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一个佛系诗人，平淡冲和，却因为安史之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李白，一个道家诗人，又仙又狂，却被当成投机主义者、乱臣贼子。杜甫，一个纯儒诗人，心怀天下，却连自己的一生都过不好。
有些历史，就是不能细想。想得太多，容易掉入悲观主义的深渊，永远出不来。
他们是战争中的蝼蚁，是文学上的巨人。他们是文学上的巨人，却是战争中的蝼蚁。
史书上残酷的一页，沾染了多少人的血和泪？
1
安史之乱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处在帝国盛衰的分水岭上，李白避乱于庐山，杜甫带着家人逃亡，高适将迎来属于他的荣耀，而王维最早成为了叛军的俘虏。
根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安）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这是说，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唐玄宗带着亲近的人马跑了，王维并不在其列，所以在叛军的大搜捕中被抓。成为俘虏后，王维想通过自残来进行抵抗，包括吃泻药、假装失声不能说话等，但叛军仍然把他押送到洛阳。
此前，临汝太守韦斌也被叛军俘虏，并在安禄山手下担任黄门侍郎一职。得知王维被抓到洛阳，韦斌便去探望他，但此时王维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据王维后来给韦斌所作的墓志铭回忆：
“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实赖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贼恫瘝在身，无暇戮人，自忧为厉。公（韦斌）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
由此可知，当时的王维已十天勺饮不入，长时间与尿屎为伴，且被重兵严加看守，好在韦斌颇为照顾，这才免于一死。
王维最终接受了安史叛军的伪职，出任给事中。尽管他内心并不情愿，但韦斌的经历显然启发了他：柔性抗争也可以“曲线救国”。
韦斌之所以接受伪职，是因为叛军拿他的妻儿进行胁迫，无奈之下，只好佯装投靠，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义覆元恶，以雪大耻”。只是韦斌一直等不到雪耻的机会，便吞药自裁，呕血而死。
王维则始终记得韦斌的救命之恩，隐忍着活下去。
某次，安禄山宴请群臣于凝碧池，大唐的梨园弟子被刀刃胁迫着，在现场奏乐。一个名叫雷海清的乐工死活不愿配合，将乐器掷于地上，面朝西方恸哭。安禄山大怒，命人把雷海清绑起来，当场肢解。王维可能在现场见证了这残忍的一幕，于是打下了一首诗的腹稿。数日后，好友裴迪冒险来探望王维，王维便将这首诗朗诵给裴迪听。
诗题很长，叫做《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内容如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很明显，这是一首表达忠君爱国的诗。尽管王维被迫接受了大燕政权的伪职，但他心里想的是，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大唐的天子。正是这首诗，后来救了他自己一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王维一生写诗并受惠于诗，这恰是命运最好的回报。
早年，王维便是凭借诗才而暴得大名。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王维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17岁，他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凭借一身才华，他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遭到痛击。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时任太乐丞的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开元十五年（727），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但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此后的二十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这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火苗也扑灭了。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
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王维早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其次求的选择。
就在王维习惯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吏隐生活时，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安史之乱爆发了，他被俘虏了，随后，人生却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王维出任伪职大概一年以后，唐军收复两京，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出任伪职期间写给裴迪的那首诗，表明了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处境表示原谅和理解；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此时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然后，王维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抵达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上元二年（761），61岁的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写完了，舍笔而绝。
2
王维去世那一年，李白听到名将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便请缨从军，走到半路，无奈因病而还，随后到安徽当涂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但他仍然心有不甘：
