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的一天,武汉城被黑云压顶的大雨困住,江面翻滚,码头缆绳绷得吱吱作响。雨势越来越猛,荆江大堤水位不断攀升,防汛电话几乎被打爆。湖北水患的紧迫与残酷,就是在这样的瞬间毫不留情地显现。

长江、汉江同时告急。纪录里从未出现过的洪峰组合,让防汛总指挥部一度沉默。荆江分洪区被迫开启,万级流量被“硬生生”分走,武汉城墙根的水位终于往下落了一米。可代价同样醒目:全省耕地被淹一千三百多万亩,五百多万人受灾,京广铁路因为路基泡软封闭近百天。那一年,“湖北到底该怎么治水”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最实际、也最棘手的选择题。

洪水褪去,遍地狼藉。时任防汛指挥长张体学检查完灾情,脱下胶靴,蹲在江堤上简单餐风一口干粮,抬眼望向远处浑浊的江流,脱口一句:“要彻底解决,不靠蛮劲,得靠系统工程。”这句话后来反复被同僚提起,它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张体学的脑海,也钉进湖北全省的水利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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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春,40岁的张体学走马上任湖北省省长。他出身红安,参加革命时才十八岁;长征结束那年,他才二十出头;对江河水性,他在鄂豫皖苏区已摸得透。“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局部服从全局”这十二个字很快写进省政府正式文件。说白了,就是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用一个横贯全流域的思路,把湖北驯水、用水、蓄水、排水的四个环节同时推进。

随后三年,白莲河、漳河等中型水库动工,一处处河道整治同步展开。但张体学心里最重的,是汉江。汉江年均来水三百多亿立方,是长江最大支流,却因落差小、弯道多,洪峰极难泄。要让武汉、荆州真正睡个踏实觉,必须在上游截住它。于是,“丹江口”三个字被反复画圈。

1958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批文刚下,张体学就揣了厚厚一摞图纸,赶到汉口码头登船北上,找水利部、铁道部对接工料。那会儿武汉到丹江口没有直通列车,公路也弯弯绕绕,他常常白天批文件,晚上换车赶路,两个司机轮换,夜里仍得伏在座椅上抄写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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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坝址位于郧阳、丹江口、老河口三地交界,山路陡,通讯差。开工当天,十万民工齐聚,炮号震山。张体学没去宾馆,而是把办公室干脆搬进了一艘旧挖泥船,文件柜旁就是跳板和水花。有人劝他住岸上安全些,他摆摆手:“工地没灯,我心里难亮。”这种“不离现场”的作风,让坝上工友渐渐喊他“老张库长”。

1959年12月25日清晨,老河口机场跑道上薄雾翻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乘机抵达。他与张体学在鄂豫皖根据地共事多年,如今一南一北,再次相见格外亲切。汽车驶向工地,拢口处巨型混凝土方块堆叠如山,汉江水在临时围堰中咆哮。李先念踏上防浪块,扶帽檐大声说道:“这回倒是真把这条泥龙制服了!”风大,声音却压住了江浪。

张体学用力点头:“副总理,是您当年调走时叮嘱‘要把湖北水利抓起来’的那一句,让我不敢松劲。”李先念摆手笑骂:“嗨,怎么又扯到我的头上?这是你们湖北的主场,也是党中央的决策。”同行干部听得出,他话虽带笑,分寸却严谨——成绩归集体,不能落个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上午十点,截流合龙正式开始。军号响,石方如瀑;机器轰鸣,江水后退。有意思的是,现场临时装了一部摄影机,全程纪录那三个多小时的“腰斩汉江”场面。合龙完成,李先念试探着踩向尚带水汽的铅丝石笼,身后泥沙尚未完全沉实。他回过头,半开玩笑半认真:“体学同志,你这个库长算当上了,可别忘了还有个省长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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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散去,现实考验接踵而来。从1960年开始,全国经济陷入困难,物资短缺,丹江口工地连饭票都得精打细算。工资一度拖欠,运输船停航,水泥供给断档。张体学抓住北京一次汇报机会,连夜赶往,白天摆出事故清单、成本报表,夜里在招待所提笔写请示。国务院批示及时下达,工程得以维系。不得不说,关键时刻“敢拍桌子”救了丹江口。

1961年底,坝区突发混凝土崩塌事故,三块大体积构件滑入水中。事故原因复杂:配比、温控、振捣都有疏漏。张体学抵达后只说一句:“该担责的担责,该返工的返工,不能让一滴不合格的水泥埋到坝心。”修复整整持续了八个月,进度虽慢,却保住了安全底线。

1964年,国家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张体学把“丹江口二期”和“长江干流梯级开发”两份方案一起上报,同年冬天获得批准。丹江口随即增设发电、灌溉、航运配套,功能从单一防洪扩展为综合枢纽。后人津津乐道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雏形就在那份方案里。

对长江主流的设想更大。三峡工程当时因技术、财力、移民等难题暂缓,张体学提出“先上葛洲坝”作为过渡。理由简单:一、解决荆江河段顶托水位;二、为未来三峡累积施工经验;三、缓解华中电网缺口。周恩来拍板同意后,葛洲坝于1970年开工,张体学兼任指挥部部长,再次回到熟悉的水声与泥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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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忙碌与病痛之间,他的身体却亮起红灯。1973年初,上海华东医院确诊其肺癌晚期。李先念得知后派机接往北京治疗。临行前,张体学对陪同人员说:“让我再回汉江边看看,收收脚板印,心里才踏实。”短短数天,他沿江自西向东辗转,最后一次站在丹江口大坝坝顶,远眺库区青山与白帆。

同年9月3日凌晨,病房灯光微弱,张体学走完58年人生。讣告发出后,多地民工自发在坝脚、在堤埂、在库区茶山插上纸花,他生前最爱踩的泥路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两年后,丹江口水库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八十年代初,葛洲坝大坝横卧长江;新世纪,三峡混凝土碾压成型。湖北的水脉被逐步掌控,那句“要靠系统工程”得到了最有力的注解。

历史并不刻意眷顾哪个名字,但在关键节点,总有人挺身而出。1959年丹江口江面上飘来的炮号声,如今听来依旧敲击耳膜。它提醒后来者: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大江亦如此——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张织了又织的大网,谁敢漏针脚,水就会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