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公元 1725 年，对于大清而言是重要的一年。这年九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被查办；也是在这个月，雍正在紫禁城亲切召见了刚刚履新、来京觐见的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岳钟琪。
圆明园内，华灯初上，灯光璀璨。君臣二人用过晚膳后，雍正赏赐岳钟琪诸多物品：四团龙补服一件、亲笔题写的文函百余件，还赏双眼孔雀翎，并全权委托他处理西部战事。捧着这些赏赐，岳钟琪感动得泪下如雨。他深知，雍正此次对他寄予重任，自己已成为年羹尧之后，雍正最为信任的大将军，雍正更盼他能成为大清帝国的 “周亚夫”。
可当岳钟琪回到西北指挥大营，听到前任年羹尧被勒令自尽的消息时，一时百感交集，心中不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份压力，为他此后戎马生涯的顿挫埋下了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岳钟琪，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岳飞二十一世孙。青年时期捐职后，他以同知级别改任武职 ，从这一点来看，岳钟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十分清晰：在当时，捐职出身很难得到重用，弃文从武则更容易凭借实绩获得认可。
此后，他凭借军功一步步获得提拔，履历扎实；其人善于靠前指挥，作战时又能审时度势。在复杂的西北战场中，他屡次击败战力强悍的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势力，绝非浪得虚名。然而，正如王阳明所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岳钟琪在战场与官场的双重压力下，最终郁郁不得志。直到乾隆登基后，他才被从监狱中释放，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段旅程。
若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审视岳钟琪的人生与大清六十余年的统一战争，或许更能理解雍正 “为君难” 的处境与岳钟琪 “为臣不易” 的无奈。
雍正登基之初，在尚未完全掌控全局的情况下，便对西北战事倾注了大量精力；面对准噶尔部局势日益错综复杂、不断恶化的情况，雍正在给外省官员的批示中明确表示：“朕意要大作用一番”，以此叮嘱这些地方督抚勿要分他的心，须为朝廷分忧。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大清帝国而言意义重大，最终历经三代皇帝才得以落幕。岳钟琪虽仅参与了战争中的两个阶段，却几乎耗尽了毕生心力。
在此背景下，岳钟琪被雍正视作能替他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不二人选。为给予其明确且强力的支持，雍正几乎动用了自己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并在给岳钟琪的批示中明确表示：“朕于军机事宜，实信汝无疑。”
历史经验表明，事业规模越大，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便越多，难以掌控的突发事件也更为棘手。就在这关键时期，一只 “黑天鹅” 意外降临到岳钟琪身上。
正当岳钟琪在西北全力替雍正 “大作用一番” 之际，“曾静案” 突然爆发。雍正不得不搬出平生的佛学理论修养，撰写并出版《大义觉迷录》，进行全方位回击。这件事对岳钟琪而言，无异于天降横祸。事情的起因是湖南靖州秀才曾静，派门人张熙致信川陕总督岳钟琪，声称岳钟琪乃岳飞后裔，劝其效仿岳飞抗金之举、举兵反清，还列举了雍正帝的多条 “罪状”。岳钟琪接信后，假意应允，暗中设局捕获张熙，随即把此事上报朝廷。
雍正自然不信 ， 若这点小事便能打乱他对西北战事的全盘布局，未免太小看他的智慧了。当时，雍正便通过《大义觉迷录》，对涉及岳钟琪的谣言予以辟谣：“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建奇功，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
为让岳钟琪放下思想包袱，雍正一再勉励他勿要在意谣言，须更用心于战事；还专门下发一道谕旨，称赞他军旅生涯经验丰富，“悉心经画，备战有年”，意在告知他：勿因些许谣言便打乱多年来的整体战略布局，身为军事家，当有足够的格局与智慧。
岳钟琪书法
除官方沟通外，雍正甚至倾注了不少个人情感，对岳钟琪表达暖心关怀。在岳钟琪率领十二支先遣队出征后，后人仍能从雍正的笔墨中，看到他难掩的热情洋溢与欣慰憧憬。他在岳钟琪的奏折中温暖地批示道：“朕躬甚妥安，卿好么？官弁兵丁人马安泰否？特谕。” 想来无论何人，能得到皇帝如此亲切的问候，都会深受感动；后人亦无需怀疑这份关怀的真假，雍正本就是个性情中人，爱恨从不掩饰，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局势逆转。
