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隆重举行大规模授衔仪式，为自参加革命以来的军队干部授予军衔，并颁发勋章。
此次授衔，不仅要斟酌军队将领的赫赫战功、卓著贡献以及深厚资历；同时还需考量历史渊源，即不同革命时期、不同部队之间的均衡与代表性问题，说白了就是要兼顾各方的山头。
陕北红军，颇具独特性。其所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令红军三大主力终结了长征的征程，拥有了栖息之所，更为其提供了一个暂作休整和整训的空间，不再如长征途中那般处于被动之态。
陕北的小米，滋养了众多红军战士。我们时常提及的“小米加步枪”，实则是对陕北这片土地的深深感恩之情。
言归正传，1955年授衔，陕北红军将领授衔情况如下：
上将：阎红彦
中将：张达志、阎揆要、赵启民、崔田民
少将：贺晋年、郭宝珊、高维嵩、高朗亭、白寿康、贺大增、张文舟、贺吉祥、王兆相、牛书申、孔令甫、王再兴、慕生忠、郭炳坤、刘懋功、李赤然
大校：崔文斌（61少将）、贾乾瑞（64少将）、李树荣（64少将）、王扶之（64少将）
根据以上信息，授予上将1人，中将4人，少将20（后来晋升的也算上），共计25人。
1955年授衔，包括被授予或后来晋升军衔的10名元帅、10名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和1360名少将，共计1614名。
陕北红军将领的授衔人数，仅占总数的 1.4%，其数量之稀少，着实令人叹惋。
究竟是何种缘由，致使陕北红军将领中开国将军的人数如此之少呢？
一、缺乏主心骨
1955年授衔时，每支部队的老首长，皆为自家的将领说情。例如：贺龙给杨秀山，陈赓给陈康，这两个人后来都授予了中将。
伴随着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红军领导人的英勇捐躯，陕北红军里面竟无一位有份量、具有话语权之人。
原本存在一位尚可能给陕北红军将领话语权之人，然而在1954年却遭遇变故（高），大家众所周知，就不明说了。
二、没有重用
1935年9月，红军三大主力相继抵达陕北后，先前的陕北红军之干部，未能得以重用。
例如：黄子祥、黄子文，此兄弟二人皆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缔造者。
黄子祥，直接被调任至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出任组织委员。黄子祥，此前乃是红二十六军红四团团长、骑兵团团长。
黄子祥
此后，始终在渭北地区不懈斗争。
1947年春，与弟弟黄子文等人策动三原县陵前乡自卫队起义，此次起义队伍被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其出任支队长一职。7月，调至关中渭北总队担任副总队长，兼任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9年，担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以及军管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凭借他的资历，授予其少将军衔是毫无问题的。
黄子文，1934年11月7日，红二十六军42师于甘肃省合水县莲花寺得以成立，王泰吉出任师长，高崇德担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一职，而黄子文则任政治部主任。在陕甘边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成立之后，黄子文担任政委。
1935年9月，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
黄子文
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黄子文被关押。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被安排在瓦窑堡红军兵工厂工作。
1936年3月，黄子文调入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1937年7月，黄子文任庆阳抗敌后援会主任。
其后所安排的工作，近乎皆为极为细微的工作。1946年6月，于耀县牺牲。
黄子文，曾参加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后承蒙中央委任，返回陕西致力于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933年5月，红二团挥师南下关中之后，近乎全军覆没。倘若缺失黄子祥、黄子文兄弟二人红四团的支持，陕甘苏区的发展恐举步维艰。纵然有王泰吉的起义部队，起义之时人数多达1000有余，然而真正抵达照金的却仅余100多人。
诸如他们这般的，尚存在一些人士，诸如：霍维德、崔田夫、白坚、吴岱峰、张邦英、马佩勋等等。
三、相关事件影响
1954年发生的事情，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授衔工作。
第一个就是贺晋年，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副兵团级，原本授予上将一事已然是确凿无疑之事。怎奈，此般事宜对他产生了影响。
贺晋年
1954年9月，承蒙组织委派，得以进入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学业。1957年7月学成结业后，获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一职，直至1982年10月，整整历时25载，岗位未曾有过变动。
观及此处，令人颇感费解。
第二个是张秀山，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奋战历程中，张秀山相继担任过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 42 师党委书记等职。
他于战场之上舍生忘死，浴血拼杀，曾遭敌人子弹击中肺部，然而竟在乡村兽医的粗陋疗法之下，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其先后出任了神府红军独立师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以及中共绥德特委书记等职务。
张秀山