他早些年被公认为“谪仙人”，为人潇洒，诗风豪逸，可自从在浔阳登上永王李璘的楼船，他的理想和抱负在两三个月内就被迅速燃尽，余生抱着一堆灰烬，四顾茫然。到此时，那口“仙气”已然离他而去，他像个掉落凡间的孩子，惊恐无措。权力与舆论强加给他的罪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牢狱之灾和声名受辱，让他在最后的年月里痛苦不堪。他的处境，正如杜甫当时所写的——“世人皆欲杀”。
时间拨回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在庐山避乱的李白迎来了一个神秘人物。
来人叫韦子春，身份是永王李璘的重要谋臣，任务则是游说李白出山加入李璘的幕府。李白说韦子春“三顾茅庐”，他终于答应出山了。但实际上，他极有可能一下子就爽快地答应了。他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记录了这次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谋面会谈过程：
斯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
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
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
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
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
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
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韦子春确实有辩才，一下子就说到李白的心坎上。他看出李白表面是一个隐居的高士，内心却放不下济世情怀，还是想学东晋名士谢安，关键时刻出来救苍生、建功业。韦子春将永王李璘的“良图”——平定叛乱、收拾河山的计划，向李白和盘托出。李白听完，感慨说“披云睹青天”，平定中原乱军，好像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他已经在想着，自己在跟随李璘建立不世之功后，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深藏身与名。
当时，李璘率军从江陵（今湖北荆州）东下，趋广陵（今江苏扬州）。李白告别妻子宗氏，登上了李璘的楼船，一路东下。在给妻子的诗中，他对前景充满了信心，跟妻子调侃了一下将来自己佩相印归来的情景：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这时候，56岁的李白感觉人生焕发了第二春。一生中，除了42岁那年他奉唐玄宗之诏入长安供奉翰林，恐怕再没有如此时这般意气风发的记忆了。
那年，他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多么的狂放，一点儿也不想掩饰内心的狂喜：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那年，这个一直以“大鹏”和“凤凰”自期的诗人，以为扶摇直上、青云展翅的机会来了。那年，唐玄宗给了这个狂傲的诗人最大的面子，“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那年，他以为自己是“帝王师”，不曾想自己只是君王用来点缀升平、以夸耀于后世的文学侍从。
仅两年后，天宝三载（744），李白的首次从政之旅在理想幻灭中宣告结束。唐玄宗将他“赐金放还”，理由是“非廊庙器”。这次打击太沉重了，离京时，他写下了著名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尽管“行路难”，但他还是在诗中给自己留下了一条足够光明的尾巴。他依然相信，自己会是姜尚、伊尹、诸葛亮、谢安那样的大才，只是还缺少一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机会。
之后，他与杜甫、高适在梁宋之地有过一段三人行的畅游时光。再后来，他开始了如早年一般的南北漫游，喝最豪气的酒，赏最寂寞的月，写最好的诗，只是为了摆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现实处境。
他的诗写得再好，名气再大，对于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而言，终归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他的内心深处，从不因自己能写出盛唐最好的诗行而满足。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为自己未能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焦灼感。他的“愁”越来越多，越来越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李白《秋浦歌》
自从被“赐金放还”后，整整13年，诗名满天下的李白，无所用于世。直到一个乱世来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本想游说江南的李唐宗室起兵勤王，但最终无所成，才上了庐山隐居。
现在，韦子春的到来，永王李璘的邀约，就像把他从废弃的深井里捞了上来，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自己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政生涯。他不知道，自己将要掉入一个更深的深渊。
3
李白跟随李璘的军队东下的时候，已经在灵武称帝的唐肃宗李亨，偷偷将自家兄弟当成了打击对象。一场影响大唐国运的同室操戈，一触即发。
至德二载（757）开年，大唐帝国内部实际上进行着两场战争：一场是唐王室与安史叛军的战争，另一场是唐王室内部的战争。两场战争看似毫不相关，其实错综复杂，纠缠不清。
事情起源于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奔蜀途中的一个重大人事安排。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与禁军首领陈玄礼操纵“马嵬兵谏”，又派人唆使当地父老拦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击叛军，并分去大半人马。李亨到达灵武后，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被随从诸臣拥立为皇帝。整整一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李亨称帝的消息传到蜀中。获悉消息的唐玄宗，这才知道自己早已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
