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傅厚岗，一间并不起眼的画室里。
画案上，笔墨纸砚一一铺开，旁边总少不了一壶酒。主人右手执笔，左手执壶，仰头饮上几口，酒像一团火从喉管滑入胃中，熊熊燃烧，烧起一腔豪情。然后他落笔——散锋挥扫，势如风雨，墨色层层晕染，在山峦之间游走，在云水之间奔涌。
这个人叫傅抱石。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峰之一，是郭沫若口中与齐白石并称的“南北二石”，是徐悲鸿盛赞的“炉火纯青”。他的作品曾被悬挂在人民大会堂迎宾厅，是所有进入宴会厅的贵宾必经之地的第一幅画。
可他最常用的一方印章，刻着四个字：“往往醉后”。
在他心里，得意之作皆得之于酒的帮助。没有酒，就没有他笔下的那些排山倒海、元气淋漓的山水，没有那些高古出尘、飘逸洒脱的仕女，也没有那幅与关山月合作的旷世巨制《江山如此多娇》。他的酒壶与画笔，如同一对孪生兄弟，陪着他从南昌贫民窟的刻字摊，走到东京银座松坂屋的个展，走到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的陋室，走到新中国画坛的最高处。
一、贫民窟里刻石头
1904年，傅抱石出生在江西南昌建德观一带的棚户区。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只希望这个第七个孩子，能活着长大——前面的五个兄姐，都被贫穷和疾病夺走了性命。
父亲是个修伞匠，收入微薄，入不敷出，还染了痨病，早早离世。母亲在大户人家当过丫头，大字不识，却希望儿子能做一个有志向的人。
在那个拥挤嘈杂的市井小巷里，到处都是讨生活的手艺人。可小长生偏偏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地方——邻家的刻字摊。一个姓郑的师傅每天摆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刻章。长生就每天趴在一旁，看他篆刻印章，入了迷。
郑师傅见他喜欢，就用废弃的石料，随手给他刻了一方印。小小的石头沾上红色的印泥，就能印出自己的名字——这一方红印，照亮了一个贫苦少年的眼睛。从此，长生到处找石头来刻，没钱买纸，就在衣服上盖章。被母亲发现了要挨打，打完了，依然如故。
那时候，他还常常去一家叫“扫叶山房”的旧书店看书，一年到头从不间断。书店老板被他感动，破例把店中珍藏的善本、孤本借给他带回家。他如获至宝，用毛笔一笔一笔地抄下来，以此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概述》，那年他还不足二十岁。
因为家贫，上学是奢望。一个巡警教他认字，私塾先生让他免费旁听，邻居感动于他的勤奋，帮他破例插班入学。十七岁时，他以成绩第一考入师范。毕业后留校任教，课余悬牌刻印，求印者众，不多时便以青年篆刻家的名声在南昌传开。
可他心里装着的，不只是刻石头。他的第一方名章，是“其命惟新”。那一年，他还没去日本，已经把这四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二十二岁，他遇见了命中的两个人。
二、贵人徐悲鸿
1931年夏天，已经声名赫赫的徐悲鸿来到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傅抱石得知消息，带上自己的书画篆刻作品前去拜访。推开房门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忐忑的。
徐悲鸿看了他的篆刻拓片，发现刻得极好，细看边款署名是“赵之谦”。傅抱石喃喃承认：“是我仿的。为了生活。”徐悲鸿说：“你完全不必要仿。你自己刻得很好嘛！”他又看了傅抱石的山水画，篇幅不大，却气势恢宏，一股灵气扑面而来。徐悲鸿对着画幅，久久凝视。
临走时，徐悲鸿说：“你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傅抱石像在梦中，不知说什么好。徐悲鸿接着说：“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法。”
可留学经费哪里来？傅抱石家境赤贫，靠教书维持生计。徐悲鸿为了帮他筹钱，放下身段去找了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熊式辉正忙于政事，哪里顾得上一个穷画家的前途？徐悲鸿见状，拿出一张自己的画：“我的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了我一张画吧。”熊式辉勉强同意出一笔钱，但不够去法国的费用。傅抱石只好改去日本。
从此，他的命运被改写了。后来，傅抱石时常对人说，自己一生遇到了两位贵人：一为徐悲鸿，一为郭沫若。
在东京，他师从东方美术理论权威金原省吾攻读美术史，同时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两人一见如故，郭沫若对他的艺术细心指点，为他许多画作题诗，傅抱石也在美术史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他们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1935年5月，在金原省吾和郭沫若的鼎力相助下，傅抱石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了个人书画篆刻展览。日本美术界横山大观等名人观后赞不绝口，对他书法篆刻上的造诣尤为倾倒。展览轰动了日本列岛，郭沫若说：“替中国人挣了一口气。”
同年，他的微雕印章“采芳洲兮杜若”，在长仅四厘米、宽仅二点八厘米的狭小空间里，刻有屈原《离骚》两千七百六十五字，字字雄健，犹如古代碑刻，一举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被誉为“神刻”。
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荣光，便因母亲病重匆匆回国。抵达时，母亲已撒手人寰。
