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蜀诵·绪论》）这是对时空不断变换的地域文化的最好诠释。民间俗语：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各地有各地的风土民情，构成了中华文化斑斓缤纷的底层色彩。谣言则风俗民情之异端，学术则风俗民情与理性思维之结合。黄博君此书以“宋代四川”为讨论对象，试图将风俗、谣言和学术熔为一炉，以揭示包括今日重庆在内的“宋代的四川”以及其间的内在关联。读者自然有所期待。
吴天墀先生曾言：“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四川藏书考》初刊，1939
年）这种光荣，在于它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支撑着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将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谓“易学在蜀”“蜀多方士”“苏氏蜀学”等，皆显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独创性，散发着谜一般的魅力。是著以宋人诗句“不与天下州府同”作为主标题以揭示宋代四川的某种特征，该诗告诫将赴成都知府之任的同僚：“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送知府吴龙图》）
宋世名臣乖崖公张詠（946—1015）于太宗淳化五年（994）九月初任知益州时，正值蜀中王小波李顺事变初定。张詠面奉圣旨，得“便宜从事”之权，取得了很大的治绩，后来的成都知府承袭了这种“先行后奏”的特权。宋初，蜀中除王、李而外，还发生过多起变乱，给时人留下了“好动易乱”的印象，甚至南宋朱熹也认定蜀人“强悍易反”。特殊政策是基于特殊的民情，民情的养成是基于包括人文在内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空的转换。
蜀地山川险峻阻隔，又远离政治中心，故而常常显得有些另类。范镇说：“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东斋记事》卷四）曾巩为苏序所撰墓志铭亦言：“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大概蜀人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安于唐代以来蜀地逸豫的生活，暂时还没有追求“三不朽”的热切愿望。宋代“朝中”人有语：“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是借字形对闽蜀之人的揶揄之语，也许闽蜀之人的言行举止和朝中人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也可能是与主流步调不一罢了。《制造边缘》篇首次对这一流语做了全面而有深度的分析，值得珍惜。
蜀地的“另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从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到传说时代的蚕丛走过来的五代古蜀国，都保持了很大的神秘感。周天子分封八百诸侯，蜀国不与。战国后期秦国的统一战争，是从攻并古蜀国开明氏开始的，不仅因为“蜀地富饶”，还因为蜀乃“夷狄之长”。秦并巴蜀而郡县之，同时又因俗而治，对巴蜀采取了特殊统治政策，西汉亦如之，不过巴蜀“本南夷”（《汉书·地理志》）却长久存留于中原士人的记忆中。汉景帝时，法吏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遂承担起了教化蜀民的职责。文翁化蜀千古流芳，但蜀地民情风俗以及显示出来的具有特色的地方色彩却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晋代巴蜀地区发生的“獠乱”，竟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至唐代才焕发出新的光彩，赢得了“扬一益二”的美誉。但在一些边缘地区，“獠风”很盛的记载仍常见诸史志之中。本书揭示渝州之改名，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移风易俗的努力。
四川大学治史者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深厚的传统。1926年，川大前身国立成都大学刘咸炘教授云：“今之四川，本非一俗，东则半楚，北则半秦，西南又杂蕃夷，常氏《国志》辨之最详。”（《蜀诵·土俗略考》）可谓深知四川者。他特别留意地方政事、风俗，认为这是上古之美政而为今言地志者所忽。1980年，川大历史系的教师们撰著了《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从不同角度对四川历史文化做了新的探讨。
黄博君秉承先贤之绪风，从2005年就读宋史硕士研究生以来，就对四川地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北宋中期“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为题作硕士论文，探讨了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表现出了不凡的史才。读博期间所撰《神御在蜀》篇讨论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治理问题，又参加2014年在杭州召开的宋史年会，颇得士林好评，直到多年后掷出《如朕亲临》，回响如潮，不是偶然的。黄博君从黄庭坚“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困惑，检讨了巴蜀社会数百年来的变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发现巴蜀书法“滞后”的一面，则为新近力作。善于捕捉历史的瞬间，纵横求索，以见其大，是黄博君治史的一个优点。览该书内容，多覃思之章，有的则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然皆有新意，是为可喜。本书属于地域文化研究，不过作者有意区别“地方”史与“区域”史，认为“地方”与中央或全国相对应，因此往往将地方史问题纳入更大的视野中来思考，这是值得肯定的。本书所述，不涉宏大叙事，然而如史家名言：史无碎片则无以立。如是，则本书对宋代蜀中诸多个案的观察与探讨，自是一种贡献。
（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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