正史记载，毫不知情的唐玄宗在七月十五日以皇帝身份下诏，部署了平定安禄山叛乱的重大决策——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具体安排如下：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黔中等节度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李琦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李珙充武威郡大都督……
由于其他皇子并未到府就任，只做了挂名一把手，实际到任的仅有李亨和李璘。两人一个独撑北方战局，一个寄希望于南方后盾。而在唐玄宗的算盘中，自己则坐镇蜀中统筹南北全局。但让唐玄宗始料未及的是，到了灵武的李亨在朔方军的全力支持下登基称帝。
鉴于朔方军当时是朝廷硕果仅存的最强军队，偏居蜀中的唐玄宗无力掌控，更无力对抗，只好在表面上承认了李亨即位的既定事实。但他并不甘心自己沦为太上皇，于是对李亨展开了权术反制：
第一，宣称军国大事先由皇帝（唐肃宗）处理，但应奏报太上皇（唐玄宗），太上皇保留发“诰”（以区别于皇帝的“诏”）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等到收复两京，太上皇才不问政；第二，派亲信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到唐肃宗身边，希望加强对唐肃宗的控制；第三，希望在南方建立一支足以与朔方军抗衡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太上皇的话语权。
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第三点是尤其重要的一点。唐玄宗把希望寄托在李璘身上，任命李璘出镇江陵后，又二次任命他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这次任命之后，自山南东路（治江陵）沿长江东至江南西路（治洪州）、江南东路（治苏州）、淮南路（治扬州）之军事，皆受永王李璘节制。
李璘也领会到父皇的用意，因此在江陵招募了数万将士，再利用江南的经济优势，企图在南方建立反击安史叛军的基地。一旦军队建立起来，并在对付叛军方面取得战果，那么，唐玄宗在与唐肃宗争夺实权的斗争中就有了足够的筹码。
在唐玄宗与唐肃宗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前提下，李璘作为唐玄宗的筹码，成为震慑唐肃宗的一股势力。这必然引起唐肃宗的警觉。
之前向唐玄宗面谏、反对诸王分镇的高适，此时获得唐肃宗召见，于是从蜀中跑到灵武，跟新君陈述“江东利害”，并说永王李璘“必败”。唐肃宗对高适的见解很满意，遂在江淮地区安排亲信，做好对付李璘的准备。
在李白决定加入李璘幕府任江淮兵马都督从事的时候，高适获得唐肃宗任命，出任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这意味着，这对昔年共游河南的好友，此时分属不同的阵营，他们的关系即将破裂。
与此同时，唐肃宗以名将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加上江东节度使韦陟，唐肃宗完成了三名亲信共同对付李璘的人事布局。
而在李璘这边，他对唐肃宗已将自己列为对手的事实，完全蒙在鼓里。他的任命来自于父皇唐玄宗，在南北两个朝廷并存的情况下，他选择听命于蜀中的唐玄宗朝廷。所以，当唐肃宗害怕李璘的势力扩张会威胁到自己，命令他返回蜀中的时候，他违抗了唐肃宗的命令，继续率军东下。
根据历史学者邓小军的分析，李璘水军下广陵的目的，是从广陵出发，走海路直取安史叛军的大本营幽州。这从李白写于李璘幕府的《永王东巡歌》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
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
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加入李璘幕府后，李白肯定获悉了李璘集团的作战计划，因而在诗中明确以唐太宗对高句丽渡海登陆作战的历史，作为李璘水军出海北伐的比附。
可是，不等李璘到达广陵，一路受到唐肃宗支持的地方势力，纷纷闹起内讧，向李璘发起了挑战。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李璘水军先是击败了挑衅的地方势力，但当唐肃宗派出的宦官使者出现在江对岸时，李璘集团内部军心崩溃——唐帝国的共同敌人是安史叛军，而唐肃宗竟然以“讨逆”之名将矛头对准了永王李璘，这一波政治宣传和军事镇压，让李璘的部下觉得失去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于是纷纷倒戈。
至德二载（757）二月十日，李璘兵败润州。十天后，逃至大庾岭的李璘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擒杀。
这场由唐肃宗发动的内讧权斗，最终以胜利者的意志，定性为“永王之乱”。太上皇唐玄宗在李璘兵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失去了赖以制衡儿子唐肃宗的唯一势力，无奈只能发诰，宣布将李璘废为庶人。但当唐玄宗获悉李璘遇害的消息，他才真情流露，“伤悼久之”。
而唐肃宗，再次以他的表演，洗脱他才是害死李璘的真凶这一事实。史载，唐肃宗在得知李璘死亡的消息后，责备皇甫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并做出“废（皇甫）侁不用”的决定。皇甫侁成为唐肃宗的替罪羊，而唐肃宗则在历史上继续营造孝悌的君王形象。
所谓“永王之乱”，因为关乎胜利者唐肃宗的历史形象，事后被篡改和掩盖的真相很多。特别是当唐肃宗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同年九月收复长安，并迎回太上皇唐玄宗，最终“取缔”了蜀中朝廷、实现大权在握之后，永王李璘连同他的同党更是被塑造成为帝国的叛乱者。虽然擅于权术的唐肃宗表面说不忍心宣布李璘的罪行，但实际上，一整套的政治宣传和秋后算账，早已在大唐的子民脑海中输入了“李璘集团等于叛国者”的权威信息。李白加入李璘幕府不到三个月，人生就从高峰跌入了谷底，不仅是朝廷的囚犯，还是“世人皆欲杀”的罪人。
在李白眼里，他卷入的这场皇室内斗，使得原本两三年可以平息的安史之乱，一拖拖了许多年，大唐盛世由此彻底转衰，再无复兴之日。