三、金刚坡下的八年
抗战爆发后，傅抱石辗转于安徽、湖北，1939年抵达重庆，任教于西迁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一家栖息于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两间陋室。
这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金刚坡下，山峦起伏，嘉陵江蜿蜒而过。巴山蜀水，雨雾濛濛，山石嶙峋，植被繁茂。傅抱石每周要走山路去学校，往返十余里，都是山间崎岖小道。这一段路程，成了他观察自然的绝好契机。晴、雨、风、雪，晨、昏、午、夜，自然界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的变化，都落在他的眼里。
他说：“四川的山水给我帮助极大。四川多雾滋润，那气势雄伟的山峦植被繁茂，又可见山骨嶙峋的复杂结构，真是山水画最好的张本。八年歌乐山金刚坡的山村生活，给了我‘搜妙创真’的良好条件。”
此前，他的山水画还带着古人的痕迹，尤其是石涛的影子。可是入川以后，面对这前所未见的磅礴山势，他需要一套新的笔墨语言。
他创造了“散锋笔法”——以散锋乱笔尽情挥写，在墨色将干未干时，以排山倒海之势涂抹勾画，把披麻、解索、卷云、牛毛等诸多皴法融为一炉，挥洒由心，不拘一格。这种技法被他命名为“抱石皴”，成为中国山水画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
他有一幅《万竿烟雨》，就是山路遇雨、竹林躲雨时被奇妙的景色感染而作的。谈起画雨，他说：“古代画家不直接画雨，而能使人产生下雨的感觉……到了清代的金冬心，开始摸索直接画雨的方法。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吸收了西洋水彩画的表现方法。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老师是大自然本身。”
金刚坡下的八年，是傅抱石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不仅完成了从史论研究到绘画创作的过渡，更在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山居清苦，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酣畅淋漓的日子。
他的作品里，至今还留着巴山蜀水的魂魄。
四、画给妻子的仕女
傅抱石一生，画过许多仕女。
画上的女子，或凭栏远眺，或拂袖起舞，或抚琴低吟，或掩面凝思。她们体态轻盈、衣带飘逸，线条如“高古游丝”，婉转流畅。可仔细看，画中人的眉眼之间，总是透着同一个人的影子——他的妻子，罗时慧。
1928年，罗时慧求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傅抱石是她的艺术老师。一个是寒门出身的青年画家，一个是名门闺秀、大家小姐。这段师生恋，经历了多少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
1930年，两人结为夫妇。罗时慧的父亲虽极力反对这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最终还是被女儿的坚定所打动。从此，她成了傅抱石一生的“磨墨妇”和“试金石”。
三十五年的共同生活，她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历经忧患，默默支持着傅抱石的一切。傅二石感叹：“母亲不仅是父亲事业上的最好的助手，还是父亲作品的真正的知音。”
1945年，罗时慧三十五岁生日。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下简陋的寓所里，为她画了一幅《柳荫仕女》。画中，仕女立于柳荫之下，眉眼低垂，姿态娴雅。他在画上题了长长的一段跋，追忆两人结缡十五年来的甘苦——
“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育女之苦，时慧任之，余之感纫为荷也……倘将来得有所传，皆非余所应有，盖莫非余母之所训，暨时慧之所助成也。”
寥寥数语，道尽感激。后来，罗时慧应邀为傅抱石手札册题跋，深情地写道：“余何人斯？抱石之磨墨妇也。”
1948年，傅抱石倾历年所得，在南京傅厚岗购置地产，建了一座新屋。他给它取名——“慧园”。
他把对妻子的爱，一笔一笔画进了仕女画里，也刻进了房子的名字里。
五、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初夏，正在湖南长沙、韶山一带写生的傅抱石，突然接到南京拍来的电报：“中央来电，请你火速进京，为人民大会堂作画。”
国务院批准了郭沫若与吴晗的建议：以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为题材，创作一幅巨幅国画。题目由周恩来总理确定，叫“江山如此多娇”。
傅抱石与岭南画家关山月一同受命，住在北京前门的东方饭店，夜以继日地创作。两人在美术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金陵笔与岭南风，此前虽未谋面，却互相仰慕已久。此次受命而来，见面便有聊不完的话题。
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十分紧张。傅抱石作画时，身边不能没有酒。买不到酒，他急了，索性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倾诉无酒之苦，请求特批一些酒。周总理看罢信，不禁为他的直率而笑。他理解艺术家的苦衷，立即让人设法送去好酒。傅抱石收到酒后，精神大振，挥毫泼墨，一气呵成。
