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庞增和回苏州，想把借出的两幅画按原路请回，门口碰了钉子，倘若懂得走程序，律师与公函与回执单一套接一套，证据链会自然长出来，实际是写信托付人情，王守贞寄出一封又一封，回信没有落地，1988年提起诉讼，法院回了一句“历史遗留问题”，这句话像盖章，又像把门的栅栏，理性与法治的路径没铺开，胡适的书在书架上，课堂外面还没真的被读进去。
2025年维权走到台前，南博拿出1964年鉴定材料，页面上大面积遮挡，信息残缺，胡适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证据该让懂行的人看清楚，徐湖平在镜头前说，“我80多岁了，身体不好，别纠结真假了”，这句话像把焦点往外推，责任却还是绕回来落在签名的那一笔上，岗位在那一年写得很明白。
捐赠的那一天如果往前想一步，庞家会把三条写成条款，每件附详尽鉴定报告，捐赠者的信息知情与查询权，任何处置需书面通知并留痕，那份热忱若能扣在规矩上，后来这条链子不会这么松，6800元的处理就不会轻易落笔。
到2025年，1997年的调拨单对外公开，徐湖平 钱锋 凌波三个名字清晰，回应也各自摆在那，“没经手鉴定”，沉默，“按程序办事”，制度失灵的环境里，个人既是执行者也是被动者，签名既是授权也是责任，时间往回看，字迹会成为证据。
谈回真伪，胡适看书有一句“伪书也有伪书的价值”，放在画上同理，清代高仿也能进入研究与展示的体系，价格可以低，尊重与归档不能低，不该被6800元一刀切成“无价值”，黑白之间还有层次，专家意见该有记录，社会也该看得见。
庞叔令提到，庞莱臣的收藏讲究流传有序，从清末到民国，节点都有凭证，这就是学术链条，南博的那条链子却在“伪作”“调拨”“售出”之间出现断点，库房与市场两种身份，缺的是同一套能被追溯的档案系统。
设身处地回到1959年，胡适会劝一句，“捐赠是好，先把规矩立好”，庞家把赤诚交给国家，国家用一个“伪作”回应，再加一纸调拨，落差不在情绪，在流程，捐赠者想看到被尊重的程序与清楚的去向。
六十六年的来回，南博的轨迹里，公开沟通的会议记录缺席，听证没有，复议没有，库房里是“伪作”，市场上是“高估价”，同一幅画被贴了两张相反的标签，胡适会把这叫做缺少科学精神，科学三个字的重量，在证据与程序上。
说到科学，落点仍是证据 逻辑 程序，“伪作”的结论没有捐赠者通知，没有公开论证，完整档案也不见，决策流程就变成经验与习惯的叠加，这不稳，风一吹就摇。
胡适的那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再次抬出来，南博拿得出的两张纸，1964年的“伪作”与1997年的调拨单，缺第三方复核，缺捐赠者在场，缺价格评估，制度清单勾选不全，风险自然就出来。
签名是承诺 是责任 是抹不掉的痕迹，凌波的签名在1997年是履职，到了2008年是职位影响，到了2025年是接受询问的起点，年龄与身体状况可以理解，职责与流程仍然需要交代。
8800万会不会成交，画最终去往何处，答案并不最关键，关键在于大家明白一件事，捐赠不是献花 是托付，托付给公共机构，就要有透明的制度保障，这些话，胡适在1930年代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把它做实，才算没辜负这一路的曲折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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