重新审视“永王之乱”，唐肃宗才是最应该站上历史审判席的那个人。他为了抢班夺权，不惜引入回纥军队，许诺后者收复长安后可以抢走财物和女人；他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放弃谋臣李泌提出的直捣安史叛军老巢的计谋，只想着收复仅有象征意义的长安；他为了消除皇位的潜在争夺者，将李璘走海路奇袭叛军老巢的计划扼杀，并将其定性为“谋乱”……他的皇位保住了，但国家却陷入了更长久的战乱。这是事件的真相，也是李白认定的、需要告诉世人的真相。
人生最后的几年，李白咀嚼苦涩，吐露悲情，在诗里一遍遍述说李璘之事，就是为了伸冤和抗辩，跟被篡改的事件真相作斗争。
在李璘兵败之时，李白跟随溃散的士兵死里逃生，当时的情形，他在《南奔书怀》中有这样的描述：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
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
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部将们相互疑神疑鬼，永王的军队顷刻七零八落，来到白沙洲一带时，丹阳岸边战鼓雷鸣，而幕僚们就像天上飘浮的云朵一样，随风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
李白沿江西逃，先平安地逃到舒州（今安徽潜山），再躲藏到西边的司空山，但是不久他被抓住了，囚禁在浔阳的监狱中。即便如此，他仍然感激李璘邀请他加入北伐叛军的队伍。他从未埋怨李璘，更未学别人对着落败的李璘踩上一脚以示割裂。最痛苦的时候，他曾违心说自己是被胁迫入了李璘幕府，但也是到此为止。他不说李璘的任何坏话。在史书将李璘丑化成一个蠢货的时候，他还在感念李璘的知遇之恩：
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
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我李白是要学祖逖北伐，志在消灭安史叛军平定中原，现在竟然被人当成了乱臣贼子，天理何在呀？
他向帝国的官员、认识的老朋友求助，希望能够洗脱罪名。他甚至对身为讨伐李璘军队总统帅的高适，发出过乞求救援的信号，寄希望于他们曾一起漫游所建立的友谊，能够抵抗政治立场的侵蚀。在浔阳狱中，他托要去广陵拜谒高适的张秀才带去了一首诗。在诗里，他谈古论今，将高适比为张良，并大加赞赏。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则是希望高适伸出援手，为他洗脱罪名。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李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高适对李白的求助，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相反，从高适的诗文集来看，这名依靠打败李璘军队而仕途平步青云的诗人，为了与对立者李白切割，将李白的名字从他的诗文集中彻底删掉了。天宝三载（744）以后，他和李白、杜甫同游梁宋间的诗文题目，但凡出现李、杜之名，都被他改为“群公”。
只有仕途同样困顿的杜甫，依然那么膜拜和相信李白。
从阵营来看，杜甫算是最早投奔唐肃宗的元老级臣子，但后来因为替房琯求情而被唐肃宗疏远，断了前途。但作为忠臣的杜甫，听说李白的遭遇后，并没有抹除他们的记忆，也没有像高适那样做出切割的举动。相反，他写下了许多怀念李白的诗作，这些诗作虽然无助于身处困境的李白，但至少说明，李白的痛苦和落寞，有人懂。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杜甫《不见》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
最终，御史中丞宋若思、前宰相崔涣等人认定李白无罪，将他从狱中捞了出来。宋若思还直接把李白请到军中，大加使用。这似乎表明，朝廷高层对“永王之乱”的定性存在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认为李白入狱是冤案，并还他清白之身。
李白在浔阳监狱蹲了半年左右，出狱后入了宋若思的幕府。但不久后，他即离开宋若思幕府，估计是宋若思受到了某些压力，风向又有变化。此时，大概是唐肃宗收复长安，而唐玄宗被从蜀中接回长安，“上皇（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唐肃宗）传国玺”——唐玄宗、唐肃宗的权力交替全面完成。于是，唐肃宗重启针对唐玄宗旧臣的清洗行动，对“永王之乱”遗留问题的处置力度趋严。因此，在帝国庆祝收复帝都的喜悦氛围里，本已出狱的李白突然接到了流放夜郎的处理决定。
乾元元年（758）春，李白才姗姗由浔阳出发赴流放地夜郎，此时他写有《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诗中有句：“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流放途中，他的悲愤仍盈溢在字里行间，经过汉阳时，他写了《望鹦鹉洲怀祢衡》，借祢衡的遭遇写自身的不幸：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
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
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第二年，李白遇赦放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诗中，他隐晦地重提帝国曾有唐玄宗和唐肃宗两个政治中心的事实，说明永王李璘的任职和行动，皆出自于唐玄宗，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应被定性为谋乱叛国：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暗指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唐玄宗返还长安期间，唐帝国二主并存，如天有二日。“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这是说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唐玄宗授传国玉玺给唐肃宗，帝国二主体制才宣告结束。言外之意，唐肃宗在至德二载（757）年初二主体制尚存的情况下，发动了镇压永王李璘的战争，谁是谁非，不言自明。可是，这段历史现在却被掩盖了，死去的永王李璘沉冤莫白。
随后，李白在江夏又写了带有生平自述性质的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中，重提二主体制，再次替李璘申辩，说“帝子”李璘的统兵征讨之权是唐玄宗授予的，绝非作乱：
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
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