历经两个多月，这幅目前所知中国美术史上最大的纸本山水画终于完成——画幅高六点五米、宽九米。画面上，一轮红日映照大地，近景是高山悬瀑、苍松翠柏，远景是雪山浩茫、黄河逶迤，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长城在山势中蜿蜒延伸。一轮红日霞耀目，冲破了灰暗的天空，使人感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周恩来总理审定时，提出太阳需放大数倍。画作完成后，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
这幅巨画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迎宾厅，是所有进入宴会厅的贵宾必经之地的第一幅画。它不仅是傅抱石与关山月联袂的巅峰之作，更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面貌和深厚坚毅的民族精神。
六、其命惟新
傅抱石有一方印章，刻着四个字：“其命惟新”。这四个字里，埋藏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的宏大志向——做一个中华民族优秀绘画传统的继承者和革新者。
他从未把美术看作单纯的技艺。他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好似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他反对妄自菲薄，主张努力追求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认为“人品居其首”。他借用“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三原则就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
他一生奉行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主张，第一阶段创造散锋用笔，对山水皴法进行创新，把古诗的意境移入画面；第二阶段提出“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等主张，以崭新的笔墨和昂扬的精神描绘山河新貌。
新中国的成立，让山水画创作迎来了新局面。195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确定“中国画写生”的创作途径，“写生”成为时代潮流。傅抱石紧跟时代，用石涛的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来形容这一时期的自己。异域风光与长白山、华山、镜泊湖、韶山、井冈山等名胜，无一不被付之笔端。
他把西方绘画的技法融入中国山水画中，一方面坚持传统文人画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又突破性地探索出抒发内心情感的路径。他的山水画在布局上打破了传统格局，常将山峰峰顶伸出纸外，造成铺天盖地的气势。他的笔法看似狂放，实则包容了前人诸多皴法，以散锋写、涂、抹、压、按、扫，挥洒由心，不拘一格。
他说：“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这句话，他用一生去践行。
七、最后的墨
1965年9月29日下午一时，一个让南京全城震惊的消息从汉口西路132号传出：中国画一代宗师傅抱石，患脑溢血遽然仙逝，享年六十一岁。
就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上海为那里的国际机场大厅的巨幅画作劳神。
六十一岁，正是艺术家的黄金年华。他还没有画够。他还有许多想要完成的作品，许多想要尝试的技法，许多想要攀登的高峰。可是命运就这样收回了他的画笔。
傅抱石一生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画和大量的篆刻作品，并辛勤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他从绘画观念和绘画技法上革新了旧的中国画。他独具一格的“散锋笔法”——抱石皴，排山倒海，气势磅礴。
他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他的墓碑上，也许可以刻上那四个字——其命惟新。这四个字里埋藏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的宏大志向：做一个中华民族优秀绘画传统的继承者和革新者。
只可惜，当他还在“惟新”道路上奔走时，生命却定格在了六十一岁。可是他的作品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人群中广泛传播，被大众所熟知和记忆。
他走的太早了。好在他留下的那些画——那些排山倒海的山水，那些高古出尘的仕女，那幅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江山如此多娇》——还在那里，继续替他呼吸，替他燃烧。
傅抱石一生中说了许多关于艺术的话，但也许最值得记住的，是他说的那句：
“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好似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
他是修伞匠的儿子，是穷苦人家的少年，是从旧书店里自己读书长大的画家，是从刻字摊上一刀一刀刻出来的篆刻家，是徐悲鸿慧眼识得的千里马，是郭沫若口中与齐白石并称的“南石”，是人民大会堂里那幅旷世巨作的作者。
他不必刻意去画什么“中国的东西”，也不必刻意去向世界证明什么。他只要提起画笔，仰头饮一口酒，落下去——那就是中国笔墨的魂魄，那就是中国山水的魂魄。
酒入豪肠，笔下山河。他画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气象，也画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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