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5日拂晓，海淀区气温微凉。总政机关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话筒另一端传来噩耗：83岁的原中顾委委员旷伏兆，昨晚在解放军总医院停止了心跳。几乎没过多久，河北保定方向的一辆越野车便启动，81岁的刘秉彦执意坐在副驾驶，他只说了一句：“得赶在吊唁人多之前，到老旷家里谈件旧事。”
车程三个多小时，刘秉彦抵达西城区一栋朴素的军产楼。许更生把门打开，泪水未干。屋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干部，气氛压抑得连呼吸都显得多余。寒暄刚过，刘秉彦压低声音，“骨灰怎么安置？”话音才落，他怕对方为难，紧接一句，“咱俩五十年前就说好了，还是按当年的约定办。”
那场约定发生在1945年7月。其时冀中平原烈日灼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驻扎在蠡县一个叫南小王庄的高粱地边。刘秉彦与旷伏兆并肩指挥反“铁壁合围”，整天猫在一间土屋里画作战示意图。夜里蚊虫肆虐，两人索性躺在门外簸箕口大的稻草垛上乘凉。谈到未来生死，旷伏兆说：“要是扔在这片地儿就别折腾，连棺材都免了。”刘秉彦顺口接道：“靠着大清河或者永定河，替乡亲们站岗。”两人笑着击掌，一旁参谋任子木也附和。没想到任子木两个月后在平南支队的追击战里中弹牺牲，只草草埋在沟边。触目惊心的教训，让这份口头契约多了分庄重。
旷伏兆对冀中平原有无法割舍的感情，原因远不止战斗。1940年春，他第一次到博野县米南庄调研，发现家家户户都有躲避“扫荡”的“蛤蟆蹲”。脑子一转，他琢磨出把坑道“织网”的点子：横向贯通村落，纵向连向河渠，再辅以防烟、防毒、防水。试点一成，敌人昼夜突袭屡屡扑空，刘秉彦打趣：“老旷，这哪是蛤蟆蹲，分明是土里航空母舰。”由此衍生的地道战、挑帘战、地雷战，让冀中平原成了日军的噩梦，也奠定了两位将军的深厚情谊。
抗战胜利后，旷伏兆先后任东北野战军某纵队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秉彦赴南京、北平，历任华北防空军参谋长、代司令员。岗位不同，年年通信却未中断。1955年授衔典礼结束，两人在北京饭店角落碰杯，临别互敬军礼，谁都没再提“埋骨冀中”的旧话。可每逢清明，两封信却准时互换，信封内常常夹着冀中平原的照片，一张是油松，另一张是马尾松。
1980年代，很多开国将军的墓地统一规划到八宝山或各省烈士陵园。旷伏兆的干部身份完全符合“进京安葬”的条件，他先后两次向组织递交“别劳师动众”的报告，理由同一句话：“在冀中牺牲的战士太多，我要留在他们身旁。”审批层层推迟，他也从未松口。刘秉彦暗里拍着桌子嘀咕：“倔脾气，一分没变。”
时间回到1996年6月10日。雄县米家务小学背后的烈士陵园里，旷伏兆的骨灰盒放置完毕。松树幼苗已栽，两米来高，树干笔直。刘秉彦站着不动，好半晌才伸手掐掉最上端的一束嫩枝，“让它长得更壮实些。”陪同人员不懂缘由，只听他轻声说：“树得帮咱值岗。”这天傍晚，他回到北京，写下《旷伏兆与冀中松》的短文，交给《解放军报》副刊编辑，字数不足两千，却句句凝重。
1998年7月，刘秉彦因病离世。遵照遗嘱，家人把他的骨灰送到旷伏兆墓旁，间距不到十步。没有水泥墓槨，没有大理石碑，只在两座简朴的墓标之间种下一棵同龄油松。护林员偶尔路过，总见到两棵松在风里相互摇曳，枝条方向几乎一致，像在彼此敬礼。当地孩子对这片小小松林有说不出的好感，把它喊作“将军岗”，没人刻意宣传，全凭口口相传。
岁月流逝，冀中大地上的玉米一季接一季地绿了又黄。米家务小学重建校舍时，学校专门把教学楼向南挪了十米，只为保住那两棵松。课间铃声里，少先队员常规整队伍，向松树行队礼。看护园丁总念叨一句老话：“松不认年头，活一天站一天。”话虽朴素，却与半个世纪前两位老兵的承诺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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