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这辈子，官儿干到头了，按说该歇歇了。
可到了快八十岁，他反倒跟组织“伸手”，点名要了一个官，还是个没钱没人的“光杆司令”。
这事儿透着一股子邪乎劲，一辈子没为自个儿张过嘴的老革命，临了临了，图个啥？
1988年夏天，北京的天跟个大火炉似的。
铁道部大院里跟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各忙各的。
突然，传达室电话打到部长丁关根的办公室，说国家副主席王震来了，没打招呼，人已经到楼下了。
丁关根心里咯噔一下，这老首长可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不请自来，肯定没好事。
他连外套都来不及穿好，三步并作两步就往楼下跑。
刚到大厅，就看见王震同志站在那儿，身板挺得笔直，眼神跟刀子似的。
丁关根刚想迎上去问好，王震一句话就把他给干懵了。
“丁部长，我今天是来‘打土豪’的！”
声音洪亮，震得大厅里嗡嗡响。
丁关根一听，腿肚子都快转筋了。
“打土豪”？
这是战争年代的词儿啊！
他脑子里飞快地过筛子，铁路上哪个项目出事了？
哪个环节捅娄子了？
惹得这位老爷子亲自上门兴师问罪。
他赶紧凑上去，腰都快弯成九十度了，小心翼翼地问：“王老，您息怒，是不是我们哪儿干得不对，您尽管批评，我们马上改！”
王震瞅着丁关根那紧张样儿，突然“哈哈哈”地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爽朗得很，一下子就把刚才那股子杀气给冲散了。
他一巴掌拍在丁关根的肩膀上，劲儿还不小：“看把你吓的！
莫紧张嘛！
我这个‘土豪’啊，不是为我自个儿打，是为全国的教书先生们来打的！”
丁关根这才回过神来，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王震这时候亮出了自己的新身份——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理事长。
这基金会刚挂牌，听着名头挺大，实际上账上一分钱没有，纯属空壳子。
他这个理事长，手里没人没钱，急得火烧眉毛，只能拉下老脸，亲自出来跑部“要钱”，第一站就找上了铁道部这个财神爷。
丁关根心里那块大石头算是落了地，转而升起一股子敬佩。
他立马拍着胸脯表态：“王老，您这是看得起我们铁道部！
欢迎您来‘打土豪’！
甭说捐款了，您要是看得上，就算把铁道部整个给老师们搬走，我们都给您敲锣打鼓地送！”
这句玩笑话，既是解围，也是真心实意。
最后，丁关根亲自拍板，铁道部二话不说，拿出100万，给这个刚成立的基金会打了第一笔“救命款”。
可外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让王震副主席亲自出马“化缘”的差事，压根不是组织上硬派给他的，而是他自个儿从人家手里“抢”过来的。
这事儿得往前倒一年多。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没多久，大伙儿都忙着下海挣钱，腰包鼓起来了，可有些事儿却落下了。
就说这教育，尤其是小学、中学的老师们，工资低，地位也不高，好多有本事的都留不住，跑去干别的了。
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孩子们的教育跟不上，国家将来可咋办？
当时管这摊子事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
他瞅着这情况心里着急，琢磨出了一个办法：干脆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师奖励基金会，不全靠国家拨款，也发动社会上的力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老师们的待遇提一提，让他们有尊严地教书。
这想法挺好，上面也批了。
可基金会要干起来，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来领这个头，不然镇不住场子，也没人信。
李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了一辈子仗，威望高得没边的王震。
他想请王老出山，当个“名誉理事长”。
“名誉”的嘛，就是挂个名，不用太操心具体事儿，主要是借他的名头好办事。
很快，国家教委派了几个工作人员，揣着一肚子客气话，敲开了王震家的门。
他们把成立基金会的来龙去脉、重要意义说了一通，然后恭恭敬敬地请王老出任“名誉理事长”。
在他们看来，这事儿十拿九稳，给老首长荣誉，又能办事，两全其美。
王震听着，没吱声，手指头在沙发的旧扶手上“哒、哒、哒”地敲着，屋里头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儿。
那几个工作人员大气都不敢出，心里头直打鼓，不知道这老爷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好一阵子，王震才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得人心里发颤：“我王震这一辈子，没跟组织开过口，没为自己要过官。
但是今天，这个官，我非当不可了！”
工作人员一听，面面相觑，没明白这唱的是哪一出。
王震看他们那迷糊样儿，嘴角咧了咧，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他们听：“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他一口气报了好几个自己的头衔，然后话头一转，声音陡然拔高：“你们听听，都是‘名誉’的！
名誉名誉，就是挂个名，开会讲讲话，顶不了多大用！
再给我一个‘名誉’的，我跟你说，我坚决不干！”
他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工作人员：“你们回去告诉李鹏，这次，把‘名誉’两个字给我拿掉！
我要当理事长，一个能说了算、能办实事的理事长！
一个真正能给娃娃们、给老师们弄点实在好处的官！”
这话一出来，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这才琢磨过味儿来，王老这不是在“要官”，他这是在“要责任”啊！
他嫌“名誉”的不过瘾，干不了实事，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他撸起袖子亲自下场干活的位子。
消息传回李鹏那里，李鹏也是又惊又喜。
他亲自上门，把基金会的章程、班子怎么搭，仔仔细细跟王震汇报了一遍。
王震听完，全都点了头，然后当场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指着自己的老伴说：“这个基金会，不能光等别人，咱们自己得先带头！
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先捐上！
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也拿出一份来捐了！”
李鹏赶紧拦着，说启动资金教委这边会想办法。
王震手一挥，不容商量：“就这么定了！
钱的事，我这个理事长会去想办法的。”
他所谓的“办法”，就是跑到铁道部去“打土豪”。
而那仅仅是个开始。
这位快八十岁的开国上将，就像重新上了战场一样。
他顶着国家副主席的头衔，干的却是“乞丐”的活儿。
他亲自拟定名单，挨个儿去跑那些“大户”。
他去了石油部，去了煤炭部，还去了他当年战斗过的新疆。
他不说自己是副主席，就说自己是“教师基金会讨饭的”，是来“化缘”的。
你想想那个场面，一个功勋卓著的老爷子，放下身段，为了老师们那点事，低声下气地求人。
这谁顶得住啊？
走到哪儿，哪儿都得给面子，钱也就源源不断地汇进了基金会的账户。
1993年，王震去世。
他走的时候，基金会的钱还没攒够一个亿。
但他亲手栽下的这棵树，在他走后继续茁壮成长，最终成了一股推动中国基础教育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这辈子打过无数硬仗，开垦过南泥湾的荒地，解放过遥远的新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个急先锋。
到了晚年，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着，却偏偏要去扛最重、最累的担子。
他“要”来的那个官，没一分钱工资，也没半点特权，只有跑不完的路和操不完的心。
这事儿，是他自己给自己找的最后一场“战役”。
1995年，基金会的资金总额突破一亿元大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奖励优秀教师，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
王震没能看到这一天，但他要的，从来也不是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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