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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展柜前,脚步停得很稳。
他盯着玻璃里的那台手摇发电机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么。
随后,他慢慢抬起手,手指还没碰到玻璃,就被讲解员轻声制止了。
这是展馆的常规流程,语气也算客气。
可老人并没有争辩,只是手停在半空,眼眶一下红了。
他低着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这是我背回来的。”
老人叫谢宝金,江西于都人,1898年出生。
他一辈子没当过指挥员,也没上过冲锋线,履历放在今天看,怕是连“传奇”两个字都沾不上边。
他少年时家里穷,七岁开始干活,成年后进矿井讨生活。
地下湿冷,活又重,很多人没几年就扛不住了。
他硬是靠身体撑了十多年。
矿上发工资,别人买酒买肉,他把钱留给家里,自己对付一口。
1932年,毛泽民到钨矿找人,点名要“能挑重担、靠得住”的壮劳力。
谢宝金被叫到跟前,满身煤灰。
毛泽民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干点“大事”。
他没多想,只回了一句,只要是为老百姓做事,干啥都行。
这话听着不漂亮,却实在。
进了队伍,他没被分到前线,而是被安排去看一台机器。
老式手摇发电机。
那东西不通油、不烧煤,全靠人力摇动供电。
情报系统要用电,电台要工作,就离不开它。
这份差事,听着不显眼,却离不开人。
别人摇一会儿胳膊就发麻,他能连着干上几个小时。
久而久之,这台机器,基本就跟着他走。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那台发电机,被列为军委一级设备。
原因不复杂。
那时候,电台稀缺,通讯线路脆弱。
一旦没电,指挥系统就会断。
说得直白点,这东西不响,前后就可能各打各的。
机器重六十八公斤。
刚开始,队伍安排了一个加强连轮流抬。
后来情况越来越紧张,人手不断减少。
走到湘江,队伍少了一半。
翻雪山、过草地,只剩下三个人还在护着它。
谢宝金在其中。
路不好走,机器又不能磕碰。
他常常落在队伍后面,避开拥挤的地方。
有时候队伍走远了,回头看不见他,还以为他掉队了。
过一会儿,就看到他背着那台铁疙瘩,喘着气追上来。
过草地那段最难。
水深草密,湿气重。
他怕机器进水,用棉衣一层层包着。
晚上扎营,他不敢睡死,手总搭在铁壳上。
不是不累,是不放心。
翻雪山时,路窄到只能一个人走。
原本说好轮换,可根本走不开。
他直接把机器扛到自己肩上,低头往上爬。
风大,雪硬,铁器压在背上,走一步都费劲。
等翻过去,他肩膀勒出了血痕,好几天抬不起胳膊。
这台机器,就这样被他背着,一步步到了延安。
后来在会议上,毛主席点了他的名,说他背的是发电机,护的是通讯命脉。
谢宝金听完,只说了一句,这本来就是我该干的事。
长征结束后,谢宝金依旧在部队里干活。
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总参,负责金库管理。
岗位重要,但日子依旧朴素。
他清点物资一丝不苟,哪怕是小零件,也要对账。
身体毛病不少,上级想给他换个轻松点的岗位。
他摇头,说自己还能干。
后来干脆收拾行李回了老家,在县供销社当副主任。
工作琐碎,还脏,跑基层、收废旧物资,一样没少。
办公没地方,他把自家土砖房腾出来用。
老伴生病,家里紧张,也有人劝他申请补助。
他没答应,说国家刚起步,钱得用在更急的地方。
时间一晃到了1976年。
他肺病加重,来北京治疗。
侄子带他去了军博。
展厅里安静,他走得慢,几乎每件展品都要看一会儿。
走到第三展厅,他停住了。
那台手摇发电机就在角落里。
铁皮旧了,结构没变,连摇柄的弧度都还是记忆里的样子。
他站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一位老朋友。
当他伸手时,被制止了。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讲解员得知情况后,馆里负责人赶来,摘下帽子,向他鞠了一躬。
谢宝金没再要求触摸。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半个小时。
临走时,他对着展柜,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一刻,比任何解说词都清楚。
规则重要,展柜必要,但我们也得记住,历史不是突然出现在玻璃里的。
有些人,一辈子站在队伍后面。
等到被看见时,头发已经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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