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长江的浪头浑浊得像要吃人。
一艘破旧的木船逆着流，死命往安庆方向蹭。
船舱里没啥值钱货，就一口死沉的楠木棺材，旁边守着个37岁的男人，脸黑得像炭，眼窝深陷。
棺材里躺着的，是那个把天捅了个窟窿的陈独秀。
护送灵柩的，是他那个“没出息”的小儿子，陈松年。
为了把客死四川的老爹弄回老家安庆，陈松年几乎把家底掏空了。
这还不算完，为了躲国民党特务的眼睛，他在墓碑上甚至不敢刻“陈独秀”这三个震耳欲笼的大字，只敢偷偷刻了个“陈仲甫”。
这就是历史上最惨的“官二代”。
你要是翻翻历史书，能看到他爹陈独秀开天辟地，能看到他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抛头颅洒热血，唯独找不到陈松年的名字。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陈家似乎把所有的光环都分给了前三个人，只把收拾残局的破抹布，塞给了最小的儿子。
很多人不知道，陈松年这身硬骨头，是被命运按在地板上摩擦出来的。
按理说，陈独秀的儿子，再怎么着也该是个意气风发的少爷。
可现实太狗血，他出生时父母就分居了。
童年里压根没爹的影子，只有母亲高晓岚 endless 的叹气声。
那时候陈独秀正忙着在北京上海搞大事，哪顾得上这个还在玩泥巴的小儿子？
直到1930年代初，陈松年才头一回见到亲爹。
见面的地儿也绝，南京老虎桥监狱。
那年头，国民党抓了陈独秀，那是想杀鸡给猴看。
母亲吓坏了，带着陈松年去探监。
隔着铁栏杆，看着那个传说中牛上天的父亲变得胡子拉碴、一脸憔悴，十几岁的陈松年没绷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这一哭，没换来安慰，反而挨了一顿臭骂。
陈独秀眼珠子一瞪：“哭什么哭！
没出息！
男子汉大丈夫，要经得起挫折！”
那时候陈松年肯定不理解。
他以为这是严父的教条，其实那是父亲给他的保命符。
因为陈独秀心里跟明镜似的，做他陈独秀的儿子，在这个乱世里，眼泪是最没用的液体。
没过多久，老天爷就开始验证这句话了。
一个是封疆大吏级别的书记，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
结果呢？
1927年，大哥在上海被乱刀砍死；这还没缓过劲来，第二年二哥也在枫林桥被杀。
二哥死前那句“让子孙后代享受幸福”，现在听着都让人破防。
大哥走的时候，陈松年才17岁。
家里天塌了，祖母和母亲当场晕过去。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只能咬碎了牙，带着姐姐去上海收尸。
国民党那边也是绝，连尸体都不让看。
你想想那个画面：上海滩灯红酒绿，姐弟俩绝望地跪在哥哥牺牲的血地上烧纸。
那几个头磕下去，陈松年一夜之间就被迫长大了。
更要命的是，这种打击是连环暴击。
第二年二哥没了，他又得去收尸。
这次更惨，姐姐陈玉莹受不了这种刺激，回去就精神崩溃，没多久也走了，才28岁。
短短两年，三个至亲没了。
换个人心态早崩了。
但陈松年想起了监狱里那个凶狠的眼神。
他硬是把眼泪咽回肚子里。
家里老的老、病的病，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他没资格做英雄，因为他得活着给英雄收尸。
抗战爆发后，陈松年带着刚出狱的父亲躲到了四川江津。
那时候陈家早就穷得叮当响，老家祠堂藏的那点细软，早被日本人抢光了。
在江津那几年，父子俩相依为命。
陈独秀没收入，全靠陈松年两口子在中学教书那点死工资硬撑。
为了给老爹治病买书，陈松年自己经常饿肚子。
说来也讽刺，陈独秀一生狂傲，最后这点安宁，竟然是这个“最没出息”的儿子给的。
陈松年从不抱怨，就那么傻傻地守着，伺候着。
他不仅是在养爹，更是在守着一个历史巨人的最后一点体面。
1942年，陈独秀病逝。
那一刻，32岁的陈松年趴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
这是他第六次送走至亲。
但这事儿还没完。
1949年后，因为父亲身份太复杂，陈松年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
为了养活五个孩子，他去窑厂抬过土，去铁路上修过路，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周围人的冷眼、政治运动的压力，像大山一样压着。
但他从来不辩解，更不拿父亲的名字去要特权。
他就像块石头底下的野草，默默地活着。
直到1976年清明节。
那年风向终于变了点。
66岁的陈松年，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到了安庆叶家冲。
眼前的墓地荒草有一人高，那块刻着“陈仲甫”的碑，孤零零地立在那。
整整十年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他甚至不敢公开来祭拜。
老人扔掉拐杖，蹲在地上，用那是布满老茧的手，一把一把拔掉坟头的草。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难，都化成了浑浊的泪水。
他这辈子没有烈士的光环，却用一生的隐忍，在历史的夹缝里，死死护住了陈家最后的血脉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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