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发海撰述刘经国整理
土地改革前奏
1948年至1950年8月，我在当时的老解放区石牌，参加荆钟县石牌区工会、工人宣传队和工人纠察队，脱产在镇上和乡下宣传“清匪反霸”“斗争不法资本家”“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支援前线”“阶级成分摸底”“阶级站队”等工作。这些工作是按东北老解放区的经验和模式开展的，当时湖北还没有自己的政策。那时农民的素质和觉悟普遍很低，在搞阶级成分摸底调查时，将地主、富农多余的农具分给困难户时，贫民白天收到农具，夜晚又偷偷地还回去，还向地主富农赔礼道歉。1949年湖北大部分地区解放，直到1951年才开始推行“划阶级”“土地改革”，这才有了湖北自己的“划阶级”、搞“土地改革”的政策标准。
刮共产风及后遗症
1958年荆门农业大丰收，但因修建漳河水库和“大办钢铁”，开采“铜铁矿”，农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工地，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人员，导致相当部分粮食未能收割归仓；吃共产主义大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加之1959年到1961年荆门三年干旱，很多地方人畜饮水困难，农村粮食大面积绝收，造成严重的饥荒。
1958年荆门有部分地区“吃共产主义”，吃饭不要粮、钱，外地人因公来本地，设有“客餐室”，吃饭也不收钱粮。生产大队食堂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到荆门栗溪出差，看到到处都在“吃共产主义”，我也被安排在公社机关食堂专门设的客餐厅，吃了好几顿免交钱和粮票的“共产主义”大食堂，有荤有素还有汤，吃的蛮好，但却浪费了不少粮食。
还有一次，有位从山西来荆门调查案件的公务人员，来荆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饭后食堂要收粮票和钱，他就是不愿给。他说，我们山西到处都是免费吃饭，都在过“共产主义”生活。收了他的钱后，他要机关写证明，以便回去好报销。
那时，机关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27斤，企业职工一般定粮30斤，重体力劳动定量为45斤，出外差的人员为45斤。当时出差在招待所、火车、轮船上，吃饭一般不需要粮票。我大部分时间在外搞调查，每月45斤粮票（含16两制的4两油票）都净得贴补家用，所以我们家里基本没有短缺粮食而饿肚子。那时每人粮食的消耗和现在相比，虽不算少（现在一般每人每月消费粮食一般都在15公斤左右），但当时农民无自留地，无农贸市场，商店副食都要粮票，所以市民每月只靠27-45斤国家定量粮，没有其他副食补充，所以造成民众大量营养不良，营养性肝炎、营养性浮肿等疾病较多。我们县委机关食堂对上述营养不良的人，凭医生开具的证明，吃“营养餐”的人约占三分之一，即在蒸饭的碗中加两三个胡萝卜或加点黄豆。
那时产妇也只能凭医生证明，供应一斤红糖、两斤鸡蛋，没有其他食品补充。我记得1962年大儿子出生时，母亲坐在北门外街沿石上，看到农村有人拿鸡蛋去卖（当时只允许卖给食品公司），母亲冒着犯法的危险，偷偷摸摸地出高价，买了不少鸡蛋（如被发现除了没收鸡蛋外，还要给予行政处罚）。
2022年2月24日于广州
【作者简介】林发海，湖北荆门人，1932年2月1日出生，1948年8月参加工作，1955年2月入党，退休前任荆门市沙洋县沙洋镇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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