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国足蹉跎又一年。
中国足球又一次回到了循环往复的话题原点——青训。
曾经困扰中国足球青训发展的学训矛盾、场地不足、高水平教练不足、竞赛体系质量不足等环节，在这些年来也迎来了攻坚和破局。
这些横亘在中国足球基层发展面前的“大山”，是中国足球人必须直面的挑战。
澎湃新闻记者走访全国多个重点足球青训城市，还原中国足球青训的真实面目——这不仅是足球领域的课题，更是如何为每一个足球梦想提供可能性的社会议题。
差不多10年前，有过留学德国经历的著名足球教练吴金贵，在和澎湃新闻记者交流时列出了青训发展的三个关键词。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要解决3C问题。”即coach（教练）、court（球场）、competation（竞赛体系）。而中国足球，自然也不能例外。
此番，澎湃新闻记者对上海康城实验学校、南京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大连东北路小学这四所学校进行了走访。
调查中发现，即便对于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软硬件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
鼓楼区一中心小学放学后小球员训练
场地不足问题普遍存在
康城实验学校坐落于上海最大的现代化生活小区康城，这几乎是上海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生活小区，注定了学校不会拥有太大的空间。
走进学校，中央一块八人制人工草皮球场颇为醒目，而这几乎是学校唯一一片足球场了。在学校另外一块角落里，还有一块看上去略显破旧的五人制球场。
作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康城实验学校每个年龄段都组建了球队，9个年龄段球队共用一片球场显然是非常吃力的。为此，前几年负责学校足球训练的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还特地在学校附近建造了一块人工球场。
每天，六七年级学生都会坐着大巴外出训练，往返需要将近一个小时，而低年级学生则在五人制球场训练。
康城实验学校的五人制小球场。
“最近20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也想解决场地问题，如果多一块场地，可能能够让更多孩子踢球。”学校一位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去年有国家级别的领导来学校调研期间，场地问题也被提及，“但学校和小区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也很难解决。”
鼓楼一中心小学虽然门朝马路，但学校其实也是嵌在老小区之中，空间有限，学校围墙外就是居民楼。
一位在学校工作多年的教职工开玩笑说，“前些年经常孩子一脚就把人家玻璃踢碎了，然后居民就投诉，后来发现投诉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只能算了，这种情况真的经常发生。”
鼓楼一中心小学也就是一块八人制人工球场，“你来的时间凑巧，场地前不久刚刚翻新过。”一位学校领导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拿到省长杯冠军后，鼓楼区相关领导来到学校视察，当时场地已经比较旧了，领导就说从专项经费拨点钱翻修一下吧。”
鼓楼一中心小学每两个年级组成一个球队，正好有三个年龄段球队，“场地真的不够用，再有一个这样的球场的话，绝对‘起飞’了，我就可以让更多孩子参与足球训练。”学校足球总教练蒋宇龙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这片八人制球场相比标准球场长宽都略小一些，因此每到重要比赛前，他都要带孩子去附近的标准场地进行训练，“否则比赛时跑动和传球的感觉都会有很大偏差。”
棠湖外国语学校有不错的训练场地。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坐落于双流区，作为小学到高中的一贯制学校，拥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和两个五人制小球场。
“其实场地还是不够的，因为要用的球队太多了，我们基本上每天下午四点就要开始训练，通常要到九点十点才结束。”
“比如高中组要参加中青赛需要训练，我们就只能去附近的西南民大或者谢菲联基地借场地。”学校足球负责人蒋老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教练人数少，待遇不高
2024年全国体育系统足球工作会议指出：要沉下心来抓青训，重点解决青训教练整体水平落后的“卡脖子”问题，推动青训质量提升。
而好的足球苗子，需要基层足球教练去挖掘和培养。数据统计显示，2021年，日本足球教练数量达到84352人；德国足协仅2022年，新毕业获取各级教练员证件的人数就达到10331人。
与之对比的是，至2022年底，中国足协D级及以上注册教练员总量为80405人。从这个数据上看，我们与日本在教练员的数量上差距并不大，但如果放到人口基数中去看，8万多名教练在中国则是杯水车薪，更别说，其中有7万人都是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后的增量。
鼓楼区一中心小学教练团队。
“好教练少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位在上海传统足球特色学校工作几十年的青训教练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最初也是从体育老师转型成为足球老师，通过层层考级提升专业水准。
“过去很多学校都是体育老师教踢球，但足球是专业性很强的项目，需要专业的教练。现在情况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最近10年，数据上的进步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以鼓楼一中心的蒋宇龙为例，他小学就读于一中心小学，中学升入当时的南京四中，以足球特长生的身份一路坚持训练，最终凭借一级运动员的身份考入南京师范大学。