总之，余生反反复复，李白都在纠缠为永王李璘平反，也为自己伸冤这件事。他的诗风变了，在多数作品里，豪情顿减，气势转弱，从以前的高调飘逸、痛快淋漓，转为沉沦落魄、晦涩难懂的风格。
这些诗，有他最在意的东西，对个人名节的守护，对知遇恩人的仗义，对历史真相的坚持。但是，人们不愿读，也不愿听这个絮絮叨叨的老来诗人在痛苦什么，在执着什么，在期待什么。人们只需要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一个“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酒徒，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士……
人们不需要深入历史真相，不需要一个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伟大诗人。如同官方屏蔽了“永王之乱”的真相，人们屏蔽了一个执着于真相的诗人。
人生中最后的岁月，李白流寓在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处。即便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命运戏弄，他依然不改初衷，梦想着做一个建功立业之人。上元二年（761），年届六十的诗人闻知名将李光弼出征东南，又想从军报国，无奈半道病还。
翌年（762），李白卒于当涂，享年62岁。人们相信他是捉月而死，不愿意相信他是醉酒病死。
他在绝笔《临终歌》中叹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大鹏终于无力了，诗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同一年，唐肃宗死，唐代宗继位后，第一时间为永王李璘平反昭雪。李白生前可能得知这一重要的历史信息，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并不知道平反的诏令。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4
李白死时，51岁的杜甫流寓在成都。他比李白小11岁，但在后世看来，他们的诗就像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李白的诗，大气磅礴，想象奇诡，纵横无边，确实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来的鬼才作品。现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经历悲情，鲜有好诗问世。而杜甫，整个的诗歌写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之前虽然也有著名的传世作品，但沉郁顿挫、感时忧世的整体风格尚未形成。现代诗人冯至说杜甫是两个世界的亲历者：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终其一生，他几乎默默无闻，声名不显。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诗在他生前虽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评价，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场合的礼貌用语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纪初，在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后，由于中唐诗人领袖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对杜诗的推崇和不断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声越来越大。宋代以后，杜甫才奠定了史上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真实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时过过一段优裕的快乐时光，一辈子都在盛世的底层挣扎，在乱世的途中歌哭。他的朋友，李白是名躁天下的大诗人，高适后来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终了，仅是一个小诗人，一个小官员。
天宝六载（747），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参加了考试。由于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那个曾经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中年求职者，客居长安整整十年（745—755），郁郁不得志，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他一直试图建立在朝廷中任职的必要关系，但未获成功。他最后奔走献赋，为唐玄宗献上三篇赋，终于再获得一次考试机会，通过后，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职。这一等却又是没有尽头。
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希望追随高适的脚步，向名将哥舒翰请求入幕，却未得到理睬。也就是在这一年，关中出现了被杨国忠捂住不报的大暴雨和饥荒。为了生存，杜甫被迫带领全家北迁到了奉先县（今陕西蒲城）。
或许是命运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长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开了他观察帝国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户。当其他精英诗人沉湎醉乡之时，他穿着粗布短衣，和京城贫民排队购买低价粮食。他从盛唐那群浪漫的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审视这个社会。
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他聆听过征夫的怨愤诉说，了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而杨国忠趁机邀功，出兵南诏掩盖败绩的背后，是帝国无数家庭的生死离散，以及国家经济的凋敝破坏：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杜甫《兵车行》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他远远地冷眼观看杨国忠兄妹的游春排场，帝国的财富支撑起这个外戚家族的挥霍豪奢，京城长安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极乐世界，而这背后是谁在纵容杨氏一手遮天，已经不言而喻了：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丽人行》
