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一年前的今天，2024年12月31日上午9点58分，被羁押8507天后，原伟东在河北保定第一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一场持续24年的司法缠斗，似乎终于以生物学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但战争并未因此终结，只是变换了战场。
最新的战报，来自数字空间。
2025年12月3日下午，李杰在雇主家。她难得休息，决定为丈夫即将到来的周年忌日，准备写点什么。
李杰习惯性地打开了手机上那个熟悉的公众号后台。那是她和家人为丈夫喊冤的主要阵地，名字就叫：
原伟东案。
打开后，后台页面上弹出的，不是熟悉的编辑器，而是一行冰冷的、没有任何具体解释的通知。根据李杰后来的回忆，那段文字是：
根据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你的账号已被屏蔽所有功能至2026年12月5日。
李杰反复退出，重进，结果都一样。这个公众号近一年并没有发布什么过激的内容，最近的一篇，还是10月份转载的一篇文章。她心里暗暗想，这一定跟原伟东逝世一周年有关。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消息给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据原淑娟回忆，她是在12月7号中午才看到这条消息的。她的第一反应是：
气得不得了。
原淑娟对着电话那头说，这帮人太坏了，Gong权力要是坏，真的谁也比不过。她恨得咬牙，不知道说什么。
确认被封后，李杰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抢救。
她害怕这个记录了全家24年血泪的数字坟场会突然被永久删除。她想起了那些报道过他们案子的记者，他们的公众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她找出了另一部手机，下载了一个不需要实名认证的新公众号，准备把原来公众号里的297篇文章，一篇一篇地复制、转移到新号的草稿箱里。
行动在深夜展开。
据她回忆，那两个晚上，她都是等雇主一家睡下后：
自己躲在被窝里偷偷弄的。
房间里一片漆黑，她不敢开灯，只敢用自己从家带来的一个30公分长的LED灯管照明。
手机屏幕的微光，照在那张疲惫的脸上。她形容自己当时手都在抖。她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后台的那个删除键，可能在下一秒就让数年的心血灰飞烟灭。
在24年前的审讯室里，他们用电棍试图让她制造虚假的记忆。
24年后，他们用一纸通知，试图让她真实的记忆消失。
1
李杰和原淑娟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一个两个月没更新的号，在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时，被精准静音一年，这操作就挺有意思，好比你对着一个植物人说：
我命令你，不许说话。
这种行为方式，河北方面不是第一次用了。上一次，是在原伟东的肉体上。
2024年10月16日，廊坊看守所通知家属，说原伟东癌症扩散，状况很危险。
家属们心急火燎地赶到石家庄，要求见人，要求取保。
据原淑娟回忆，主审法官李霞女士的回复，充满了耐心：
再等等，稍微再等等，快了。
家属们没耐心，就在法院门口跟法官激烈争吵。
结果是，当天晚上他们发现，石家庄所有的宾馆、旅店，都不让他们住了。
一刷身份证，前台小姐就客气地告诉他们：
已满。
原淑娟后来回忆说：“我们一整天被几辆车，多名不明身份的人一直跟踪……如果被Gong权力压制，你连喘气都受限制，感觉无法呼吸。”
你看，这套管理方法论就很高明。
它不打你，不骂你，它只是让你无处容身。它让你自己主动离开这座城市，还省了维护秩序经费。
这叫：
社会面清零。
十几天后，2024年11月1日，家属们等来了李霞法官口中的“快了”。辩护律师王兴接到了河北高院的电话，电话里宣布了原伟东、汤凤武案的二审宣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几名法官来到了原伟东的病床前。
据原伟东后来对家人回忆，他刚做完胆管手术两天，身上还插着管子，法官们就站在床前，对着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宣读了那份维持死缓的裁定书。
原伟东说，他当时：
情绪激动，把我气死了，把法官骂跑了。
你看，人家河北高院的法官，工作多认真。为了确保法律文书能第一时间送到当事人手里，愣是把重症监护室，变成了临时法庭。
这叫什么？这叫：
送法上门。
两天后，11月4日，原伟东被一辆120救护车，从医院直接拉走，送进了保定监狱。
对于系统而言，一个中止审理的程序漏洞被补上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终于被升级为了罪犯；一场长达24年的司法流程，在主犯的生命耗尽前，终于严谨、合规地打上了句号。
河北最终赢了。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为了纪念这场胜利，我们有必要复盘一下，这场伟大的胜利，到底是怎么赢得的。
