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夏天，闷热得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我叫孙安，23岁，是铁路局的火车供水员。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蹬着三轮车送开水到车站各个供水点，火车进站时再穿梭车厢给旅客倒热水。这份工作不体面，但稳定，能撑起我和母亲的日子。
三年前父亲病逝后，母亲靠微薄抚恤金度日，我的工资大半都花在她的药费上。那年头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定量，对我们家来说根本不够。为了给母亲补营养，也为了自己干体力活能有点油水，我悄悄干起了倒腾票证的营生。
我在车站认识人多，知道谁家票用不完、谁家急需，就在中间牵线搭桥，赚点五分一毛的差价，够给母亲买两个鸡蛋，或是给自己买包最便宜的“大前门”解乏。这事不光彩，但为了活下去，只能硬着头皮干。
八月第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我蹬着三轮车往家赶，怀里揣着刚用粮票换来的两张肉票，盘算着明天给母亲炖点五花肉汤。转过街角要进胡同，迎面突然撞上一个人。
“哎哟！”清脆的女声响起，一叠文件散落满地。我慌忙刹车跳下车，只见个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姑娘正蹲下身捡文件，皮肤白皙，大眼睛亮得像星星，两条乌黑辫子垂在肩头，嘴角还有个浅浅的梨涡。
“对不起，我骑得太急了！”我一边道歉一边帮忙捡文件，指尖触碰到文件的瞬间，忽然觉得她有些面熟。“你是……”我迟疑着开口。
她眨眨眼，忽然笑了：“孙安？你是红旗小学三班的孙安对不对？”记忆如潮水涌来，我想起来了，她是王雪，小学时坐在我前排的小姑娘，总借我橡皮擦，作业写得工工整整。
“王雪！真巧啊！”我又惊又喜，“得有十来年没见了！”寒暄间，她忽然指了指我的口袋：“你的东西掉出来了。”我低头一看，心瞬间沉到谷底——两张肉票和几张粮票正躺在地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脸唰地红透，手忙脚乱地把票塞进口袋。王雪没多说什么，只是笑着告别：“我在街道办上班，今天来办事，有空来坐坐。”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她去举报我。倒腾票证虽大家心照不宣，真追究起来是要受处分的。
那一晚我辗转难眠，接下来几天工作都心不在焉，总觉得有人盯着。一周后，我正在供水点收拾水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孙安同志。”
我浑身一僵，转过身果然是王雪。她穿件白衬衫配深蓝裙子，梳着麻花辫，手里拎着布包：“下班后有空吗？我在街口槐树下等你，有话跟你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肯定是为票证的事来的。
整个下午我魂不守舍，好几次差点把热水洒在旅客身上。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磨磨蹭蹭走到街口，王雪已在夕阳下等候，影子拉得很长。“走吧，边走边说。”她轻声开口。
没等我开口解释，她先说道：“我知道你在倒腾票证。”我手心冒汗，急忙辩解：“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营养，工资实在不够……”“我没有怪你。”她打断我，眼神清澈，“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我愣住了。王雪从布包里拿出个小本子：“街道办做困难户调查，发现很多人家要么票用不完浪费，要么急需却不够。我想请你帮忙，以街道办的名义组织‘票证互助小组’，自愿交换不收差价，街道办给你发临时补助。”
我难以置信：“这能行吗？不会被抓？”“我们请示过上级，互助形式不涉及大量金钱交易是允许的。”她笑了，“你有经验，而且我相信你。小学时你最热心，我摔伤膝盖还是你背我去医务室的。”
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么久以前的事，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愿意！当然愿意！”就这样，我从偷偷摸摸的票证贩子，变成了为居民服务的工作人员，每月八块钱补助，对我们家来说已是不小的收入。
王雪是我的上级，我们一起登记需求、匹配信息，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我渐渐发现，她不仅漂亮，心地更善良，会自掏腰包给孤寡老人买点心，为了困难户的补助跑遍各个部门。在她面前，我慢慢找回了自信。
母亲听说后格外高兴，念叨着：“小雪小时候来过咱家，下大雪那天在咱家写作业，我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多好的姑娘。”经她一提，我也想起了那段往事。
一个周五下午，工作结束后王雪叫住我：“孙安，明天休息吗？陪我去个地方，需要帮手。”第二天一早，她穿件碎花衬衫扎着马尾，精神又利落：“去城西李奶奶家，她腿脚不便，儿女在外地，家里有重活要干。”
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城区来到老旧居民区。李奶奶家窗户坏了、门也关不严，屋里堆满杂物。我修门窗、搬重物，王雪整理杂物、擦玻璃，忙活一上午才把屋子收拾整齐。李奶奶拉着我们的手掉眼泪，非要留我们吃午饭。
