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盛夏，鸭绿江畔的夜风夹着硝烟味道，年轻飞行员王海坐在简易掩体里，对着地图悄声嘀咕：“明儿个要是还遇上F-86，可得让它再掉下一架。”战友咧嘴一笑：“就服你那股狠劲！”彼时的他只是3师9团的飞行员，一腔热血，没想过未来会把自己一步步推上空军最高指挥席。回望整个履历，先是副军职，接着三级跳到正兵团职，再后来又奉命执掌人民空军，这条看似“一飞冲天”的曲线，其实写满了烽火锤炼与责任担当。
抗战硝烟刚散的时候，我军着手重整国防。1946年冬，东北老航校在锦州郊外开班，那是新中国空军的雏形。王海当时才十七八岁，正和同乡一道在炮校学技术，听说航校要招飞，不等介绍信到手就跑去报到。那一代少年选择蓝天，大多出于朴素理由：国家苦，天空阔，得有人替家乡守门。
1949年十月，北平东郊的跑道上第一次响起“八一”臂章飞行员的呼号。王海被分到华东军区空军筹备处，主业是搬油桶、测风速、守收音机。看似杂事，却让他摸透了飞机的脾气，也让他明白装备落后只能用人来补。抗美援朝爆发后，这群“地面长大的雏鹰”被送到前线。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挂牌，时任司令刘震一句话掷地有声：“我们不是去练兵，是去打仗！”
实战一开始就残酷。美机掌控高空，雷达严密，志愿军飞行员只能凭目视、拼胆量。1951年9月，王海随9团第一次升空护航运输线。短短数十分钟，他与僚机配合击伤敌F-80一架。战后总结会上，他抿着茶，轻描淡写：“其实就是瞅准对方掉队的瞬间。”可统计数字显示，这支初出茅庐的部队在那一轮轮战里击落击伤敌机二十九架，硬是在米格走廊打出了名号，“王海大队”也因此响彻军内外。
功名之外，更快的是职务节节攀升。1952年底，王海由副团长转正，仅26岁便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团长。再过半年，升任副师长；1955年授衔时，他肩膀上闪着中校的新星。有人羡慕，私下里说他“运气好”。但老兵记得，王海平均一个月飞行四五十小时，机身返场带弹孔是常事，不是命硬撑得住，哪来所谓好运。
1956年，他改任师长，驻防浙东沿海。那几年台海局势紧张，夜航、超低空、拦截演练一道接一道。王海把参谋拉到跑道旁盯夜灯，亲自拟科目，谁操作欠火候，第二天必被他点名。副师长曾劝他“何必亲力亲为”，王海摆手：“空中一分钟，地面十年功，马虎不起。”
1965年盛夏，他调赴空5军任副军长。离开待了十五年的老部队，他心里并不踏实，甚至向组织汇报：“业务行，可指挥一军恐怕不熟。”组织回答干脆：“不会就学，打仗时可没人让你慢慢来。”这两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四年后，因特殊风浪，王海被转至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第二部长。别人替他抱不平，他却觉得难得清静：文件堆里摸出了规律，跑遍了各大军区，把空军院校、科研所、试飞站的门路摸了个透，对飞行器材更新换代也有了底账。六年案牍生涯，为他日后统军打下意想不到的基础。
1975年，部队整顿声势浩大。广州军区空军需要一把能镇场子的人，新调令把王海从副军职直接推上正兵团职司令员。连升三级，这在当年虽非孤例，却也足够耀眼。广州气候闷热，人事复杂，外有南疆戒备、内有沿海训练，压力不比战场小。他上任第一天就在机场呆到深夜，盯着新进的歼-6编队一架架起飞落地，第二天一早召开党委会，第一句话仍是“先把飞行安全抓牢”。
七年之后，轮到全军压缩机构、调整班子。1982年秋，他接到电话：“准备赴京报到，任空军副司令。”当时他不过五十三岁，在同辈人里算年轻。到职后分管飞行训练、院校改革、机务工程，恰逢歼-8Ⅱ、轰-6改型列装，他一次次飞赴试飞场，现场拍板技术细节，厂所人员暗暗服气。
1985年初夏，空军领导层再度变动，王海奉命担任司令员。有人问他“掌空军最紧要的是什么”？他答得很干脆：“练兵，别让部队只看文件。”在位七年，他推进战术竞赛、夜间超低空突防、海上对抗演习，培养了大批能够昼夜出航的新生代飞行员。1990年，空军首次赴高原组织远程机动作战演练，他飞抵玛旁雍错机场，一脚踏下舷梯：“空气稀薄不稀薄？飞机也得学会喘气。”
1992年卸任时，王海已经成为上将，军中传言“最懂飞行的司令”。可若真问他后不后悔那些年把命押在蓝天，他常笑说：“只要祖国抬头看得见天空，我这辈子就值。”这句话朴素，却道尽那一代飞行员的底色——以生命为疆，护万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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