2
要理解这场胜利，必须回到故事的开端，认识几位重要的相关人。
第一个人，叫赵东辉。
他的经历不多，但至关重要。他在法律文书里的身份是：
另一个凶手。
1995年11月29日，河北廊坊胜芳镇，装卸工杨长林一家三口遇害。案发42天后，一个叫赵东辉的人，被警方从东北老家抓走。
警方怀疑他的唯一科学依据，来自一份血型报告。
在2024年6月原伟东案最后一次庭审期间，袭祥栋、伍雷两位律师的一次微博直播连线中，赵东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回忆：
案发现场留下说是杀人凶手的血型是AB型，我恰恰也是AB型。
这就够了。
赵东辉被带回了霸州看守所。迎接他的，是廊坊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工作方法。
据他口述，招待他的道具主要是：
塑料鞋底子。
赵东辉回忆说，他被里外抽：
一次就抽三百五十九个嘴巴子，总计至少一两千个。
后果是脸部长期肿胀无法吃饭：
两侧八个牙都没了。
除了物理层面的交流，还有精神层面的。每到晚上，他一听到狱警开号门喊“赵东辉！”，就吓得：
腿就呱就哆嗦了。
当然，还有那台后来闻名全国的、由杜国利警官团队研发的“高科技测谎仪”：
一部旧式手摇电话机。
赵东辉详细描述了这套系统的工作流程。
两个小手指头缠上电话线，人坐在地下，双手用手铐反铐在椅子背上。两名井茶用木棍压住他的双腿，并踩在木棍两头，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开始摇电话。
3
除了酷刑，案件还需要一个关键环节：
指认。
根据赵东辉在律师直播中的回忆，1996年1月18日上午9点，他和其他五名嫌疑人被从看守所提出来，站成一排。
在他们对面两三米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商务车。车门拉开，里面坐着一个女人：
她脸上蒙着纱布，露着眼睛，胳膊也是用白纱布吊着。
赵东辉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1995年灭门案的唯一幸存者，张金萍。
张金萍的手指指向了排在第三位的赵东辉。辨认了三次，她都点头确认。
接下来的流程，就极具河北地方特色了。
井茶命令其他五名嫌疑人全退后，只留下赵东辉一个人，然后再次向警车里的张金萍确认：
你确认是他吗？
张金萍说，确认是他。
这个“他”字刚一出口，井茶就冲上来，“掐着我脖子，直接给我摁倒地下”，在水泥地面上，给他“砸上了死刑镣子”。
你看，这套工作方法就很高明。它不是一个开放式的问答，而是一个选择。而且，最后还把选择，变成了一个是非判断。
你只需要点头或摇头。
这叫什么？这叫：
用户体验优化。
可惜，办案人员百密一疏，忘了给赵老师量脚。案发现场42码的鞋印，愣是套不到赵老师39码的脚上。
这叫什么？这叫：
卡bug了。
赵东辉最终被排除了嫌疑。但他也为这段经历付出了代价。
据他口述，出狱后回到老家，乡亲们看到他都一脸震惊，说：
不，都说你死了嘛。
在乡亲们的记忆里，赵东辉早就该死在看守所里了。因为据后来出狱的狱友传言：
说我挨那打，他们都看得见。
赵东辉幸存了下来。他的故事结束了，轮到下一个嫌疑人登场。
但在讨论下一个嫌疑人之前，我们还得认识另一位重要的相关人。他在案卷里的身份是：
雇凶者。
4
在警方的第一版案情通报里，1995年的灭门案，是一起雇凶杀人案。
主犯，或者说买家，是当地人姚俊来和齐连强。
这二位也被抓了。据姚俊来的父亲后来对记者回忆，他儿子在里面也遭了大罪:
双手被电击，浑身被打，连生殖器都被电肿了。
姚俊来回家后对他爹妈说的第一句话是：
爹、妈，俺这一辈子的罪、苦，这几天都受完了。
但和原伟东、赵东辉这些只能硬抗的普通人不同的是，姚俊来家启动了付费模式。
据姚俊来父亲口述，家里“拖了四万块钱帐”，把钱交给了办案民警杜国利，人才被放出来：
我们不愿意找事儿，俺们的人活着就得了。
你看，这位父亲就很有大局观。他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较真的。活着，就挺好。
但这个付费离场的操作，给案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主犯没了。
这不要紧，霸州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用精妙的语言解释了这个漏洞。这份说明，堪称当代中国公文写作的典范：
姚俊来、齐连城二人拒不配合办案人员的调查工作，故原伟东、汤凤武其二人作案原因无法查清。
这逻辑就非常有意思了：主犯因为不配合，所以放了；从犯因为配合了（被打了），所以得关一辈子。
敢情这办案是在搞：
末位淘汰制。
谁不听话谁先走。
更牛的是，在2005年河北高院的一次庭审中，检察官竟然当庭出示了姚俊来的认罪笔录，用来证明原伟东是受雇杀人。
一个已经被释放的、从未出庭的主犯，他的口供，成了给从犯定罪的证据。
原伟东的辩护律师吕宝祥当庭质问：
该证如属实，姚俊来系主犯，为什么不到庭受审？是谁私放罪犯？
全庭愕然，检察员无言以对。
5
相关人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轮到原伟东登场了。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发生第二起灭门案，税务稽查队长刘德成一家三口遇害。住在对门开小吃店的原伟东，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但当时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据他妻子李杰回忆，案发当天：
