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夏天，牛久军背着铺盖卷走进小集水镇小学时，正赶上学校拆旧平房。尘土飞扬中，他看见那些砖瓦像被时间遗弃的骨骸，堆在操场的角落里。他中专数学系的毕业证在帆布包里贴着胸口，那是他离开农村的唯一船票。
“牛老师来了。”老校长握了握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数学课缺人，六年级两个班都归你。”
教室的窗户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孩子们的眼睛像深井，映着他二十二岁的脸。牛久军在黑板上写方程式，粉笔灰簌簌落下，像极了老家灶台上积的灰。他常想起父亲弓着腰在田里插秧的样子，汗水沿着脊沟淌成一条条小溪。
“牛老师讲课好。”三个月后，镇教育办主任拍着他的肩说。这话拐了几个弯，传到了他叔父牛德富耳朵里。
元旦前夜，牛久军踩着自行车往叔父家去。车篮里晃荡着两瓶汾酒，用报纸仔细包着。牛德富在镇党委干了二十三年，从小办事员熬到副书记，脸上每一道皱纹都是权力的等高线。
“小学教书没出路。”叔父抿了口酒，眯着眼，“镇党政办缺个写材料的，你愿不愿去？”
牛久军喉咙发紧。他想起数学课上教过的概率——从小学教师到镇干部，这个跃迁的概率该是多少？他算不出来。
“我……能行吗？”
“我说你行，你就行。”
开春，牛久军坐进了镇党委二楼最西头的办公室。窗外是镇政府大院，一株老槐树伸展着光秃秃的枝桠。他的工作是写材料：工作总结、领导讲话、汇报材料。起初他写得生涩，那些官话套话像不合脚的鞋，硌得慌。但牛久军聪明，他把过去的讲话稿都找出来，一篇篇拆解，像解数学题一样分析结构、用词、语气。
“小牛材料写得不错。”半年后，镇长在会上随口夸了一句。
这话像种子，落进了合适的土壤。牛久军开始留意每个人的职务、关系、喜好。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往前凑，什么时候该往后退。他的数学头脑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计算人际距离，权衡利害得失，求解晋升方程。
叔父的运作像精密的齿轮传动。九年时间，牛久军从办事员到科员，再到副主任、主任，最后当上了镇组织委员。三十一岁，他成了小集水镇最年轻的党委委员。老家父亲翻修了房子，母亲见人就说：“俺家久军在镇上当领导哩。”
权力是剂吗啡，止痛也致幻。牛久军开始觉得，那些曾经仰望的东西——城里人的身份、旁人的敬畏、支配资源的能力——原来触手可及。直到刘浅浅出现。
她是那年新招的公务员，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眼睛亮得像山涧水。牛久军第一次见她是在党政办，她抱着一摞文件，手腕细白。“牛委员好。”声音清凌凌的。
牛久军心里那根弦，无声地断了。
引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证明题。他展示自己的权力、阅历、成熟，像孔雀开屏。刘浅浅从敬畏到崇拜，从崇拜到依恋，像数学归纳法，一步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她怀孕那天，在镇卫生院后面的小树林里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我会处理。”牛久军说，声音稳得像在念文件。
他确实处理了——用叔父的关系，压下了卫生院的第一份报告；用组织委员的身份，把刘浅浅暂时借调到县档案局；用多年积攒的人脉，封住了可能漏风的每一道缝隙。
除了自己的妻子。
李秀英发现那张B超单时，正在整理丈夫的西装。纸片从内袋飘出来，像一片秋天的枯叶。她认识上面的每一个字：刘浅浅，女，23岁，早孕6周+。
她没有哭闹，只是把单子放在饭桌上，旁边摆好碗筷，像往常一样。牛久军回家看见，筷子掉在了地上。
“离了吧。”李秀英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老岳父是三天后知道的。这个退休的小学教师，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那天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他打了个电话。
摩托车撞上牛久军时，他正从镇政府往宿舍走。刺眼的车灯，轰鸣的马达，然后是腿骨断裂的声音——清脆得像树枝折断。肇事者扔下车跑了，夜色吞没了所有痕迹。
李秀英的抑郁症是悄悄来的。起初只是失眠，后来她开始忘记关煤气，烧水烧干了三把壶。再后来，她不认识人了，包括自己的丈夫。牛久军把她送进市精神病院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眼神空洞得像被挖走了内核。
刘浅浅辞职回了老家，听说后来嫁了个四十多岁的鳏夫，在县城开小卖部。她的名字成了小集水镇的禁忌，人们提起时只交换一个眼神。
而牛久军的腿好了，留下一瘸一拐的残疾。叔父说：“换个环境吧。”一纸调令，他成了市招商局副局长。
新岗位像一张白纸，可以重新描画。牛久军瘸着腿，却走得更快了。开发区的土地、项目、资金，都是他棋盘上的子。商人们围上来，叫他“牛局”，递烟敬酒，眼睛里烧着讨好的火。他学会了更高级的权力运算——资源置换、利益输送、风险对冲。权钱、权色、权权，三条函数曲线在他手中交织成繁复的图谱，最大值不断被刷新。
开发区主任的办公室有整面落地窗，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牛久军常站在窗前，看楼下蝼蚁般的人群车辆。他想起小学教室里的粉笔灰，想起刘浅浅的眼泪，想起妻子空洞的眼神。这些记忆像远处的山，隔着雾，看不真切了。
专项巡查组进驻那天，天空灰得像旧棉絮。牛久军照常主持招商洽谈会，讲话流利得像录好的磁带。散会后，秘书小声说：“牛主任，纪委来电话，请您去一趟。”
会议室的桌子光可鉴人，映出他微微变形的脸。对面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年纪稍长的开口：“牛久军同志，请谈谈你在开发区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
问题一个个抛出，像手术刀，精准地划开层层包裹。企业家实名举报的材料厚得像本书，时间、地点、金额、人物，清清楚楚。牛久军第一次发现，自己精密计算过的一切，原来都在别人的计算之中。
双开决定宣布时，窗外正下着雨。牛久军接过文件，手没有抖。他走出大楼，雨点打在他脸上。没有车等他，没有伞撑过来。他瘸着腿，一步步走进雨里。
三个月后，有人在城郊结合部看见牛久军。他开了间小杂货铺，卖烟酒零食。店里光线昏暗，他常坐在柜台后发呆，腿边靠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偶尔有顾客提到开发区的新项目，他眼神会飘忽一下，然后低下头，慢慢擦拭柜台——那里积着一层薄灰，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老街坊私下说，有时深夜路过，能看见杂货铺里还亮着灯。牛久军坐在那儿，面前摊着一本旧账本，手里捏着计算器，一遍遍地按，像是要算清什么，却总也算不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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