2009年，大学毕业后的蒋宇龙在拿到教师资格证后回到母校担任体育教师兼足球教练，开启了足球青训教练生涯。
“蒋老师的轨迹其实很符合当下的趋势，就是小球员虽然踢不了职业，但去大学读完足球相关专业后，可以回到校园带孩子。”一位学校领导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目前鼓楼一中心三个年龄段球队只有五六位教练，其中只有一位守门员教练，他有时候还需要带体能课。
青训教练人数少背后，是待遇不高的问题，目前在小学教孩子踢球的绝大多数教练都没有教师编制，比如鼓楼一中心小学，只有蒋宇龙一人有编制。
他的收入包括常规上课的工资和课后教孩子踢球的服务费，而其他教练则只有服务费的收入，一个月4000元左右。
棠湖外国语学校教练胡丹带队参加省内比赛。
“基层教练员的收入的确需要提高，但作为学校来说能够做的很有限。”鼓楼一中心小学领导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学校能做的就是出台一些激励机制，“比如说拿到省长杯、市长杯冠军会有一定的奖金。”
大连东北路小学的情况和鼓楼一中心非常相似，很多足球教练只能以外聘的方式教小孩子踢球，学校一位领导也很感慨。
“收入真的不高，其实他们也做了编制内老师一样的活，如果有编制的话，相信可以让更多教练员安心工作。看看未来几年，这方面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
比赛模式还有提升空间
2014年年底，教育部启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与“试点县（区）”建设；2015年，《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目标。
今年年底，一组来自中国足协的官方数据显示，在青训力量层面，根据2024-2025年数据统计，全国注册精英青少年球员超19万人，较2023年增长111%；
而中青赛参赛球队突破5000支，赛事数量同比增长174.6%。2022年，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中国足协主办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正式落地，让学校足球队、俱乐部青训队、社会青训队的足球少年们第一次站上同一个舞台进行比拼。
有着四年历史的中青赛，是青训层面中国足协组织的最高级别赛事，“中国足协花了大力气打造这项赛事，给进入初中后的球员增加了高水平的锻炼机会，尤其是低年龄段球员也得以增长了见识。”
一位长期从事青训的业内人士见证了中青赛的发展历程，他也给中青赛未来发展提了建议，“目前一个小组六七个队，出线两个队进入16强，小组赛期间两天一场比赛，有时候哪怕打很弱的球队，也得派上主力争取拿净胜球，这就导致有些比赛没有质量。”
在专业人士看来，前两年的青超联赛其实是更好的模板，“划分区域打主客场的赛制，有升降级，非常接近成年队的比赛模式，我觉得这样对小球员锻炼价值更大，青超联赛打了一两年就换了模式，如果当初可以坚持下去，再根据球队实力细分组别，会是很好的赛事。”
无独有偶，前国足主帅朱广沪也在多年前和澎湃新闻记者聊天时，提出过这样的青少年比赛模式，“欧洲和日本青少年比赛模式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从小就打有压力、接近职业队模式的比赛，对他们的成长是有益的。”
据上述探访的几家足球特色学校统计，目前小学阶段大年龄段球员每年参加的比赛数量约为30场，以南京和大连为例，市长杯和省长杯是固定赛事，此外贝贝杯少儿足球赛也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年。
业内人士坦言，“这几年比赛的确是多了，但这是和过去几年相比，和欧洲或者日本比的话，我们比赛数量还只是人家的一半。”
“而在初高中阶段，随着越来越多孩子开始选择边读书边踢球，高水平的比赛就更加重要了，如果他们能够在校园里得到足够机会，就完全可以实现两条腿走路。”
棠湖外国语学校足球负责人蒋老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日本高中生一年至少有六七十场高水平比赛，这些比赛确保了他们能够踢出来，我们还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比赛。”
学会比赛很重要
事实上，正是因为小时候高水平比赛不足，中国足球圈内很多球员都在职业生涯晚期才逐渐“开窍”，“我们这里之前有一位荷兰教练说，中国球员不会踢比赛，而欧洲从小就跟着职业走，四天训练一天比赛然后复盘、训练再比赛。”
幸运星俱乐部负责人易文兵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小孩子踢比赛压力很大，“教练考核肯定要看成绩，小孩子怕失误，踢的都是安全球，但足球是需要冒险的，需要更多直传而不是横传，如果从小这样，到了长大去到正式比赛就很难踢了。”
过去十年左右，成年国家队和大年龄段U系列球队在面对亚洲强队乃至东南亚球队时，在技术能力上处在下风，这是否是在青训阶段就已经落下病根？对此，几位青训从业者给出的答案比较一致。
作为青训俱乐部的管理者，易文兵认为，“我们技术不差，关键是比赛中的技术运用不行，这和两个因素有关——心理素质差、小时候高质量比赛少。比如说拜合拉木，他就属于心理素质好的，敢做动作，也能打进一些高难度进球。”
一位在东北路小学带队20多年的老教练也认为心理问题很重要，“其实这些年我们教小孩子的技术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比赛中球员的自信心会有差距。比如说中国乒乓球为什么强？也是赢在心理，自信心强了，窗户纸就捅破了。”
而想要在实战层面伤提升，就需要高水平比赛的积累。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这是当下需要重点聚焦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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