原伟东正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老家交农业税。
两地警方协查后，确认了此事。原伟东被排除了嫌疑。
但9个多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2001年9月16日半夜，原伟东在东北家中被一伙自称河北井茶的人带走。没有法律手续，也没说任何原因。
据后来被无罪释放的同案人陈瑞武回忆，他也是在那天晚上被抓的。抓他的人说：
你姐夫把你供出来了。
陈瑞武的姐夫，叫魏春江，一个有小偷小摸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
据陈瑞武说，正是魏春江的一份证言，说他和原伟东等人曾预谋抢劫刘德成一家，才最终点燃了这场大火。
火烧起来后，故事就开始脱离所有人的控制。
原伟东被带回了河北胜芳分局。迎接他的，是杜国利警官和他的“高科技测谎仪”。
据原伟东后来在上诉状中陈述，杜国利曾对他撂过一句实话：
就拿你顶了，不然局长就得下来了。
为了保住局长的位子，一个无辜的人就必须被献祭。这个逻辑简单、粗暴，且有效。它解释了为何在所有证据都指向无罪的情况下，系统依然要顽固地维持一个有罪的结论。
因为一旦承认原伟东无罪，就等于承认当年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是错误的。
这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人事问题。
要确保这个顶罪的结论成立，就需要相应的工具。
在2001年的胜芳刑警队里，杜国利和他的同事们，对原伟东和所有被抓来的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
技术测试。
据多位亲历者回忆，其工作流程大致如下：将电话机的两极电线剥开，缠绕在嫌疑人的手指、脚趾、耳朵，甚至生殖器上。然后，摇动电话机手柄。电流通过皮肤，穿过骨头，直抵内脏。
后来被判无罪的陈瑞武回忆，他当时被折磨得无法忍受：
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另一名无罪释放的女性王晓敏则记得，井茶在电她时，还在旁边：
喊口号、数数。
原伟东是这项技术的深度体验者。
一份2001年9月28日的廊坊市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笔录》上，记录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在“有何疾病或外伤”一栏，除了他本人的签名，还有一行不同的笔迹备注：
舌头是电伤，腿肿了，耳朵有外伤。
据后来同监室的狱友证明，原伟东入所时遍体鳞伤，手脚被电得露出骨头，话都说不了。看守所一度拒收，是警方把他拉到诊所输了十几天液才勉强收下。
但原伟东一直没交代。杜国利团队决定升级战术。
他们把原伟东的妻子李杰抓了来。
6
李杰的遭遇，堪称一部酷刑百科全书。
她被关在血迹斑斑的铁笼子里，被绑在老虎凳上。杜国利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
天上的星星有几颗？不许说不知道。
回答不上来，迎来的就是一轮又一轮的电击。据李杰回忆，杜国利看着她头破血流的样子，评价道：
你刚从战场回来啊，烈士！
这些看得见的伤痕，以及另一名嫌疑人刘赐喆被直接电击致死的事实，在多年后霸州公安局的一份《情况说明》里，被转化成了这样一句话：
全体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没有刑讯逼供。
在原伟东案中，说明是一种神奇的文体。
它是一种法律上的降维打击，可以将一切复杂、血腥、不合规的事实，瞬间二维化，变成一张盖着红章的、不容置疑的平面。
除了没有刑讯逼供说明，这套工具箱里还有证据丢失说明、卷宗丢失说明、雇主不配合调查说明。
还有一个：
记录员笔误说明。
卷宗显示，2001年9月27日这一天，杜国利警官同时出现在两个相隔千里的地方。
一份笔录显示，他在河北霸州审讯原伟东；另一份笔录则显示，他同一天正在黑龙江呼兰县调查另一名证人。
多年后，面对律师的质疑，霸州公安局出具了这份说明，解释了这一时空悖论。
当说明方阵和刑讯口供组成的材料被送到法院，一场新的游戏开始了。
7
这场游戏的玩法，叫4+4模式：
廊坊市中级法院4次判处死刑，河北省高级法院3次发回重审、1次改判死缓。
廊坊中院是发球方，每次都大力扣杀判死。河北高院是接球方，三次将球轻轻挡回，理由都是：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最后一次，高院自己也累了，选择将球拍一扔，让球落地：
死缓。
原伟东的人头，就像那颗在球台上来回弹跳的乒乓球。
2003年，廊坊中院一审判处原伟东死刑。河北高院发回重审。
2004年，廊坊中院再次判处原伟东死刑。
2006年，河北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2008年，廊坊中院第三次判处原伟东死刑。
