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五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他们是沙文若、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有人说，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沙文求沙文求是个有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弟弟都在大革命浪潮中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此外，他还是被传为佳话的刑场上婚礼的女主角陈铁军的生死战友。
1904年出生，又名仲己、端己，化名史永，浙江宁波鄞县大咸乡（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沙村人。父亲沙孝能是个中医，因乐于救死扶伤，在乡邻中颇有点名望。
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他就表现出与同龄人不一样的个性，喜文史，好拳术，爱读经史兵书，逐渐养成了刚强果敢、见义勇为的性格。
他喜欢特立独行，1911年在沙村小学读书时，那时习惯于尊孔，小学生都要用纸盒做孔圣殿。别的孩子做的孔圣殿用于供奉孔子，他却别出心裁，供奉荆轲、聂政等刺客的图像。
他也侠肝义胆，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十二三岁时，村中有人被邻村人侮辱，他听闻后，二话不说，立马召集同村壮年数人赶去保护。
因为父亲早逝，1916年他仅上了五年学后就辍学回家，从事农业劳动。但沙文求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在两年的劳动之余，他一边精练少林拳，一边苦读孙吴诸子、戚继光等兵家之书。他在校读书时，成绩优秀，不仅文章写得好，体育成绩也是全校闻名的，书法绘画、填词作诗更是出类拔萃。
值得一提的是，他小小年纪就胸怀天下，对中国积贫积弱每每感慨，时时策划着想组织一个团体，把志同道合的人汇聚在一起，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作用。
对政治的关心，在他进入中学后，表现得愈加强烈。
1920年秋，由大哥沙文若资助，沙文求进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他经常和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读书的四弟沙文威讨论新文化、新思想，十分赞成苏联的社会制度，渴望到苏联去，但几次努力没有成功。
有一次，他发动罢课活动，要求撤换一个不学无术的理化教师，触动校方逆鳞，要以“煽动罢课”为由开除他学籍，好在同学们团结一致，罢课取得了胜利。
1925年春，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共产党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该系的主任是瞿秋白，主要教师有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萧楚女、张太雷等。这些老师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理论，深深地吸引了他，他订阅了《向导》与《新思潮》杂志，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崇高志向和坚定信心：
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君之情。飞步东行，愿君莫驻；瞿塘三峡，愿君莫躇。
“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参加游行示威。上大由此遭租界当局封闭。1925年夏，他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物理学？他曾在1927年8月22日给陈修良（后来成为他的弟媳妇）的信中郑重地谈到：
“我生平很想把人生求得一个美满的根本解决。但这不能不有一种正确的宇宙观，而宇宙观只能从科学方面，尤其是从物理方面去努力，才能正确。”
尽管由于经济问题，沙文求只度过了半年的复旦时光，但他说：
这半年可说是不顾“手足”之赤寒（家庭贫困）而作辛苦之战争。这种心的苦战，只是因为科学（狭义）为最不朽之学问，而作“向太阳”的飞（向理想社会）。
那年冬，他回到了宁波，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受党的指派，他回家乡沙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创办夜校。
当时家乡的群众基础薄弱，而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却相当猖獗，但他从未退缩。回到沙村后，他联系本村贫苦农民，把村里的一些骨干分子秘密组织起来，再通过他们进行串连。
最初，有些农民有顾虑，两三个月后只有10多人参加农会。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沙文求千方百计寻找突破口。一天，村里有一贫农误砍了山界边别人的树木，村中恶霸和山主二话不说，像往常一样，蛮横地捆绑了这个贫农吊打，还准备送官法办。沙文求知道后，就率领会员上门理论维权。一番斗争后，这个恶霸躲在家里几个月不敢出门。
自此，农会的声威大振，沙文求顺势公开吸收会员，成立农民协会。
农会建立起来后，土豪劣绅恨之入骨，对农会百般造谣诬蔑，说农会是帮助坏人懒汉的，并声言官方会来捕人。对此，沙文求发动会员从事义务劳动，修理道路和公共水利，禁赌和在公山上砍柴出卖，以补助穷困的会员。他还在村里办起农民夜校，家里和夜校成了农会活动的场所。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农会的威信不断提高，农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
1926年春间，乡里发生粮荒，米价飞涨，而附近的米商又借机要求买米要以斗计算。沙村农会就召集会员，与他们展开斗争，逼迫他们做出让步。
沙村农会的这次行动博得了附近贫苦农民的称赞。同年初夏，乡里又发生额外强收烟酒捐的事情，农会组织会员贴标语、作宣传，与税收人员斗争，以后，税收人员再不敢到沙村额外征税了。附近各村农民也藉此得以免征额外的烟酒税。
到1926年7月，沙村农会会员发展到八九十人，还吸收了五个农民入党，两个青年（其中一人是他的五弟沙文度）入团。沙村建立了党支部，沙文求任党支部书记。沙村农会的声威扩展到附近几十里的农村。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前往广州，支援根据地建设，沙文求也奉调离开鄞县，途经上海会同陈修良等前往革命根据地广州。
沙文求离开鄞县后，他的三弟沙文汉接替他继续从事浓云工作。
沙文求抵达广州后，按照组织要求考入了广东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在中山大学有200多名共青团员，沙文求以党员身份参加团的活动。由于他有过上大、复旦读书和农村支部工作的经验，第二年就当选为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并根据革命需要加入中国国民党。
