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0军副营长，重伤掉队后，当12年奴隶，1949年找上军区领导，反复念叨：“我是红军……归队……”
1949年9月，西宁解放。12日，湟中县召开群众大会，现场悬挂着镰刀斧头党旗。
台下人群中，站着一个穿蒙古服饰的汉人男子。他皮肤黝黑，眼神炽热，死死盯着党旗，手指反复摩挲衣角。
会议一结束，男子立刻冲破人群。他快步走到县委书记尚志田面前，紧紧攥住对方的手，嘴里混着蒙语和零碎汉语，反复念叨：“我是红军……副营长……归队……”
尚志田愣住了。眼前男子衣衫褴褛，汉人面孔，带着明显的草原痕迹。他汉语说得断断续续，两人只能靠临时找来的牧民翻译沟通。
男子名叫廖永和。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年没见过党旗，如今党来了，绝不愿再错过。
没有证明人，脱离队伍十二年的经历无从考证。加上他身着异族服饰、语言不通，尚志田犯了难，随即把此事上报给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
廖汉生听完翻译转述，心中满是疑虑，又不忍拒绝。廖永和提到的1937年祁连山突围，正是西路军重创时期。他所说的红30军89师，是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主力，时间地点均与史实吻合。
军队纪律严明，没有凭证不能贸然接收。廖永和得知可能无法归队，眼睛瞬间黯淡，踉跄着转身，喃喃自语：“盼了十二年，党来了却不认我，只能回去再当奴隶了……”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心头一沉。最终，组织决定让他进入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边考察一边培养。
没人知道，这十二年，廖永和吃了多少苦。
廖永和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12岁的他加入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镰刀斧头旗，在他心里埋下了信仰的种子。
1931年，他加入红四方面军。从传令兵到班长，再到红30军89师269团2营副营长，每一步都在战火中前行。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入党时的誓言，他始终没忘。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陷入绝境。倪家营子一战，廖永和右腿中弹，鲜血浸透军装。他跟不上突围队伍。
战友们不愿丢下他。但当时没有担架，也缺粮食，带着伤员只会全军覆没。
廖永和急得大哭，对着战友喊：“我死了算了，别拖累大家！”他以死相逼，战友们才留下通讯员小何照顾他，其余人含泪离去。临走时，他们留下了仅有的柴火和牛羊皮骨。
两人在山洞里躲了三十多天，被牧民发现。小何被部落头人掳去当奴隶，廖永和被一位善良的蒙古族老大娘带回了家。
老大娘的丈夫是奴隶主的管家。得知廖永和是红军后，管家想下杀手。多亏老大娘拼死阻拦，他才捡回一条命，却从此沦为奴隶，任人宰割。
这十二年，他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干最繁重的活。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
他曾三次逃跑。但草原茫茫，他举目无亲，每次都被抓回，打得遍体鳞伤。绝望时，他想过自尽，但入党誓言总能让他咬牙坚持。他一遍遍告诉自己：“党还在，我不能死，一定要归队。”
后来，他和流落草原的蒙古族姑娘格民结婚，有了孩子。归队的信念，他从未动摇。他常对孩子说：“等你长大，要跟着党，让穷人不再受欺负。”
1949年，解放军打跑马步芳的消息传到草原。廖永和觉得，这应该是自己的队伍。
恰好有奴隶主要去塔尔寺拜佛，他主动请求牵骆驼随行。走了十八天，他终于到了湟中县城，在群众大会上看到了党旗。
这面旗，1929年大别山闹革命时他见过，1934年入党宣誓时他见过。这是他十二年苦难里，唯一的念想。
进入训练班后，廖永和格外珍惜这个机会。当时，有奴隶主在学员中造谣“马步芳要回来报复”，让学员思想混乱。
廖永和立刻向负责人汇报，还协助公安部门逮捕了造谣者，平息了风波。他的坚定立场和积极表现，组织都看在眼里。
1950年3月，廖永和重新入党。十二年的期盼，终于实现。同年5月，训练班结业，他被任命为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回到了这片曾让他受苦的草原。
此后二十四年，廖永和一直扎根牧区。从区长到县委书记，他带领群众搞生产、促团结，让昔日贫穷的草原渐渐兴旺起来。
1973年，组织照顾他回到安徽金寨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当年在山洞照顾他的通讯员小何，解放后在甘肃肃北县担任领导职务。
两位老战友重逢，相拥而泣。十二载生死相隔，再见面时都已满头白发，万千感慨都在泪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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