除了温暖亲切的问候，雍正还派人送去美食与药品；在人情味上，雍正相当注重细节的体现。千里迢迢送去的并非珍稀物件，多是行军途中实用的日常用品，比如洗脸盆、皮荷包、奶饼；稍显贵重的，也不过是一匣鹿尾、一篓熏猪肉（《宫中档・岳钟琪奏折》）。此外，雍正还会将自己觉得好用的药品送给岳钟琪，以此表达格外的关心与亲近，比如在批示中提及 “朕尝用，制造甚佳”“服药百日后才见全效”。这般暖心之举，别说君臣之间，即便人生能得此挚友，亦是难得的造化。
这一时期，透过雍正的批示，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岳钟琪的关心，本质上是对西北大战局的密切关注。他认为既然此事用对了人，便要好好照料，让岳钟琪无后顾之忧，方能替自己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为了不断让岳钟琪感受到来自紫禁城的温暖，雍正甚至像给同窗写信一般对他说：“六年来，亦未暇书扇，偶书一二柄，自觉笔涩不及当年之兴致。” 多年未曾提笔书扇，却特意为岳钟琪写了几柄送来 ， 这足以见得岳钟琪在雍正心中的分量之重。
此外，为彰显格外的信任，雍正赋予岳钟琪诸多破格权力，允许他推荐武官人选、参与提拔事宜。凡岳钟琪上报的人选，无不批准；雍正甚至曾将岳钟琪与自己的十三弟怡亲王胤祥相提并论，以示亲近。他还不断称赞岳钟琪的儿子岳濬，说见到岳濬便十分欣赏，在批示中写道：“见他，不料此子大有骨气，做官有声名，办事妥协（即‘妥帖完美’之意），好之极。” 甚至有一次岳濬生病，雍正还特意安排了专门照顾 ，只因怕岳钟琪分心，无法专心应对战事。他在批示中写道：“将卿从西安往军营出行吉期，选择发来。再，岳濬痊愈矣。钟元辅言，可以服丸药调理，无庸加减。” 怕给岳钟琪增加心理负担，雍正还特意在问候的末尾写道：“随便写来让卿知道。”
雍正这些温暖之举，无外乎基于对大清帝国的责任感，也源于他对人才的珍视。而此刻的岳钟琪，对大清能否平定西北战事而言，是相当关键的角色。因此，雍正对岳钟琪这些全方位的关怀，皆发自内心；甚至可以解读为：这是他对能否延续康熙朝未竟大业的一次持续尝试。早在未曾与岳钟琪见面时，雍正便对他寄予了颇高期望。当时年羹尧尚未出事，雍正就在给岳钟琪的批示中说：“朕信得你，但凡百以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与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虑？”
雍正三年君臣会面后，雍正对岳钟琪的印象愈发好，在给内阁的上谕中给予高度评价：“岳钟琪在圣祖仁皇帝时，服官有年，勤劳素著。自朕即位以来，他又能洁己奉公，深知大义，不附邪党，不事钻营，居官行己，俱属可嘉，应沛殊恩，以风有位。”
可这份厚重的信任与期望，在岳钟琪心中却成了一座无形的大山。这也让他成了旁人忧谗畏讥、不断攻击的对象，最终因战局受影响而遭到严厉整肃。
然而彼时的岳钟琪，只能用实际行动报答雍正的知遇之恩。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纵横驰骋于陕西、四川、甘肃等地，马蹄几乎踏遍了大清西北的草原与山川。
但岳钟琪的霉运很快降临，最终落得革职下狱的下场。
雍正八年十月，发生了让雍正深感耻辱的 “盗驮马案”。一个月后，雍正收到岳钟琪的奏折，阅后罕见发怒，批示道：“岳钟琪所奏，朕详细批览，竟无一可采。” 此后又引发连锁反应，大军的后勤粮草被噶尔丹部抢走。当时雍正最为信任的腹心大臣鄂尔泰，出面弹劾岳钟琪，称其 “治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玩忽纵贼，应议处”。最终，岳钟琪受到第一次严重处分，被削去公爵，降为少保。
鄂尔泰为何敢弹劾岳钟琪？这背后实则是内部矛盾的激化 ，岳钟琪身边的副手本是鄂尔泰一手推荐给雍正的，可二人素来不和，副手便屡屡向鄂尔泰传递对岳钟琪不利的前线消息，鄂尔泰再在雍正耳边不断吹风，最终导致岳钟琪被雍正放弃。
终于在雍正十二年十月，岳钟琪被立案调查。雍正在上谕中定调：“岳钟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 乃傲慢不恭，刚愎自用，误国负恩，罪难悉数。着革职，交兵部拘禁候议。” 起初兵部建议将岳钟琪立斩，后改为斩监候。
岳钟琪在等待死刑的煎熬中，与张广泗及背后的鄂尔泰彻底结下恩怨。他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命运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 —— 不久后，张广泗便升任云贵总督，彻底掌控了西北战局的指挥权。
然而一年后，雍正突然驾崩，乾隆即位。这位年轻的帝国掌舵人在登基第二年，便专门为岳钟琪下发一道谕旨，开篇仍沿用雍正时期的定调：“岳钟琪贻误军机，罪无可宥。” 但紧接着，谕旨给出了另一番解释：“因念先帝曾谓其往日颇有功绩，未忍将其正法。朕深体先帝苦心，不忍继续关押，今将其释放，令其自愧。”