这一次，皮球踢到河北高院脚下后，流程发生了变化。高院没有再发回，而是自己做出了改判。
2009年，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以前后矛盾的逻辑，宣告了2000年刘德成灭门案的全案无罪。理由是：
杀人动机不明、缺乏客观物证。
但在同一份判决书里，它认定了1995年杨长林灭门案。尽管这起案件同样杀人动机不明、物证全部丢失。
李杰后来反复质问：
2000年的案子10年后全体人员都无罪了，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那么95年的案子，检察机关有什么理由不排除汤凤武的口供呢？
在同一份判决书里，用同一套标准，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位参与此案的律师曾评价说：
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判决，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但最精彩的，来自河北高院内部。
一份2009年5月11日的合议庭庭前会议笔录，不知被哪位深喉有意无意地留在了正卷里。
这份笔录显示，在开庭前，由刘志廷、王智广、王惠敏、岳林杰四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就已经对案件的性质达成了共识：
此案属于全案不清。
但会议的重点，并非讨论如何查清事实，而是变成了稳定工作部署会。
法官们讨论了：
• 被告人家属可能会出现围堵、冲击等情况。 • 需要当地法警及公安做好庭审安全稳控工作。 • 保证法警警力的充足，当庭警力和外围警力。
最关键的是，他们还为如何应对辩护律师制定了预案：
可能律师提出一些程序上的问题，我建议与检察官沟通协调，请他们提供出庭预案。
法官与检察官，在开庭前就已经沟通协调，准备共同对付律师。
你看，这事办得多周到。人家开会讨论的，压根就不是这案子怎么办，而是：
办这案子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最终，明知“全案事实不清”的河北高院，没有选择宣告无罪，而是做出了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判决，巧妙地规避了当时的死刑复核程序，将案件的最终解释权，留在了河北省内。
游戏得以继续。
8
2013年，最高法罕见地踩下刹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为由，指令河北高院再审。这本是终结这场游戏的最好机会。
然而，河北高院接到指令后，并没有自己审，而是把皮球又踢回了廊坊中院。
廊坊中院接到这个烫手的山芋后，展现了惊人的耐心。
从2014年开庭，到2020年宣判，案子被足足雪藏了六年。
这六年里，法院向最高法申请了34次延期审理。
在家属和律师看来，这就是一种公然的拖延。
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终于作出了第四次一审判决。在已经依法排除了原伟东所有刑讯逼供口供，证据更加不足的情况下，判决结果依然是：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位旁观此案的律师曾评论说：“廊坊中院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对最高法指令的公然对抗。”
原伟东再次上诉。案件又回到了河北高院。
这一次，高院没有再发回重审。他们也选择了等待。
又一个三年过去了。直到2023年5月，一个消息从廊坊看守所传出：
原伟东得了胃癌，晚期。
癌症成了压垮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撬动这起沉寂案件的唯一杠杆。
在家属和律师的奔走下，河北高院终于同意在2023年6月3日再次开庭。
开庭当天，法院却通知律师，原伟东只能在医院通过视频参与。理由是：
他的身体状况。
原伟东拒绝了。随后，法庭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错愕的决定：
对原伟东中止审理。
他们甚至懒得走完这最后的程序。一个将死之人，被他们以中止审理的方式，永远地挂在了法律的待办事项里。
庭审在同案被告汤凤武的抗议中继续。
据辩护律师赵军记述，汤凤武被六七个法警从候审室强行拖进法庭，摁在拘束椅上。
当辩护律师要求播放那份公安局自己说明存在的辨认录像时，法庭再次拒绝。
汤凤武在绝望中当庭解除了律师的委托。庭审，再次中断。
那一天，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在法院门口拉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原伟东病危，请当庭宣判”：
她很快被几名法警像杀猪一样地抬走了。
这套程序，在原伟东的生命即将终结时，依然坚固、封闭，且不允许任何外部逻辑介入。
9
时间来到2024年6月，在原伟东的生命又耗去了近一年后，河北高院终于决定重启那场被中止的庭审。
这场庭审，堪称辩护方在程序和事实上的一次总攻。他们打出了两张王牌。
第一张王牌，就是赵东辉。
在2024年6月的最后一次庭审上，一个叫赵东辉的男人走上了证人席。他不是井茶，不是专家，也不是案发时的目击者。他的身份很特殊：
