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向体恤下属的毛主席有了要为革命将领们进行表彰的想法，但是由于援朝战争的爆发，导致毛主席只能将这个想法搁置下来，等国家稳定后，再做后续打算。
1955年，这个想法被落实，9月27日，由时任国家主席毛主席主持的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在北京政治中心——中南海举行。
大授衔的新闻传遍全国上下，除了在军政界引起轰动之外，就连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所关押的战犯们都在私下热烈讨论着。
先介绍一下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所。
功德林战犯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狱房间众多，可以容纳上千人，这里可以说是北京城内老百姓人尽皆知的地方。
功德林早前并不是监狱，而是一座叫功德庙的庙宇，清朝末年，在当时皇帝的通知下，这里被改成了监狱。
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持政期间，罗文干接手了监狱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成为了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战犯的监狱。
功德林的建造很复杂，战犯们从大门走进八角亭，会被这里的道路搞晕，里面的八条胡同都是一样的，导致战犯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在哪里。
功德林作为关押战犯的监狱，这里制定着一套严格的条例，战犯们必须按照规矩做事，其中有一条是：战犯之间不准交谈。
然而，在大授衔之后的一天里，功德林的一位战犯却打破了条例，他坐在床位上，对着同屋的战友感慨道：“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
这个战犯是谁呢？他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
原来，这位战犯在监狱中听到陈赓大将授衔的消息，一时之间，他想到了他和陈赓之间的种种。
这位战犯名叫韩浚。
韩浚，1893年出生，是黄冈县傅家河下林湾人。韩家原先是大户人家，但是由于他的父亲喜欢钻研文学，对祖祖辈辈留下的产业不感兴趣，导致他们家渐渐开始败落，等韩浚出生后，家里早已是贫穷潦倒。
1908年，年仅14岁的韩浚考入县城黄州的高等小学堂。1911年，韩浚独自一人离开黄冈到武昌当兵。1912年，韩浚再次进入学堂学习，毕业后成为学校里的老师。
老师的生活安稳平淡，但这并不是韩浚的人生追求，他还是想参加革命，想上战场，就这样韩浚离开了学校，于1924年春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三队学习。
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明白为何他在得知陈赓被授衔大将军衔后，会发出：“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的感慨。
没错，他和陈赓的人生起点差不多。
陈赓和他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由于陈赓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班里面的学生都喜欢和他交朋友，人缘好的他引起韩浚的注意，后来因为他跟韩浚志同道合，能聊到一起，所以自然而然成了好友。
毕业后，韩浚历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期上尉区队长、第四期学生队步兵第一团四连少校连长，他跟陈赓当年也是黄埔军校里的风云人物，还得到周总理等人的称赞与重视。
结果多年过去了，昔日黄埔军校“双生子”却拥有不同结局，一个被授予大将军衔，一个却在功德林战犯监狱里改过自新。
他们的人生为何从相交变成平行呢？
韩浚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南昌起义爆发后。
起义爆发后，韩浚所在的警卫团准备与起义部队会合，当部队进入江西修水时，收到了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的消息。
得知消息后，韩浚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团长卢德明等人返回武汉，找到当时党在武汉的主要负责人向警予。
向警予向他们转达了党在武汉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以及秋收起义的指示。
当时，韩浚被指定为是秋收起义的副指挥。在韩浚等人返回江西途中，遭到民团巡查的突然袭击，由于人手少，导致韩浚几个人死的死，伤的伤，韩浚被抓捕到监狱，等他被释放后，已经彻底失去了跟党之间的所有联系。
此时的韩浚依旧保持着反蒋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他选择加入到国民党中。
从这一刻开始，也就意味着他跟陈赓的人生将迈向不同的阶段。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韩浚的职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这条路终究是错误的。1947年莱芜战役打响后，韩浚带领的部队被俘，他在国军的辉煌人生就此结束。
韩浚被扣押到解放军山东军区的被俘国军军官训练营团学习，在这期间，华东军区派人给韩浚做思想工作，奈何他思虑过多，担心自己投诚后得不到一个好出处，所以没有选择公开投诚。
后来，韩浚被转到功德林一号监狱改造，开启了他在监狱里的15年战犯生活。
随着国家的发展，部分政策出现改变，韩浚得到被特赦的机会，1962年，他离开功德林监狱，乘坐火车回到武汉，与家人团聚。
在武汉，韩浚参加了省政协扩大会议，会议上，韩浚发表重要讲话，对党和政府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深表感谢，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虽然韩浚的人生不像陈赓那般辉煌，但是他也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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