正是这道谕旨，让岳钟琪得以保命。此后近十年，他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本以为人生就这般潦草收场，没承想几年后竟能东山再起。
成都的岁月平静流淌，可大小金川之战已在如火如荼地筹备与推进中。此时，前线将领张广泗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 因为乾隆起初也像雍正器重岳钟琪那般器重他，甚至评价他 “西南保障，实卿堪当”。张广泗此时也踌躇满志，先后收复不少地区，并向乾隆汇报说：“征剿大金川，现已悉心筹划，分路进兵，捣其巢穴；若附近诸酋输诚纳款，则诸事就绪，酋首不日可剿灭。” 乾隆收到奏折后信心倍增，批复道：“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冲，未有不以师劳重费为戒者。” 并要求张广泗 “指期克捷”。
然而此后战况急转直下 ， 因山地作战，清军因地形不熟屡屡遭袭，损兵折将。张广泗自请处罚，乾隆认为 “偏裨失律，主将咎无可辞”，但也表示 “若能全局取胜，尚在可原”。由此可见，此时乾隆对张广泗仍抱有不小的期望。
乾隆十三年，已过中年的乾隆对战局进展缓慢渐失耐心 ， 兵饷消耗巨大，士兵伤亡惨重，这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战略部署。他认为 “对金川增兵不如选将”，而赋闲在家的岳钟琪对当地战局极为熟悉，“办蜀番，实属驾轻就熟”，并打算让岳钟琪出任提督或总兵，“统领一面，或令独当一面”。乾隆深知岳钟琪与张广泗往日的仇怨，一时颇为矛盾，最终还是决定让岳钟琪复出，“以总兵衔委用”。
张广泗果然极力反对这一人事安排，他上书乾隆，诋毁岳钟琪道：“岳钟琪虽为将门之子，却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专行，有错不肯悛改；闻贼兵则茫然无措，实为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之辈……”
乾隆对岳钟琪本就不甚了解，因此不得不慎重参考张广泗的意见，最终仅任命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
此时，唯一为岳钟琪说公道话的是兵部侍郎班第。班第因战功显赫，深得乾隆信任，他特意在给乾隆的奏折中称赞岳钟琪 “识见在张广泗之上”。
战争恰如一面放大器，能清晰映照出每个人的真实能力 ， 显然，张广泗并不具备打赢这场战争的统帅之才。最终，乾隆派遣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出任前线最高指挥官。
然而自乾隆十一年六月以来，金川用兵已逾两年，耗费军饷达两千万两，却连一个土司都无法攻克 —— 乾隆彻底被激怒了。他怒斥道：“张广泗贻误于前，讷亲贻误于后…… 张广泗乃刚愎之小人，讷亲乃阴柔之小人！”
最终，乾隆以 “玩兵养寇，贻误军机” 之罪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审理，并令侍卫富成将其押解回京。年底，乾隆在瀛台亲自审理张广泗，最终以 “狡诈欺罔，有心误国，情恶重大” 为由，下令将其处死。没多久，乾隆又以 “退缩偷安，劳师糜饷” 之罪，下令将自己曾极为器重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绑赴军营，赐其 “遏必隆刀”，令其自尽。
此后，乾隆任命皇后的弟弟傅恒出任川陕总督，统领西北一切军务 ， 这一年，傅恒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岳钟琪的人生晚春终于到来。他靠前指挥，调度得力，战事一时势如破竹。不久，这场战争取得重大突破，乾隆对岳钟琪给予了高度赞许，称赞他 “开诚布信，直造贼巢”，加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并恢复其公爵爵位。一年后，乾隆在京城亲切接见了这位饱经风霜、命运坎坷的老将。途经保定时，白发苍苍的岳钟琪写下 “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 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惆怅与恍惚。
其实，岳钟琪比谁都清楚，自己前半生的失意，一源于 “曾静案” 的谣言压力，二源于雍正宠臣鄂尔泰所荐的张广泗对他的处处掣肘 —— 这最终导致他入狱。而他此次能东山再起，也正是因为乾隆已将鄂尔泰边缘化。
岳钟琪的一生，始终处在 “战场” 与 “宦海” 的双重交锋中 —— 在他看来，宦海浮沉的厮杀远比战场凶险。他一生最大的 “敌人”，一是祸从天降的 “曾静案” 谣言，二是张广泗及其背后的鄂尔泰。但他最终选择平静放下这份恩怨，也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胜利”。
乾隆十九年，岳钟琪在军营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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