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
建安二十四年秋，汉水暴涨。
连日暴雨，使得襄樊一线水位陡升，原本用于防御的堤坝，反而成了困局。
关羽驻军樊城以南。
于禁率七军北来，试图解围。
战事尚未展开，地形已经先行表态。
这一年，对三方来说都不是理想的出牌时机。
曹魏主力分散，北方尚未完全稳定；
蜀汉刚取汉中，兵力与后勤都被拉到极限；
东吴名义上联蜀抗曹，实则在寻找重新掌控长江的机会。
表面上，这是一次局部战役。
实际上，它发生在三方制度同时吃紧的节点上。
没有人意识到，这一战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改变三国各自的走向——难道真会有人全身而退吗？
水淹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汉水决堤。
关羽抓住时机，引水攻营。
于禁所部七军被困。
舟楫不及，步卒难行。
在持续数日的围困后，于禁选择投降。
同一战场上，庞德拒绝投降。
他被押至关羽面前，仍不肯屈服。
最终，被斩于军前。
两种结局，发生在同一时间。
却在曹魏内部掀起了完全不同的震荡。
于禁，是曹操早年起家的旧将。
庞德，却是后来归附的降将。
结果，却是旧将生，降将死。
这一结果，本身就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当战功、资历与忠诚不再统一，军队内部的价值坐标开始偏移。
曹操得知后，为庞德流泪。
却再未重用于禁。
从这一刻起，曹魏的用人体系，第一次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裂缝。
曹魏的代价
水淹七军后，曹魏表面失利。
但更深层的影响，发生在军心层面。
庞德之死，被不断强调。
于禁的投降，则被刻意淡化。
这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
在关键时刻，选择生存，未必能被原谅；
而选择赴死，反而更安全。
从此以后，曹魏的降将群体，普遍陷入不安。
忠诚，变成了一种无法验证的状态。
成何战死。
董超、董衡在军中哗变，被庞德斩杀。
这些事件本身不算决定性，却共同指向一个问题：
曹魏原本引以为傲的“唯才是举”，开始承受信任成本。
这场战役，让曹操意识到一个现实——
帝国规模扩大后，单靠个人判断，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将帅体系。
蜀汉后方开始失控
就在关羽声威达到顶峰时，荆州后方却开始失控。
糜芳、傅士仁分守江陵、公安。
两人原本是刘备旧部。
但在长期军需压力与关羽严厉约束下，矛盾逐渐累积。
吕蒙病称退居。
随后白衣渡江。
东吴军队以商旅形态渡江，不设战阵。
荆州各城来不及反应，便已易手。
糜芳、傅士仁开城投降。
关羽的后路，在极短时间内被彻底切断。
此时，关羽仍在前线。
他选择突围，退向麦城。
随行者不过十余人。
不久，在临沮被擒。
与关平、赵累一同被斩。
这不是一场战术失误。
而是蜀汉用人结构的极限暴露。
蜀汉的核心班底，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
兄弟、旧部、追随者，构成了最早的凝聚力。
但当政权稳定、疆域扩大后，这种模式开始失效。
糜芳、傅士仁并非核心决策层人物，却掌握关键城池。
他们的忠诚，无法仅靠情感维系。
关羽之死，直接触发了刘备的决策转向。
他拒绝妥协，也拒绝缓冲。
选择以全国之力伐吴。
诸葛亮劝阻。
群臣反对。
但情绪已经压过理性。
从这一刻起，蜀汉的国家行为，开始被个人情感牵引。
东吴胜了，反而代价最重
白衣渡江，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行动。
低成本、高效率、几乎零正面损失。
但战后，东吴接连失去关键人物。
吕蒙在班师后不久病逝。
孙皎同年去世。
蒋钦亦未能久活。
三位具备统帅万人能力的将领，在同一年内相继退出舞台。
史书未详述死因，只以“疾”概括。
无论是否与战事直接相关，结果都很明确：
东吴的将帅梯队，出现真空。
从周瑜到鲁肃，从鲁肃到吕蒙，再到陆逊，
每一代，都是单点支撑。
这种结构，在战争中极为脆弱。
从襄樊到夷陵，三国路径彻底分岔
关羽死后两年，刘备东征。
夷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
蜀汉主力几乎耗尽。
刘备退至白帝城，不久病逝。
东吴虽然取胜，却失去了持续扩张的能力。
孙权对功臣的疑虑加深。
陆逊最终郁郁而终。
曹魏则在动荡中完成权力再分配。
司马氏开始进入核心视野。
从219年起，三国不再处于同一节奏。
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回看襄樊之战。
曹魏失将，军心受损；
蜀汉失地，战略断裂；
东吴得地，却付出人才代价。
三方都付出了超过预期的成本。
那一年之后，三国仍在征战。
但胜负的天平，已经悄然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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