张金萍口中的“前一个凶手”。
据赵东辉当庭作证，1996年，正是他，曾被唯一的幸存者指着鼻子，确认为杀人犯。
二十多年后，他坐在这里，用自己的存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件事：
她的指认，是会出错的。
辩方的第二张王牌，是对程序正义的终极叩问。
律师们当庭指出，本案所有客观物证灭失，杀人动机不明，买凶者早已释放。
而用以定罪的唯一核心证据，就是幸存者张金萍前后矛盾的证言，以及同案被告汤凤武在刑讯逼供下做出的口供。
在辩护律师的强力要求和大量证据面前，合议庭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据洗冤网ACTION在2024年11月1日发布的报道，合议庭当庭决定：
排除汤凤武在侦查机关的全部供述。
至此，原伟东和汤凤武在侦查阶段的所有有罪供述，全部被法院以非法证据的名义排除。控方手中最后一张像样的牌，也没了。
庭审结束后，家人与律师一度充满希望。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
无罪。
他们等待着终场哨响。
直到2024年11月1日，一通电话打给了律师。电话里，河北高院宣布：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法庭上，辩方用程序正义和事实证据，完成了两次漂亮的将军。但棋盘外的那只手，轻轻一挥，将整个棋盘都掀翻了。
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结尾，K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罪名。
而在这里，他们知道了自己的罪名，却至死都无法理解，为何在所有证据都指向无罪时，依然会被判处有罪。
10
判决书下来了，但战争没有结束，只是从法庭和反映情况的地方，转移到了出租屋、厨房和每一个需要谨言慎行的瞬间。
李杰的生活，成了一座隐形监狱。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保姆工作，她主动关闭了朋友圈，不再转发任何与案件相关的内容。
当新雇主问起丈夫时，她只敢平静地说，他患病去年元旦前离世了。
她形容这种状态是：
活得挺压抑，跟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怕人知道。
但麻烦还是会主动找上门。
有一次，她在干活时听刑事案件的音频，被雇主的儿子听到。
对方随口问了一句，家里是否有摊上官司的人？
李杰后来回忆，当他问出这句话时，她正在客厅打扫。她立刻回答“哪有”来掩饰过去。在那一瞬间，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从那以后，只要雇主儿子过来，她都会把手机关掉。这是一种被长期恐惧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
原淑娟的生活同样如此。
她在苏州做保姆，也时刻活在一种双面人生的撕裂感中。
她屏蔽了所有新同事的朋友圈，闭口不谈家里的事。因为她知道，普通人无法理解这种痛苦。她说：
人家不会感同身受的。
但系统总有办法提醒她，她是谁。
据原淑娟回忆，2024年9月，她买好了去北京的票，准备去反应情况的地方递交材料。
人已经在火车站，却接到了雇主女儿的电话。
电话里，雇主女儿的语气焦急，转述了刚刚发生的一幕：
阿姨啊，那个家里面来井茶了，说你最好不要去北京了。
据雇主女儿后来的详细描述，当天来了两名苏州当地派出所的井茶，穿着制服。他们不仅核对了原淑娟的身份信息，还直接对雇主女儿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家不能换个阿姨吗？非用这个阿姨吗？他很麻烦。
原淑娟挂了电话，在火车站呆站了很久，最终决定退票回家。
你看，这套管理方法论就很高明。
它不直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它只是切断你的社会关系，让你自愿放弃行程。这叫：
精准劝返。
这种跨省协同的效率极高。当原淑娟质问苏州井茶是如何知道她的情况时，对方的回答标准而统一：
上边通知的。
至于是哪个上边，对方表示“那就不跟你说了”。
原淑娟说，她感觉无论走到哪里，都活在河北的延长线上。这让人想起加缪的《西西弗神话》：
推石上山，是诸神对凡人最严酷的惩罚。
对这个家庭来说，惩罚不是推石头，而是日复一日地，活下去。
11
除了这种跨省的业务指导，更常规的是来自属地的人情化管理。
据原淑娟回忆，她还接到过户籍地镇江警方的电话。对方的开场白非常客气，说自己是来抓逃犯：
顺便想来看看你。
寒暄过后，对方很快切入正题，撂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要给当地惹麻烦。
你看，这套话术的核心，是将一个公民的合法申诉权利，巧妙地转化为对地方稳定大局的一种破坏。面对这种逻辑，你无法反驳。
李杰在天津，也享受着同等待遇。
据她口述，除了辖区井茶的电话和上门，社区服务人员、户籍地派出所的所长和教导员，都会在Min感时期以关怀的名义进行接触。
这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从四面八方伸来，试图掐灭这个家庭最后的呼吸。
