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这个词，在历史的记载中已是常客。当控制不好时，就会出现“欧洲黑死病”般的地域景象。而在我们中国，当人们谈起瘟疫时，除了非典、埃博拉以及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估计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明朝末年。
其实，110年前的中国东北也曾因一次每日致数百人死亡的鼠疫，成为了世界焦点。
1910年11月，傅家甸突然爆发了鼠疫，许多户人家都是全家死亡；前来查看情况的巡警，也都陆续感染死亡。有些地方不是救不了，而是连传消息的人都感染病死了，最后全村病死、绝户……转眼之间，这场疫情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全面蔓延。
这次震惊全球的鼠疫，是自欧洲国家的 "黑死病"以来，世界面临的又一规模大、范围广、致死率高的瘟疫。仅官方统计的数据，这场鼠疫就已是遍及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南部地区，并且在中国境内造成了六万多人的死亡。
也许是因为天气，也许是因为人口迁徙，距离中国东北不远的沙俄中招了。1910年10月，鼠疫在西伯利亚地区爆发，但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沙俄政府却选择封锁信息，并火速烧掉了疫情严重地区的房屋，最后就是把来自中国东北的已经感染的工人赶走。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写道，在清朝和沙俄接壤的边境满洲里，两个从沙俄归来的工人在暂住的客栈内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皆因感染鼠疫而死。疫情笼罩下，最可怕的不是其传染性，而是人们的无知。
当时国外很多医学专家面对这疫情，都束手无策，甚至不敢直面"一线战区"，不仅如此，他们还预言，如果东北无法解决，那么清王朝一定也没有办法控制，鼠疫在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蔓延，最终一定会演变为全球性疫灾。毕竟那个时候，刚好也临近春节，人员流动实在太大了！
如此现实面前，只有晚清政府和伍连德挺身而出。疫情爆发后，清王朝命令全国防备，并在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担纲东三省防疫奔赴哈尔滨，进行了大规模的防疫工程。
随后，清政府征召全国医生前往东北，其中第一个到来的是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相信自己的疫苗能有效治疗鼠疫，即使通过提取感染者的血清制成的疫苗疗效相当不稳定，他的自信让他无法接受伍连德提出的鼠疫可能会通过感染者的飞沫进行传播的理论，甚至为了"打压"菜鸟伍连德，他还提前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详细介绍了自己"疫苗疗法"的优势。
对此，伍连德声明大义，一切以防疫工作为先，甘愿将总负责人的位置让给梅斯尼，并给施肇基发了一封辞职电报。但北京回电仍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几天后，伍连德意外得知了梅斯尼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数位鼠疫感染者，导致感染死亡的消息。
在伍连德等清朝医学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区负责人对鼠疫采取了科学有效的医学防御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以便对疫情进行实时监控并快速采取措施、颁布各类有关防疫的规章制度，甚至采取了交通管制——封锁东北、对感染者和类似感染者进行隔离、对感染区进行消毒等相当现代化的措施。
并最终发现了病源——西伯利亚旱獭。
在此之前，医学专家们一直怀疑这场瘟疫是由老鼠传播的，可是在感染区抓的的老鼠身上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但其实旱獭是啮齿类动物，算起来也是老鼠大家族的一种。
然而抗击疫情的过程也并不顺遂，伍连德出于消毒的考虑下令"焚尸"。中国自古推崇入土为安，对照这样的传统观点，"焚尸"可谓是大逆不道。伍连德的请示送到京城，外务部部长那桐就把奏折猛地一摔，甚至对伍连德破口大骂。
关键时刻，一人挺身而出：“烧！天塌下来我顶着！”他这一开口，所有人就都无话可说了。此人，正是当时大清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这也是他短促的政治岁月中，做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为了解决鼠疫，都给我烧！
摄政王载沣
鼠疫在困扰世界长达半年后，最终还是被中国人在4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自1910年12月开始防疫，至1911年3月1日，重灾区傅家甸终于实现零死亡，随后东北各地开始捷报频传，鼠疫被打败了！
那一年的以伍连德为代表的清朝医学人员，在此次疫灾中的防治之科学有效，又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同时，在鼠疫面前，由于清政府决策英明、措施得当，让原先看衰中国的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国肃然起敬。
如今，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袭扰，我们中国依旧迎难而上：昔日挺身而出的伍连德，换成了今天的钟南山老先生；而那曾被封锁的东北大地，则换成了如今的武汉……幸运的是，即便今天的疫情和当年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论疫情的控制，我们比100年前更加快速，中国速度在10天内便建成了火神山医院；而在救死扶伤上，我们抢回了更多的生命，不至于像当年那样死伤惨重。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相似在我们人类总会碰到那么几场疫情，但也相似在，我们中国人每次都能把疫情控制下来，行他国不敢行之事。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相信不久之后，这次的疫情便将消散。
我们卯着劲，给一线的医务同胞们喊着加油，也期待着，那句：“武汉疫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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