他乃陕甘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45 年调往东北之后，相继出任松江军区政委以及辽宁军区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依凭他的资历，授予其中将军衔可谓毫无阻碍，甚至擢升至上将军衔亦存在可能。
1954 年所发生之事，所影响的绝非仅有这二人。
四、西府战役
1948年4月，参加西府战役的4个纵队，一纵、二纵、六纵，都是贺老总的部队，唯独四纵是陕北红军的老底子。
安排实力相对薄弱的四纵，去执行警戒与阻击敌人的任务，本身就是个失误。
四纵大多为守护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未曾踏上重大的战场，亦未历经大兵团作战，犹如以卵击石。
王世泰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手执枪，一手握锄，其中警三旅着重肩负着保卫边区以及屯垦的使命。1943年，该旅曾缔造出全旅开荒达两万多亩、收获粮食 2370.1 万斤的卓越佳绩。
延安保卫战期间，警三旅七团损失较为严重，元气尚未完全恢复。
四纵，说是一个纵队，其实还不到一万人。
警一旅下辖：警二团、警三团。
警三旅下辖：警五团、警七团。
骑六师，是1946年10月，起义后才加入西野的。
因此，在四纵失利之后，竟无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局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可以说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有理没地方说。
张仲良
1955年授衔，四纵没有一个陕北红军将领授衔。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下属的三个旅（师）长高锦纯、黄罗斌、胡景铎，都没有授衔。
他们皆为自陕北革命根据地走出的将领，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进程中，功勋卓著。陕北红军，因此也失去了一位上将。
一概而论地予以否定，实有失偏颇。
五、有几个将领该授军衔
1、汪锋
红军时期，他是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与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成功创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黄子祥的红四团，亦为其亲手缔造。
此后，曾担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一职达一段时间。此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前往陕南，投身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汪锋
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以及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等职务。
解放战争初期，单人匹马，千里驰骋，冒着生死之险，去陕南接应从中原突围出来的李先念部。
1947年1月起，相继担任中共鄂豫陕区党委书记、鄂豫陕边区政府主席以及鄂豫陕军区政委，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政委。中共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军区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政委。
在他的领导之下，得以成功协同陈赓挺进豫西，且对胡宗南的一部分兵力形成了牵制。
就其资历、贡献而论，授予中将不成问题。
2、刘景范
刘景范，乃刘志丹之胞弟，受其兄之影响，投身于革命事业。
红军时期，历任红二十六军42师2团团长，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陕甘宁省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出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之职。他全力动员边区力量支援西北野战军，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地保障后勤工作。
他为西北解放战争，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依凭其资历与贡献，理应授予中将之衔。这不单是对其本人历史功绩的认可，更是对其兄长在天之灵的一份慰藉与补偿。
于这一方面，着实令人深感遗憾。
3、吴岱峰
吴岱峰，乃晋西红军游击队的关键创建者之一。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同刘志丹所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构建成陕甘边初始的红军队伍，而吴岱峰亦为其中的领导人物之一。
他积极投身于陕甘红军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曾先后担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团团长以及红二团团长之职。
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军事部部长、环庆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以及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警备区副司令员。
建国后，任陕西军区（十九兵团兼）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等职。
就他的资历而论，授予中将之衔乃是板上钉钉之事。
总结语：
历史已然消逝于过往，无可追挽，身为后辈的我们，仅能为之深感惋惜。他们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卓著贡献，将永远铭刻于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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