最直接的一次问候，发生在2023年10月6日的深夜。
那天半夜11点，李杰在雇主家休息时，手机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来电显示的号码来自辽宁，李杰后来回拨过去，已经是一个空号。男人的话很简单：
要把你像原伟东一样关进去，或关精神病院去永远也出不来。
李杰只是平静地挂断了电话。
12
对原伟东的弟弟们来说，活下去的方式则更为原始和残酷。
据原淑娟讲述，三弟原伟明多年来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
租房子，这儿搬那儿的，那儿的搬那儿的。
她说，只要当地派出所通知房东，房东就会想尽办法让他走，哪怕少要点钱。多年折腾下来，他的全部家当只剩下：
一点衣服。
原伟东去世后，兄弟二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
原淑娟最近提到，伟刚和伟明依然栖息在胜芳镇的出租屋中艰难度日。伟明挣点钱，供两个人勉强糊口：
只能说是没饿死。
他们的抗争，是这个家族中最惨烈、也最直接的。
二弟原伟刚，是这个家庭中性格最刚烈的一个。
为了给哥哥喊冤，引起更高层级的关注，他选择了一种最惨烈的方式。
据家人回忆，在北京最高法反映情况的大厅，他拿出刀片：
割腕自杀。
被救下后，他没有放弃。
后来，他又携带自制的爆炸物，打算再次前往北京自焚。
这次，他被判刑两年。
三弟原伟明，则成了系统最熟悉的老朋友。
据原淑娟回忆，因为反映情况中的过激行为，他曾因袭警被判入狱八个月。
因为哥哥的案子，以及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兄弟二人至今未婚。
13
这起案件，不仅耗尽了原伟东的生命，也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碾碎了他的整个家族。
第一个倒下的，是他的母亲金亚芹。
2003年8月31日，在原伟东被第一次判处死刑后不久，金亚芹和家人再次来到石家庄的河北省高级法院门口喊冤。
据原淑娟回忆，那天，母亲想冲进法院大门，被法警拦住。情急之下，这位东北农村妇女用最原始、最卑微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绝望：
她跪在了法院门口，磕头。
磕着磕着，她突然倒地不起：
当场脑出血去世。
据原淑娟转述其他家属的回忆，当时有人向法院里大喊救命，一个法官模样的领导说：
领导说不管。
金亚芹没能等到儿子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天。她的死，成了原家为这起冤案付出的第一条人命。
她的遗愿，也成了压在这个家庭所有幸存者心头的一块巨石。李杰后来反复提及，继续申诉，就是为了给九泉之下的母亲有个交代。
第二个倒下的，是父亲原振福。
为了给儿子寻找不在场证明，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曾回到东北老家，试图找到当年缴纳农业税的票据存根。为此，他被当地井茶以妨害作证为由，关押在霸州看守所一个半月。
儿子被抓后，他常年奔波于北京、石家庄和廊坊之间。据原淑娟回忆，父亲从外面回来时，“脚肿得鞋都脱不下去”。
长期的劳累、压抑和绝望，最终压垮了他的身体。
2018年，在无尽的等待中，原振福因癌症去世。临终前，他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
这一家人，愣是把一部刑事案件，活成了一部战争史诗。
你当然可以说他们偏执，说他们不懂事。
但他们只是在用最笨、最原始、甚至最错误的方式，追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凭什么？14
2025年，在原伟东死后申诉被驳回之际，李杰曾与河北高院的王大勇法官有过一次对话。
据李杰回忆，她当时提出了一个假设：
谁家儿女无爹娘？原伟东兄弟三个，只有我儿子一根独苗。我敢发誓，如果原伟东杀人了，我们家会断子绝孙，你敢发誓吗？
王法官沉默。
然后，李杰问了另一个问题。
她说，原伟东的儿子原帅，30多岁了还没成家，没有家的概念。她问法官，这是不是因为他亲眼看到父亲的家、自己的家是如何被轻易摧毁的，所以他害怕建立自己的家庭，害怕成为下一个被要挟的软肋？
王法官依然沉默。
沉默，是河北司法系统在这起案件中最常用的武器。
在2025年10月那份最终的《驳回申诉通知书》里，这种沉默被转化成了一种更高级的形态：
选择性陈述。
我们来看看这份集河北法学智慧于大成的文书，是如何用严谨的语言，完成对荒诞事实的最终加冕的。
关于原淑娟、李杰申诉提出汤凤武在检察机关的供述系刑讯逼供后作出的，应予排除的理由。
经查，汤凤武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两次有罪供述，供述自然流畅……
通知书的第一个论断，精准地指向了控方仅存的言词证据——汤凤武在检察院的两份口供。河北高院的结论是：
供述自然流畅。
至于汤凤武当庭翻供，哭诉被酷刑折磨；至于多名同案幸存者证明了当年刑讯手段的普遍性；至于为何他的侦查阶段口供已因刑讯逼供被排除，而内容高度一致的检察院口供却能保留……
这些，都不在自然流畅的讨论范围内。
关于原淑娟、李杰申诉提出原伟东、汤凤武没有作案时间的理由。
经查，相关证人证言关于二人去外地探望亲戚及返回的具体时间、同行人员等细节的辩解前后不一，且无客证实据印证……
