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有惊无险一瞬间|号子|大兴安岭|张晓光|杨木|知青|齐齐哈尔

知青往事：有惊无险一瞬间

1968年8月，我在卢湾中学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是1968年6月组建的，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材需求，兵团组建之后多次组织人员到大、小兴安岭林区采伐。1968年12月，吴文琦、金圭到小兴安岭铁力林区。1970年6月初，我和陶立明、张维麟、王淳翔等到大兴安岭的阿龙山林区，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年，1971年5月下旬离开林区。

这一年里，我们先在山里采伐，然后常驻火车站装车，即人工把木头抬上火车。1971年5月9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

当年去林区，天津知青黎子林是带队的副连长，5月9日那天他是现场指挥。

一九七〇年六月到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参加了团里的采伐队，在大兴安岭工作了一年。辽阔的大兴安岭，和江南的水乡平原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景色。这里有雄伟的山脉、茂密的山林、秀丽的山水，到了夏天，满坡开着烂漫的山花，各色野果点缀其中，俯拾皆是。所有这一切，都给我这个生长在南方城市，自小没见过山的小青年，带来极大的兴趣。

1971年4月，作者在阿龙山

回忆起一年的山上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天的普通劳动。

那是1971年的春天，经过70年下半年的紧张工作，小分队的装车场已经堆起了许多木材。从1月份起，我们就开始装火车，往团里发木材。装火车对我们来说，是件陌生的工作。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们模仿林场老工人，喊着号子，把第一根原木抬上一节平板车时的乐劲儿。不过那时车皮数量不多，七八天才装一车。到了四、五月份，铁路冬运任务近于完成，我们装车也频繁了，平均不到两天就要装一车。

5月9日，我们刚吃完早饭，火车站来了通知，上午将有一节车皮。我们迅速做好了准备工作，拿着肩杠、卡钩，和铁丝、车立柱等用具，到了装车场。这是一节载重50吨的敞车厢，长13米，一般适合于装双六米的木头。

和往常一样，我们分了组，架上了木马，搭上了跳板，一会儿就装了小半车。一个楞堆装完了，我们开始装一个杨木小楞堆。由于杨木水分很多，要比松木沉得多。很快，我们又把这堆杨木装得差不多了。最后，一根近五米长，径粗约60的大杨木，静静地卧在我们面前。

这样的大木头，以前在归楞时也碰到几棵，但装火车则是头一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副连长黎子林给我们分了组。我们几个较小的同志在车下，由八名较有把握的同志把它抬上车。我们几个搭上了卡钩，一喊号，挺起了腰。我只觉得肩上猛然一股巨大的压力，肩杠死死地卡住了脖子。

我们大声喊着号，蹉挪着步，停了五、六次，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抬到跳板跟前。车上的同志开始抬了。子林是头杠、小肩领号的。齐齐哈尔知青张晓光和上海知青袁永定分别抬最吃劲的二杠大、小肩。只见他们挂上了卡钩，一声号子，大杨木随着他们的号子慢慢地上了跳，我们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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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小伙子，呼应着低沉的号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挪着，跳板往下弯曲，压得木马的四条腿咯吱咯吱地往下陷。快到车厢上了，号子变了调，子林高声喊着，大伙也高声应着。这时候我们更紧张了，因为上车厢，步子最不容易走齐，而如果有一人在上车时一失脚，势必要造成大事故。

终于，八个人都踏上了车厢的跳板，我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不料，我们刚转过身去，准备去抬下一根木头，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我赶紧转过身去，只见车上人全不见了。我们万分紧张，纷纷爬上车厢......

原来由于负荷过重，车厢上的八米跳板，正在张晓光踏脚处被压断了，袁永定合扑在他身上，八个人连杨木一起跌进了车厢。幸好，大杨木恰好全部进入车厢，这一下，正好砸入它应该砸下的地方，而八位同志安然无恙。

张晓光一骨碌起来，以他惯有的诙谐语调说，“没死没死，同志们，我没死，接着抬啊！”接着抬！我们又换上了跳板，进一步检查了安全措施，谁也没有被这棵木头吓倒。相反，见了大木头，大家更抢着抬。不一会儿，就把车装完了。因为近一年来并没有发生过像这次比较惊险的事件，所以这天的工作是我难忘的。但是我常常想，那天跳板超重，是件偶然的事，因此我记住了5月9日这一天。

细细地回想一下，在山上的一年里，哪天不是在与“苦”和“死”打交道呢？再想想，在边疆的五年生活里，又有哪一件工作不是经过辛苦和努力而得到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