帝国政坛笼罩在谎言编织的歌舞升平之下，杜甫的诗，成了那个时代最勇敢、最真实的话语。
当杜甫孤身一人从奉先返回长安后，他的任命终于下达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绝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个官职——兵曹参军，类似于武库看守人的低阶职务。迫于生计，他接受了这个离理想很远很远的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个人的悲苦境遇，让他想到了帝国底层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岁月，他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史诗：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他在诗中说，作为父亲，竟然没本事养活孩子，真是惭愧至死！今年的秋收还算不错，可谁能料到，穷苦人家仍然有饿死的意外发生。我还算是个小官儿，也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早已倾家荡产；想想远戍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这些，我的忧愁就千重万叠，高过终南山，浩茫无际……
就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杜甫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帝国之病终于捂不住了，安史之乱爆发了。
在长安沦陷之前的半年里，随着战况加剧，杜甫带着家人避乱，先从奉先北迁到了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又从白水继续北迁到了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南）。一路辗转，十分狼狈。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再次告别妻儿，从鄜州羌村投奔唐肃宗。途中，他被叛军俘获，并押解到长安。在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杜甫度过了大半年时间。他写诗悲叹唐军的一次次失利，以及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败。
史书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对未能逃出长安的王侯将相及其家人，“诛及婴孩”，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一场针对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杀。身陷长安的杜甫，遇见了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一名皇孙：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杜甫《哀王孙》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贵族被满门灭族，只有一个幸存者流落市井，体无完肤，乞求为奴。在杜甫的眼里，长安城的血雨腥风，谁也难以逃避，不论昔日如何锦衣玉食。这就是乱世的缩影。
至德二载（757）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没有妻儿的消息，生死未卜，忧愁满怀。战乱时期，所有幸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诗写了出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后来，宋朝人说，这是第一等好诗，但想起当时乱世，就“不忍读也”。
5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形势对唐王朝有所好转。四月，杜甫趁乱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峙之地，到达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唐肃宗。
杜甫已经半年多没有妻儿的消息，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奔赴鄜州羌村的家。这是因为，他此时仍是朝廷官员，赶紧到凤翔政府报到是他的职责所在。
唐肃宗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虽然仍是一个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谏言了。杜甫忠于职守，报到后仍未返家，只是在诗里担忧家中的情况：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
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杜甫《述怀》
他发出无奈的疑问，这年头有几个人活着，希望全家团聚岂非做梦？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来，因到来的可能是坏消息。
但很快，身在凤翔的左拾遗杜甫，就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息——战乱当前，新皇帝唐肃宗却把巩固帝位摆在了第一位。唐肃宗连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满帝王权术：
首先，唐肃宗发兵，消灭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为追随李璘，遭到流放，境遇凄凉。其次，清除唐玄宗旧臣，宰相房琯因为是父亲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认为是太上皇党而遭贬。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说话，虽未治罪，却被唐肃宗视为“房党”，从此被疏远，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第三，唐肃宗急欲收复长安、洛阳二京，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正统性。为了收复两京，他决定孤注一掷，不惜撤空西北边防，把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与叛军对阵，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代价，请求回纥出兵助战。他宁愿引狼入室，让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夺回长安。
