这一复杂互作对发展精准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图三 早期生活压力中HPA轴的失调及其对进食障碍的影响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是应激反应的核心神经内分泌系统，其激活始于下丘脑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继而促使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最终驱动肾上腺释放皮质醇。皮质醇不仅调节代谢与免疫功能，还影响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系统，进而调控情绪、行为及对精神药物的反应。因此，HPA轴是早期生活压力（如虐待、忽视或不安全依恋）对心理健康特别是进食障碍产生长期影响的关键通路。童年逆境常导致HPA轴负反馈受损，表现为皮质醇水平异常（过高或过低）、应激反应增强并伴随海马体、杏仁核和下丘脑等关键脑区的结构与功能改变。这些区域参与食欲、情绪和冲动控制。“糖皮质激素级联假说”提出，发育关键期长期暴露于高皮质醇可造成持久性神经损伤，增加AN和BN风险。表观遗传机制（如NR3C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进一步介导了早期不良环境与成年HPA轴功能障碍之间的联系。此外，慢性应激通过HPA轴影响边缘-纹状体奖赏回路，在高适口性食物存在时诱发渴求、失控进食和暴食样行为，尤其在高应激反应性个体中更为显著。临床研究也发现，焦虑型依恋的进食障碍患者常表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迟钝，提示HPA轴低活性与更严重病理相关。在非临床人群中，感知压力水平亦与功能失调性进食及肥胖指标呈正相关，支持应激与进食问题存在连续谱。综上，早期生活压力通过诱导HPA轴持久性失调：包括神经内分泌紊乱、脑结构改变及表观遗传修饰，显著提升进食障碍易感性。动物模型提供了因果证据，而人类研究强调该机制与临床严重性和治疗抵抗密切相关，凸显早期识别与干预的重要性。
图四 早期生活压力对神经递质系统及进食障碍易感性的影响
早期生活压力可持久重塑血清素系统，进而影响情绪调节与摄食行为，成为进食障碍的重要神经生物学基础。血清素通过5-HT1B、5-HT2C等受体抑制食欲并调控中脑边缘奖赏通路的享乐性进食。生命早期（如孕期或童年）的应激暴露会改变血清素受体、转运体表达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尤其影响下丘脑、海马、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等关键脑区，导致神经传递异常与功能连接受损。动物研究表明，母鼠分离等早期压力可诱导成年期持续性低食（如下丘脑5-HT1B受体上调）或高适口性食物摄入增加（伴随血清素水平下降和类焦虑行为），且存在性别差异，雌性更易出现反弹性暴食。
人类研究进一步支持该机制：急性色氨酸耗竭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中减轻焦虑（提示高血清素状态），却在贪食症患者中加重症状；SSRIs对暴食障碍有效；神经影像显示多种进食障碍患者在下丘脑、伏隔核和中缝核的血清素转运体可用性降低，边缘系统5-HT1A受体活性异常。非人灵长类模型也证实早期虐待导致前额叶和边缘系统5-HT受体活性下降，与情绪和奖赏功能障碍相关。综上，早期压力通过区域特异性、受体亚型依赖的方式“重编程”血清素系统，其效应受性别、应激类型和代谢状态调节，最终促成神经性厌食、贪食或暴食等不同表型，凸显血清素通路在进食障碍病理中的核心作用。
未来研究应聚焦多模态生物标志物（表观遗传、HPA轴、炎症及神经影像），以揭示早期压力对进食障碍的生物学嵌入，助力精准分层与个体化治疗。
文章来源
https://doi.org/10.1016/j.neuroscience.2026.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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