此外，他还与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陈铁军、毕磊等一同组织了中山大学的“新学生社”。在广州，他以笔为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中山大学的校长戴季陶竭力反对学生参加革命活动，他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叫嚷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戴季陶的谬论在一部分学生中还颇有影响。沙文求撰写文章，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抨击戴季陶的反共论点，他认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仅不应退出国民党，而且应该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可见，这时的沙文求已有了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沙文求在给上海大哥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的局势已经一变而转入新时代”，国民党将叛变革命，它们“是要消灭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封建政府——军事独裁底路上去”，今后中国革命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大势力共同建设农工的民主制度底新时代”。
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中共两广区委、共青团广东区委、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等机关均被查封，刘尔崧等100多位革命者被捕并惨遭杀害。沙文求因事先转移到了住宿地点，才幸免于难。中山大学发出第36号布告，开除沙文求等一批学生的学籍。
起初，沙文求很想去武汉，当他听到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他经常化装成学生、市民或工人，出入于市井街巷之间。
他的大哥沙文若鉴于形势险恶，去信劝说他回上海，他在回信中毫不犹豫地说：
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入险，鼓其前进。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总之，我是临阵者，要尽无限之余勇，以吸收宇宙间的快活，慷慨展臂，抓住艰巨的责任，竭人力而尽天命，畅快地干。
大革命失败后，沙文求的家乡沙村的农运也遭到破坏。沙文求的三弟弟弟沙文汉被通缉；五弟沙文度被劣绅施绪初等沙季同捆绑套入麻袋，并扬言要投入深渊。最后还是大哥沙文若出面疏通，他才幸免于难。
但当地的地主劣绅对沙氏兄弟恨之入骨，他们洗劫了沙家，致使全家10余人被迫分散流亡。
沙文求听到这一消息后，不以一家一户的得失萦怀，相反，他说：
“这次破家，不仅在革命意义上有重大底价值，而且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
充分表达了他的革命理想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岁寒冰雪之世”去实现他的革命理想的决心。
1927年9月，沙文求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的领导工作。根据团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对广州市共青团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使广大团员更加活跃地投入斗争，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注意，他们派人到处侦察沙文求等人的行踪，图谋缉捕。9月20日，沙文求外出联系工作，不料他的住所被警察当局侦知。
当他工作完毕返回住所时，邻家老妈妈低声叫他赶快躲开。可惜他听不懂广州的方言，一进屋就被埋伏在内的两名警察抓住。幸亏他从小练得一手拳艺，颇有些武功，趁敌不备，一拳一脚打倒两人，夺门脱险。事后，他写信给大哥说：
“我这里怪得很，仿佛有神明暗中协助我，似乎知道我的前途有特别悲壮的意义，不应该使我的生命(有)过于轻易而牺牲的神气”。
他痛恨自己不懂广东话，几遭不幸，发誓要学好广东话。这时，他的生活极度困苦，常要靠他大哥接济，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都没有。
八七会议后，沙文求按照党的指示，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斗争。他以广州市团委委员兼少先队总队长带领宣传队到各区宣传鼓动，并组织团员青年支援运输，看护伤病员。他还走街串巷，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发动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沙文求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后改任赤卫队中队长(陈铁军任队长)。
在战斗中，率领赤卫队员们在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省委书记张太雷壮烈牺牲，武装群众大部分伤亡，后路被切断，队伍被冲散。
沙文求和几个战友冲出重围，当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正在欲避无所，欲飞无翅之际，忽得一天然之良地，在子弹乱飞之天空下，安睡一觉”。次日凌晨，敌人挨家挨户搜查，盘问到他们时，他们自称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避战乱在此暂宿，从而得以脱险。
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组织的安排，沙文求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团市委秘书长，他化名史永（沙文求牺牲后，四弟沙文威为继承烈士遗志也改用此名）在广州开展地下工作，协助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季步高同志，恢复和建立基层党团组织。
1928年5月，他在给沙文汉的信中说，对于工作：
1、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
2、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起义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策略；
3、“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到手。
他认为有此三项，就能把革命工作做好。这是他在起义失败后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用以告诫弟弟。由于这信是邮寄的，他不得不用“胆量”、“知识”等名词笼统地表述。
1928年8月，当沙文求化装到一茶楼与一同志接头时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8月下旬，沙文求在广州红花岗残遭敌人杀害，年仅24岁。
斯人已逝，但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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