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十
编辑|鸟虫鸣
公元675年重阳，王勃正坐船南下探望在交趾任职的父亲，路过广州时被宝庄严寺的住持拦了下来。
住持知道王勃文笔好，想让他给新建的舍利塔写篇碑文。
没想到王勃当晚磨了好几升墨，喝了顿酒就睡了，五更天起床提笔就写，3200多字的骈体碑文一口气写完，还没改一个字。
可谁能想到，第二年王勃北返的时候遇到台风，受了惊吓溺水死了，才27岁。
这篇《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就成了他的绝笔，更奇怪的是，直到现在都没人能把这篇文章完美翻译出来。
现在咱们写个3000字的报告都得查半天资料，还得反复修改，王勃当时仅凭一时灵感就写出这么长的文章，还一字不窜，这才思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而且这篇碑文不是简单的写景抒情，里面藏的“门道”可太多了，先不说翻译，就算是读懂都得下不少功夫。
这篇碑文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典多，3200字里塞了200多个典故，平均每16个字就有一个。
其中差不多四成是佛教里的典故，剩下的还涉及《周易》《楚辞》，甚至星占、医药这些领域。
开头第一句“盖闻八万四千法，法法云兴；三千大千世界，界界星列”，“八万四千”出自《涅槃经》，“三千大千世界”来自《阿含经》，两句话就把佛教的教义和宇宙的概念结合到一起，格局一下子就拉开了。
本来想数下里面到底有多少佛学名相，后来发现没点佛学基础根本看不懂，光“三十二相”“十二因缘”“四谛”这些词，就得翻好几本经书才能搞明白。
现在想想，王勃当时肯定是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全用上了，不然也写不出这么“浓缩”的文章。
除了用典多，这篇碑文的句子结构也特别复杂，像是在玩“文字魔方”。
通篇都是四六句对仗，而且一对句子里还能再分出小对仗。
比如“鸟迹疑梵，虫篆如籀；龙鳞匝地，凤翼摩天”，“鸟迹”和“虫篆”是一对，可它们又分别和“梵”“籀”形成小对仗，一句话里有三层对称关系，语义一层叠一层。
王勃还喜欢在同一句话里放不同宗教、不同领域的典故，比如“宵吟金刚之偈，旦诵步虚之章”，“金刚偈”是佛教的，“步虚章”是道教的，他用“晚上”和“早上”的时间对比，把两种宗教的经文放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
很显然，王勃写的时候肯定没想着后人翻译的事，不然也不会把句子编得这么绕，这对翻译的人来说简直是“坑”。
为啥这篇碑文这么难翻译呢？其实不是译者水平不够，是这篇文章本身的“特殊性”太多，想完美还原几乎不可能。
首先是那些佛学名相，比如“法”“相”“谛”“轮”这些词，在英语里根本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
要是直接音译成“dharma”，不懂佛学的人根本不知道啥意思；要是意译成“teaching”，又丢了“法”本身“轨持自性”的意思。
而且这些词在不同语境下意思还不一样，比如“法”有时候指佛法，有时候指佛陀的教导，翻译的时候根本没法兼顾所有含义。
然后是骈体句式的问题，四六句对仗不只是形式好看，还承载着文章的节奏和意义。
要是把对仗拆开改成散句，原文的韵律就没了；要是硬要保留对仗，又不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
就拿“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说，英语翻译成“thirty-twomarksandeightyminorcharacteristics”，不仅没了原文4个字对4个字的整齐感，连和前面“四谛”的句式呼应都没了。
光句式这一点，就把很多译者难住了。
更棘手的是文化互文的问题，碑文中很多词都有好几种含义，藏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比如“奈苑”这个词，既指释迦牟尼涅槃的“奈氏园”，又暗合《诗经》里“奈之华”的意象，还谐音“耐苑”，暗含“忍辱”的意思。
英语翻译的时候，最多只能保留其中一个意思，另外两个肯定得丢，这么一来原文的文化内涵就少了一大半。
还有，这篇碑文是要刻在碑上、放进塔里让人诵读的，得配合木鱼的节奏，有“可诵性”。
可翻译之后，就算译文押韵，也没法和梵呗的调子配合，博物馆里放的英译展板更没法体现“能念出来”的特点，这就等于丢了文章的“仪式功能”，译出来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其实过去这些年，不少人都试过翻译这篇碑文，结果都不太理想。
早前1920年代，广州六榕寺（就是原来的宝庄严寺）把碑文的残碑拓片送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请英籍汉学家托马斯・瓦特试译。
瓦特改了三次稿子，最后只译了600多字就放弃了，还说“这篇文章就像七宝楼台，拆碎了就不成片段，外人一进去就迷路出不来”。
现在想想，他这形容还真挺贴切。
一天1992年，六榕寺重新刻了全碑，方丈还公开发了“英雄帖”，说只要有人能全译出来，寺门永远为他敞开。
可直到现在，收到的40多种译稿里，最长的英译稿也才1800字，而且都得靠大量脚注补充背景，正文只剩个大概意思，根本没法还原原文的丰富性。
此前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勃集校注》，附录里放了这篇碑文的原文，只加了标点，没附任何译文，还在注释里写“译文暂阙”。
学界都戏称这篇碑文是译者的“百慕大”，进去就“出不来”，这话一点不夸张。
不过最近几年，数字技术倒是给这篇奇文的翻译带来了点新希望。
2023年起，复旦大学的“数字人文团队”把这篇碑文做成了“多层标注库”，一共分了六层：A层是汉字原样，B层标了拼音和入声字，C层注明每个典故的出处，D层分析句子的语法功能，E层归类语义属于佛理还是儒理，F层还收录了粤语、中古汉语和梵呗调的诵读音频。
团队还打算用AI来尝试翻译，先让AI学500万字的佛典和唐骈文，然后逐句输出10种译稿，再让学僧、译者和声学家一起打分，迭代1000轮。
项目负责人说，他们不追求“完美翻译”，只要英、法、日这些语言的读者读的时候，也能像读原文一样“迷路忘返”，就算成功了。
如此看来，虽然没法做到绝对完美，但至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这篇碑文的魅力，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其实王勃写这篇碑文的时候，人生并不算顺利。
他之前因为写“斗鸡檄文”被贬，还坐过牢，在《上百里昌言疏》里他自己形容坐牢的日子：“老鼠在房梁上跑，跳蚤咬得人没法睡，人瘦得不成样子，脸也没精神”。
谁能想到，两年后他居然在广州写出这么绚烂的文章。
死亡和创造、困境和飞扬，在他身上形成了特别强烈的对比，而这种对比也藏在了这篇碑文里。
毫无疑问，这篇碑文之所以没人能完美翻译，不是因为汉字太“顽固”，而是王勃把语言能承载的文化密度、节奏、信仰和情感都推到了极致。
翻译的难度，恰恰证明了王勃的天才。
可能真正的“完美翻译”本来就不存在，但每一次有人尝试翻译、研究这篇文章，都是对王勃的一种致敬。
就像现在，我们提到这篇《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还是会想起那个27岁的青年，在五更天提笔挥毫的样子，而他留下的这篇奇文，也会继续在岁月里，等着后人去读懂、去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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