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歌的词作者，1975年被永远开除党籍，死后骨灰下落不明|义勇军进行曲|党籍|国歌|安娥|徐特立|潘汉年|田汉|郁达夫

前言

田汉这位中国文学和戏剧界的巨匠，生涯见证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崛起与变革。他创作了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还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领导了文艺革新运动。然而他的一生也充满了悲剧和争议。田汉究竟是如何在艰难岁月中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又是怎样的命运让他最终在1968年含恨离世？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田汉出生于1898年的湖南省，童年时期他家庭贫寒，却也能维持基本生计。六岁时田汉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培养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和对文字的敏感。

一次在私塾的对对联竞赛中，田汉机智地以两条溜青的黄瓜应对上联一筒篾黑的白炭，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甚至引起了当地知名教育家杨督学的注意。杨督学原本对这个传言半信半疑，亲自前来试探田汉。

他提出的难题“田家之子，聪明伶俐，头顶牛屎”，被田汉巧妙回应“县府督学，正直无私，身披羊皮”，此聪明回答迅速在当地传为佳话。九岁那年田汉的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搬到果园镇的舅父家寄居。在这里田汉首次遇见了清新脱俗的表妹易漱瑜，立刻被她吸引。他坚决放弃了母亲提议的出家计划，决定长大后要娶她为妻。

果园镇盛行各类传统戏剧，田汉的童年在这里充满了戏曲的陪伴。在戏剧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尤其是关于英雄与民众的责任。这种思考激发了他后来投身于革命文艺的决心。11岁时田汉进入长沙的一所高等学府学习，1912年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尽管经济困难，但在校长徐特立的资助下，他得以顺利学习。

191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听闻表妹即将嫁人，急忙回国与表妹私奔，二人随后一同赴日本继续学习。在日本田汉接触了文艺理论和欧洲现代剧，这些新思想对他的剧作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的留学生涯中，田汉与易漱瑜结为夫妻，他深情地承诺将一生一世守护她。两人回国后共同创办了《南国》半月刊，这一时期可谓是田汉最为幸福的岁月，不幸的是易漱瑜因病早逝，留下田汉一人面对生活的苦难。

易漱瑜去世后田汉深感生活的空虚和悲痛。在易漱瑜的好友黄大琳的介入下，田汉试图寻求新的生活伴侣，两人经过两年的相处，他们逐渐熟络，感情看似也有所发展，最终在1927年在上海成婚。

然而婚后生活并非总是甜蜜的。很快田汉与黄大琳之间的日常生活开始显现裂痕。黄大琳作为一位传统的女性，她所期待的是一个安稳和舒适的家庭环境，这与田汉对于艺术事业的激情和投入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汉意识到他们在性格、知识层面、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冷却，感情生活进入了危机状态。田汉的心情越发沉重，对逝去的易漱瑜的思念也日益深重。在与黄大琳的婚姻关系仅维持了短短两年后，两人的关系便走到了尽头，婚姻的破裂给田汉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创伤。

在1930年2月的一个春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地点，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组织汇聚了当时最前沿的文学思想，田汉不仅是其创始成员之一，还被选为七人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开幕式上文学巨擘如鲁迅、郁达夫以及潘汉年等都出席了此次盛会，共同见证了这一刻的到来。这个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向左翼倾斜，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民众的觉醒和斗志。田汉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和言行都饱含着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

田汉长期以来最渴望的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愿望在1932年得以实现。他不仅加入了党，还被任命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及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些职位上，田汉负责策划和推广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通过戏剧和文艺来传播共产党的理念。

后来在田汉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位重要人物林维中。在一段失败的婚姻后，田汉与印尼华侨学校的教师林维中通信，两人在书信中互诉衷肠。然而在准备与林维中步入婚姻殿堂之际，田汉与一位红色女特工安娥，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安娥的频繁访问逐渐深化了她与田汉的关系。她积极参与他的艺术集会，而且在许多讨论中提供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让田汉惊叹不已。通过这些交流，安娥渐渐引导田汉接受了更多进步的左翼文化思想。

田汉开始感受到与林维中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林维中要求还钱的事件后，田汉对她的情感完全破灭。在安娥的影响下他投身于更激进的文艺创作，改编的《卡门》便是对社会不公的大胆呼声。

该剧目上演后立即被当局禁止，他们领导的“南国社”也被迫解散，田汉不得不暂时隐退公众视线。在这段隐居期间安娥成了他的艺术和思想伴侣，两人经常在他的住所里共同探讨剧本和未来的计划。一个雨夜因为过于投入讨论，安娥未能按时离开，自此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这段关系的甜蜜并未持久，因为林维中从南洋回来，并坚持田汉履行之前的婚约。在林维中的逼婚和安娥意外的怀孕之间，田汉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冲突。安娥了解到形势后决定退出这段关系，她毅然告诉林维中自己选择放弃田汉，将自由留给他们。

她的离开让田汉痛苦不已，但也坚定了他的文化和政治追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安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左翼文化运动中，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影响深远的音乐小组。

田汉在监狱中重逢思念的旋律《渔光曲》时，安娥的影子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激发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同时也促使他完成了鼓舞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期间，田汉和安娥在武汉意外重逢。他们在武汉相遇，田汉组建了一支剧团，致力于通过戏剧提振士气；安娥则投身于儿童保护工作，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他们互相支持，共同为战争努力，独立却不分离，相互成就。

随后田汉前往长沙创办《抗战日报》，安娥则用她的诗歌《朝霞曲》和《红焰曲》送别。她的诗歌描绘了早晨的朝霞和炊烟，表达了送别时的淡淡忧伤：“一缕朝霞，伴着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

她的《红焰曲》则描述了火焰般的激情和对抗战湖南的向往：“我望着那团鲜红的火焰，渐渐远离了武汉，我的心，微微有点孤单，我愿追上这团焰火，去到抗战的湖南……”

不幸的是林维中对这份恋情充满怨恨，尤其是当安娥把儿子带到身边时，她的嫉妒达到了顶点。她多次在公共场合与田汉发生争执，甚至闯入安娥的住所制造事端。

尽管面对这样的困扰，安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独立和尊严，她坚持不参与任何形式的三角恋，并在成为战地记者后，深入抗日前线，撰写了深具影响力的报道《五月榴花照眼明》。

面对无法修复的婚姻，田汉最终向林维中提出了高额赡养费以结束他们的关系。然而林维中的报复行为没有因此停止，她从重庆追踪到上海，甚至到台湾，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扰田汉和安娥的生活，公开在媒体上诋毁他们，甚至破坏田汉的私人财物。

在名誉扫地、舆论风波中，田汉被迫发表了万字长文《告白与自卫》，试图澄清事实，正视听，安娥在接受《新民报》的采访时，她谈及了她对现代女性独立与恋爱观的看法，强调女性应当追求独立而非仅依赖婚姻来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源。她认为：“爱情必须建立在自由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便获得了形式上的婚姻，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心灵相通。

经历了二十年波折的爱情路，安娥和田汉最终手牵手共同面对生活。他们的爱情历经考验，成为了他们坚韧不拔的见证。在1956年的冬天，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表演时突发脑中风，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残疾。尽管失去了语言能力并半身不遂，她的生活却充满了幸福和温暖，因为田汉始终不离不弃，细心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