至德二载（757）九月，收复长安。但也错失了著名谋臣李泌建议直捣叛军老巢范阳的时机，导致安史之乱又拖延了好几年才被平定。人间无故又多了好几年的生离死别。
两京收复后，杜甫写了长诗《洗兵马》，暗讽皇帝和帝都官员不反思战祸，而沉浸在一时的胜利中。战争还没结束，但唐肃宗已经显示了他的权威和能力，于是朝臣争献祥瑞，开始唱赞歌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杜甫《洗兵马》
此情此景，忧国忧民的小官员无力阻止，只能发出最微弱的叹息，但愿战争真的早点结束，“净洗甲兵长不用”。此时，杜甫早已被贬出长安，到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皇帝的身边，果然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人。
开始于乾元元年（758）九月的邺城之战，最终以唐军的诡异溃败而再次昭示着大唐帝国的不可救药。此战过后，杜甫对王朝前景彻底失望，对帝国中兴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一带）是通往河北的门户，这场战役，朝廷和安史叛军谁都输不起。唐军以60万大军围攻只有7万人的邺城，长达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13万兵马来救，与城内安庆绪叛军合共亦仅占唐军的三分之一。然而，唐军终遭惨败。复盘此役之败，其实无关叛军的强大与否，一切皆由唐肃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将郭子仪平复两京之后，唐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表面是对平乱功臣的感激之辞，但他内心实则十分忌惮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功高震主，权重难制。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邺城之后，唐肃宗所考虑的，依然不是怎么打胜仗，结束战乱，而是怎么分散这些名将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这个本性阴暗狭隘的皇帝，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去指挥60万大军。唐军最终陷入混乱，犹如一盘散沙，以极大的优势兵力却被叛军击溃了。
唐肃宗只顾玩政治平衡术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里，故而一次次错失了彻底平息安史之乱的机会，任由这场战争拖延长达八年之久。当他在宝应元年（762）四月病死的时候，安史之乱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乱的八年间，唐朝人口锐减3600万。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对于心中只有权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殊不知，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惨剧。
在这场影响大唐国运的战争中，杜甫几乎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关注个体命运与生死悲剧的记录者。
乾元元年（758）年底，当朝廷军队围攻邺城之时，杜甫从华州出发，前往洛阳探望故旧、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后，唐军大败，损失惨重，杜甫正好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都是朝廷为了扩充兵力拉夫抓丁、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乱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关，耳闻目睹无不是战乱的哭泣和死亡的阴影。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下一路的所见所闻，写出了震撼千古的灾难史诗——“三吏三别”。
在他这组诗中，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剧。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战场。他们在战场上大量死亡后，留下了大批独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怀抱乳婴的年轻寡妇，还有刚刚新婚就要准备守寡的小媳妇。老母无子送终，乳孩无父照应。所谓盛世，不用几年，就沦为了人间荒原。
看到新安县吏抓壮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个个家庭生离死别的哭声。杜甫无能为力，只好安慰他们说：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杜甫《新安吏》
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伤了身体。天地就是这么无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见差役半夜来拉夫，这家人的老头子赶紧翻墙逃走了，杜甫只听得一个老妇人开门对着差役哭诉：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杜甫《石壕吏》
这是一个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而贫穷至极的家庭啊，三个儿子有两个战死在邺城，剩下唯一的儿子还在军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没有放过这个家庭，吓得老头子连夜躲起来，而老妇人还要被拉去做后勤。
沿路又经过一个寂寞荒凉的村子，这个村子百余户人家，因世道乱离都各奔东西。活着的没有消息，死了的已化为尘土。刚从邺城战场下来的老兵，回到村子，举目无亲，还来不及悲叹，县吏又要赶着他去服役了。而他，临走前，连一个可以告别的人都没有：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杜甫《无家别》