桌上只有炒白菜、土豆丝和一小碗咸菜，王雪吃得津津有味，还不停给李奶奶夹菜。离开时，她偷偷在枕头下塞了五块钱和两张肉票，我也悄悄放下兜里的两个苹果。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微风带来凉意。“今天谢谢你。”王雪轻声说。我犹豫片刻，鼓起勇气问：“你经常这样帮人吗？”“力所能及嘛。”她笑了，“我父母都是老师，从小教我能帮就帮。”
看着她被夕阳镀上金边的侧脸，我心里暖暖的。她忽然又说：“你和阿姨也不容易，以后有需要随时告诉我。”我鼻子一酸，用力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工作之余一起走访困难户，一起在街道办的老槐树下聊小时候的事、聊未来的打算。她说想考夜大充实自己，我说想学修理技术，以后有个一技之长。
三个月后，互助小组帮了上百户居民，我和王雪都得了奖。颁奖后她拉我去国营饭店庆祝，点了两碗炸酱面和一盘拍黄瓜，还把自己碗里的肉酱拨了一半给我：“你干活多，多吃点。”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饭后散步时，王雪说下个月要去省城培训三个月，是街道办推荐的。我心里满是失落，却还是强装笑容恭喜她。“你会给我写信吗？”她看着我的眼睛问。“会！每周都写！”我连忙答应。
她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她从车窗探出头挥手：“记得写信！”火车开动的瞬间，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挪动脚步。回到家，我翻开她送的崭新笔记本，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下：“1980年9月15日，王雪去省城培训，我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她的期望。”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利用业余时间啃电工和机械维修的书，不懂就请教老师傅，还参加了铁路局的内燃机培训班，结业考试拿了第一名。每周给王雪写一封信，告诉她我的学习进展和城里的新鲜事，她的回信也总是准时到达，字迹娟秀，满是鼓励。
王雪回来那天，我早早到车站等她，手里捧着一束郊外采的野菊花。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瘦了些但精神更好。她给我带了本《机械原理基础》：“省城书店买的，你可能用得上。”接过书的瞬间，我感动得说不出话。
我们又回到了一起工作、一起走访的日子。一个周日下午，帮孤寡老人刘大爷送煤票时，老人忽然说：“你们俩天生一对，什么时候办事啊？”我和王雪的脸瞬间红透。
回去的路上，王雪轻声问：“刘大爷的话，你怎么想？”我的心跳瞬间加速，鼓起勇气说：“我觉得大爷说得对。王雪，我喜欢你，从小学就喜欢，只是那时候不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傻瓜。”她笑着抬头，眼睛亮晶晶的，“你善良、上进、孝顺，这些比什么都珍贵。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我激动得只会傻笑。
我们正式确定了关系，王雪的父母起初顾虑我家条件，但看到我的努力和真心，也渐渐接受了。1981年春天，我通过铁路局考核，从供水员转为见习机修工，工资涨了不少；票证互助小组也被上级表彰，在全市推广。
1981年国庆节，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街道办会议室摆了几桌，邀请了亲戚朋友和帮助过的居民。刘大爷笑得合不拢嘴：“我说什么来着，天生一对！”
婚后的日子平淡又幸福。我们住在王雪单位分的二十平米小房子里，被她布置得温馨舒适。我继续在铁路局钻研技术，她在街道办干得有声有色，后来还升了副主任。互助小组发展成了全市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我成了兼职顾问。
1983年，我们有了女儿孙晓梅，名字融合了我和王雪的名字。随着时代发展，票证制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买了两居室的房子，把母亲接来同住。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仍在社区做志愿者。每年结婚纪念日，我都会给王雪写一封信；她总会拿出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我当年学习时用的第一本笔记。
路过当年相遇的街口，王雪总会指着老槐树说：“就是这里，你撞掉了我的文件，也撞进了我的心。”我总会笑着回应：“不，是你撞亮了我的人生。”
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那段始于1980年夏天的缘分。几张小小的票证，一次意外的碰撞，让两个真诚的人走到一起，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最绵长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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