通知书的第二个论断，指向了被告人的不在场证明。结论是：前后不一，无客证实据。
至于为何在二十多年前，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些不在场证明；至于为何辩护律师多年后找到的证人，对二十多年前某一天具体日期的记忆会出现模糊……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无法完美地证明你不在场。
关于原淑娟、李杰申诉提出被害人张金萍的陈述及辨认不真实的理由。
经查……张金萍在案发后即向公安人员描述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公安人员根据其描述制作了汤凤武的模拟画像……辨认汤凤武、原伟东的程序合法。
通知书的第三个论断，指向了全案最核心的证据——幸存者张金萍的证言。结论是：程序合法。
至于张金萍为何在案发时说自己“被打晕”，六年后又说“装死目睹”；至于她为何曾在案发后不久就错指赵东辉为凶手；至于辨认原伟东时为何只有他一人戴着镣铐；至于为何那份可以证明“程序合法”的辨认录像，法院却不敢当庭播放……
这些，通知书认为，都不足以动摇辨认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你看，这份文件写得多好。
它滴水不漏，逻辑自洽。
它用最规范的法律语言，将所有尖锐的质疑、血腥的细节、常识的矛盾，全部过滤、提纯，最终升华为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结论。
这份通知书，是这部程序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完美的一块拼图。
它不是在认定事实，而是在进行一次历史清理。它用最合法的语言，完成了对所有不合法事实的最终掩盖。
李杰读完了这份通知书。
24年的奔走，无数次的希望与绝望，最终汇聚在这几页纸上。
她想起24年前，杜国利曾对她说：
我刚嫖完小姐回来，今天我就收拾你。
她想起丈夫原伟东最后的遗言：我不活了，别再折磨我了。
她想起去年开庭，姐姐原淑娟被法警像抬猪一样抬出法院。
她想起自己工作了18年的老板，用生意不好的借口辞退她时，那躲闪的眼神。
一切都结束了。
或者说，一切都以它命中注定的方式结束了。
李杰决定继续去北京。
她对儿子说，你好好工作，你爸的事情不用你管。儿子想跟她一起去，她没让。她后来对朋友说：
我们全家的前半生都过得很不好，我希望儿子以后不要掺和进去，早日成家，去过平静的日子。
但她和原淑娟，还有原伟东的两个弟弟，会继续走下去。
原淑娟说，虽然对司法很绝望，但：
不管怎么着都要往下走，走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
李杰要去北京找律师，去最高院继续申诉，一步一步走下去。
她说，第一次申诉到最高法，只用了一年多就成功了，她期待这一次也能成功。
15
原伟东的肉体最终获得了自由。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点58分，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第8507天，原伟东在河北保定第一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
他的死亡证明，成了河北司法系统为这起案件出具的最后一份《情况说明》。
据原淑娟回忆，原伟东去世后，家人做出了一个他们后来认为最错误的决定：
把伟东给火化了。
她没有详细解释为何会如此定义这个让逝者入土为安的决定。但答案，或许也藏在李杰的记忆里。
就在原伟东去世前一年，李杰曾在医院里，掀开过丈夫的病号服。
那是她22年来第一次看到丈夫的身体。据她后来的描述，那具身体上布满了：
像鱼吐出的泡泡一圈圈的黑色的疤痕。
那些是24年前，杜国利警官和他的“高科技测谎仪”留下的永久印记。
火化炉的烈焰，最终将这具承载了全部罪证的躯体，连同那些无法愈合的伤疤，一同化为了灰烬。
对于一个已经失去了所有物证和卷宗的家庭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彻底的、无法挽回的：
证据丢失。
做出火化决定后，他们将三位亲人的骨灰一起带回了东北老家安葬。
原淑娟描述了这个过程：弟弟伟明开着车，与伟刚、李杰等人一起，护送着三个骨灰盒，回到了那个他们早已离开的故乡。
父母合葬在一起，伟东在他们的旁边。
这个家庭以一种极其传统的方式，试图为这场长达24年的悲剧画上一个句号。但原淑娟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终结只是一种幻觉。
她提出了一个极具悲怆意味的悖论。她说：
都说入土为安。是入土了，三个命，三条人命，都入土了。但是能安吗？死的没安，活着的也不安。不拿到那个无罪的判决书，永远都安不了。
肉体的安宁，无法换来精神的安宁。
原伟东死后申诉被驳回，意味着那份无罪判决书，他们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了。
16
原伟东生命最后的十天，是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度过的。
据家属回忆，2024年12月21日，原伟东被从保定监狱紧急送入ICU。病历显示，他入院时已是弥留之际，多器官衰竭，肺部严重感染。
