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李青莲序》传为唐代＂草圣＂张旭所书的狂草作品，内容抄录李白的两篇诗文——《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与《悲清秋赋》。
张旭 / 草书《李青莲序》释文：
李太白冬夜于隋州紫阳先生飡霞楼上送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不可夺。历考天下，周求名交，殊身同心，誓（旋）老云海。山入神农之故乡，访胡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冶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延我数子，高淡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白乃语及形胜，紫阳乃大夸其仙城。元侯闻之，乘兴将往。别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梦魂晓飞，度绿（渌）水以先去。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有所感（款）然，铭契潭石。乘春当来，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诗）以宠别，赋而赠之。
又悲清秋赋曰：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于时西阳半规，映岛欲没。澄湖练明，遥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荡，渺怀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风袅（嫋）兮夜悠悠。临穷溟以有羡，思钓鳌于沧洲。无修竿以一举，抚洪波而增忧。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余喜二诗之清艳，秋夜对酒录之。吴郡张旭。
张旭 / 草书《李青莲序》
李太白冬夜于隋州紫阳先生飡
霞楼上送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
不可夺。历考天下，周求名交，殊身同心，
誓（旋）老云海。山入神农之故乡，访胡
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
起冶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延我，
数子，高淡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白乃
语及形胜，紫阳乃大夸其仙
城。元侯闻之，乘兴将往。别酒寒酌，醉
青田而少留；梦魂晓飞，度绿（渌）水以先
去。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
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
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有所感
（款）然，铭契潭石。乘春当来，且抱琴
卧花，高枕相待。（诗）以宠别，赋而赠之。又悲
清秋赋曰：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
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
天。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
千。于时西阳半规，映岛欲没。澄湖
练明，遥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荡，渺
怀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风袅（嫋）
兮夜悠悠。临穷溟以有羡，思钓鳌于
沧洲。无修竿以一举，抚洪波而
增忧。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
作品内容由李白的两篇文字缀合而成。
前半《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是李白为道友元演写的赠别序。核心是“气激道合，结神仙交”。他们一同寻访随州紫阳先生，在餐霞楼上“高谈混元”，得授“金书玉诀”。
李白写道：“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 这是他典型的人生哲学：用世时，可与王侯平起平坐；隐退时，能俯视巢父、许由那样的古之隐者。最后以“乘春当来，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作结，满是超然物外的仙家期许与名士风流。
后半《悲清秋赋》，情绪一转，是羁旅怀乡的忧思。“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 秋色苍茫，归路渺渺，虽有“钓鳌沧洲”的壮思，却终感“无修竿以一举”的无奈，最后归于“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的出世之想。
两文合观，恰是李白精神的一体两面： 一面是昂扬的、与道友“誓老云海”的求仙热忱，充满行动力与浪漫幻想； 一面是低徊的、见清秋而悲的羁旅孤独，流露出现实中的漂泊与无力。
张旭选择抄录这两篇，或许正是感知到了李白这种既想飞升、又陷尘网的复杂生命情调。
此作在书法史上别称《草书势》，这个别名点明了它的核心价值。
草书，尤其是狂草，其灵魂在于“势”。势是点画间无形的气脉连接，是笔锋在纸面上运动时留下的“轨迹的轨迹”。张旭将此推向了极致。
1. 从“法”到“意”的飞跃。在张旭之前，草书（如王羲之、孙过庭）虽也流畅，但法度谨严，字字分明。张旭的狂草，则打破了单字界限，以意为法，因势生形。笔画常连绵不断，一组数字宛如一笔书就，气韵贯通，如江河奔涌，不可端倪。
2. “忽然”的性情书写。张旭作书，常于酒酣兴发之际，脱帽露顶，挥毫大叫，甚至以头濡墨。这种状态，与李白“忽然高咏涕泗涟”同出一辙，是生命能量不加修饰的瞬间爆发。笔下线条的疾徐、轻重、枯润，完全随情绪流动，书迹即心迹。观此卷，仿佛能看见他书写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激昂情态。
3. “草书势”的美学确立。此作可视为狂草作为一种独立美学范式的成熟标志。它不再仅仅是快速书写的实用字体，而成为一种纯粹表现性情、气势与宇宙韵律的抽象艺术。后世怀素、黄庭坚的狂草，皆受其沾溉。
李白与张旭，一诗一书，恰是盛唐气象在文艺领域最耀眼的双子星。其气象，首先在于“人”的极度饱满与解放。
李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是“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们都不受世俗礼法羁绊，敢于充分展现自我的真性情、真生命力。这种个体的张扬与自信，是盛唐独有的精神底色。
其次，在于艺术形式与生命情感的完美同构。李白的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不可阻挡，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直泻。他的句法、意象、节奏，都服务于那股充塞天地的豪气。
张旭的草书亦然。他的线条，就是笔墨的“黄河之水”。绞转奔腾，无首无尾，将空间转化为时间，将视觉转化为节奏。看他的字，不是看静态的造型，而是感受一场正在发生的、由笔墨演绎的暴风骤雨。
他们共同诠释了何为“盛唐气象”：那不是简单的国力强盛，而是一种内在生命力的极度充盈，并敢于在任何领域将其毫无保留地对象化、形式化的创造精神。在诗中，它化为李白的豪句；在书中，它化为张旭的狂草；在人的行为上，它化为那种“笑入胡姬酒肆中”的洒脱与不羁。
诗与书，在此达到了深层的默契。李白文字中“仙游”的飘忽、“清秋”的寥廓，正好为张旭的笔墨提供了驰骋的疆场。而张旭笔下风云开阖的线条运动，又将李白文字中的情感张力，以另一种感官形式加倍地释放出来。
好，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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