人活在世上却无家可别，这世道，当个老百姓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些具体的悲剧，杜甫看得见，而帝国的决策者，看见了吗？看见了，在意吗？杜甫在写这些悲惨的个案时，内心怀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这一个个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帝国高层无视民间疾苦，肆意酿成战争导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祸。但另一方面，在战争胶着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尽快平息叛乱，才能解除叛军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强加给百姓的灾难，而要尽快结束战争，则只能由百姓继续付出代价上战场。
面对这对矛盾，杜甫唯有一边批判朝廷的黑暗无道，一边含泪赞美百姓的爱国精神。他感到极端的痛苦，写出来的“三吏三别”是那样的悲凉，而又悲壮。
回到华州后，47岁的杜甫修订完“三吏三别”，内心悲怆而又无力，随即弃官而去，彻底告别了这个腐烂的朝廷。
唐朝的一些诗人选择弃官，过起隐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产和庄园别墅做后盾。杜甫没有这样的资产。他的弃官，便注定了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并且，这种痛苦将持续影响他和他的家人。
史书记载杜甫弃官的原因说：“关辅饥，辄弃官去。”因为京畿地区闹饥荒，所以就辞官而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很难说得通，杜甫官阶低微，俸禄虽薄，但总比弃官之后没了收入来源强呀。而他宁愿带着家人困苦潦倒，四处觅食，也不愿再做朝廷的小官员，可见内心对朝局已经失望透顶了。这或许才是他下定决心弃官的真实原因。
弃官的这一年，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家就迁移了三四次。从华州迁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肃陇南），直到年底迁到四川成都才算暂时安定下来，可谓颠沛流离，漂泊无根。
他当初决定去同谷，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是，杜甫去后，却发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杜甫《同谷七歌》
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极其难吃的苦栗子。庄子《齐物论》中，那个养猴子的狙公，正是拿这个橡栗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以猴子吃的果实为食物，可见诗人的生活是相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辗转到了成都。
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出任节度参谋，并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写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风暴雨破坏的情景，诗人彻夜难眠，心中所念，却仍是整个家国的忧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自从寄寓成都以后，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没有放下对家国天下的关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自杀宣告结束时，杜甫表现出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异常兴奋，手舞足蹈，放歌纵酒，并写出他最欢快的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他谋划好了还乡的路线，可是短暂的兴奋过后，残酷的现实直刺过来。安史之乱是结束了，但中原战火长期未能停息，藩镇割据和此起彼伏的争斗，让诗人回归到沉郁顿挫的生存状态。
根据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后，杜甫的诗日益与自我有关，他是一位关注基本问题的诗人，如同他早年曾询问“雄伟的泰山似什么”（岱宗夫如何），在沿长江而下时他转向“我似什么”的问题，并反复从大江的各种形态和生物中寻求答案：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旅夜书怀》
他一生经历了两个断裂的时代，以至于后来只能从历史的巨变中体味人生的悲凉，又从人生的悲凉中观照历史的巨变。开元盛世年间，他交往和见识过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为了逃离乱世，都像他一样，漂泊在西南天地间的小城里。他用诗歌写他们，也写自己的飘零，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极为沉重而苍凉的篇章。
大历五年（770），人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开元年间皇家梨园中的著名乐师李龟年。当年，杜甫曾在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府内听过李龟年的演奏。旧人相见，同病相怜，感慨万千，杜甫遂写下《江南逢李龟年》相赠：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诗中繁华消歇，物是人非，读来令人黯然神伤。一个时代都这样被摔坏了，遑论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甫已经老了，常年贫苦，心力交瘁，各种疾病缠身，更容易在诗中落泪。
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病逝，结束了59年的生命历程。至死，流落湖湘间，未曾还故乡。
世间已无杜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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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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