几天后的圣诞节，他却奇迹般地清醒了。李杰和儿子原帅获准进入探视。
隔着厚厚的玻璃墙，李杰几乎没能认出自己的丈夫。
病床上的那个男人完全脱了相，曾经一百六七十斤的壮实体格萎缩成一副瘦骨嶙峋的架子，圆脸瘦削下去，颧骨高耸，皮肤蜡黄。
原淑娟后来也见到了弟弟。
她掀开被子，看到弟弟全身皮肤都是黄色的，两条腿肿得厉害，“用手一按就会出水一样”。
他的手腕和脚踝上，依然戴着沉重的镣铐。
手铐连接着病床护围。
拿起对讲电话，听筒里传来原伟东有气无力的声音。他还看着已经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儿子，嘴唇翕动了很久，最终只发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
李杰后来告诉朋友，她猜，他想说的是一句道歉。
他还嘱咐儿子，别让你妈来，她身体不好。
原淑娟回忆，弟弟见到她时，嘴里甚至说着胡话：
我都死了一回了，我去报到，他们说你冤案没平反呢，不收你，我又回来了。
清醒的时候，他反复向家人提及那次杀人式的宣判。他说：
我在廊坊医院刚做手术两天，插管儿了，11月2号河北高院的法官在我病床前给我宣读判决书，我当时情绪激动，把我气死了，把法官骂跑了，所以我没恢复好，现在病严重了。
两天后，家属再次探视时，他已被大剂量的镇静剂强行拉入昏睡。医生解释，他情绪激动，拒绝治疗，自己拔管子。
原伟东反复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活了，别再折磨我了，我受的罪太多了，求求你们让我死吧。
他再也没能醒来。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点58分，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河北赢了。
17
河北的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24年来，他们使用了电棍、谎言、漫长的程序、跨省的井茶和匿名的电话。
他们战胜了事实，战胜了逻辑，战胜了最高法的指令，甚至战胜了一个垂死之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这是一场当之无愧的伟大胜利。
只是，这场胜利的代价有点高。
原伟东的母亲死了，父亲死了，他自己也死了。剩下的家人，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至今未婚。
为了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们甚至提前一个月，就把家属用来悼念的公众号给封了。
可能是怕他们放鞭炮，太大声。
一年过去了，我们在此纪念河北赢得原伟东案胜利一周年。
这场胜利，完美地闭合了24年前，杜国利警官在审讯室里写下的剧本。
据原伟东在上诉状中陈述，杜国利曾对他说：
就拿你顶了，不然局长就得下来了。
现在，局长保住了，案子也结了。
据李杰回忆，杜国利还曾对她说过另一句话：
我要是哪天给你电死，你没病你也是心脏病死的。
原伟东最终死于癌症。你看，人家杜警官说话，还是留有余地的。
18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22年后，原伟东的遗孀李杰，依然在深夜接听着来自陌生男人的恐吓电话，内容和22年前杜国利在审讯室里的威胁如出一辙。
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依然在为了一个说法，奔波于河北与北京之间，就像2003年她的母亲金亚芹一样。
那份承认“全案事实不清”的2009年合议庭笔录，最终被一份宣称“原裁判并无不当”的2025年《驳回申诉通知书》所覆盖。
那台在审讯室里呼啸作响的手摇电话机，最终变成了一个在周年忌日前夕，精准将公众号静音的后台按键。
唯一真正改变的，只有人。
赵东辉的八颗牙齿没有再长出来，陈瑞武咬断的舌头说话依然含混不清，原伟东则直接从这场游戏中消失了。
原伟东死了。杀死他的是癌症。
这是一个在法律上无比干净的结局。
它避免了一切关于死刑的伦理争议，也让所有关于刑讯逼供的追责，都因核心当事人的离去而变得更加困难。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很得体。
在这场长达24年的司法程序里，似乎没有人是错的。
办案的井官，是为了命案必破的荣誉；拖延的法官，是为了程序的审慎；维持秩序的人员，是为了地方的安定。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共同构建起了一部程序严谨、逻辑自洽的巨大机器。
现在，机器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它成功地将一个吵闹的问题，处理成了一件沉默的遗物。
只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曾经问过：
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冤枉的，又能怎么样呢？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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