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一栋顶级豪宅里,冷气开得很足。

一个72岁的干瘦老头躺在软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走得特安详,身边围着一圈年轻貌美的妻妾,还有几辈子花不完的黄金美钞。

而在几千公里外的中国大西北,河西走廊的那个风口上,呜呜的风声还在响,那五千多具被活埋的冤魂,在地下哭了整整四十年。

这世上最荒诞的事莫过于此:杀人盈野的屠夫在异国他乡寿终正寝,而被他虐杀的英雄却成了荒野里的无名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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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有人站在他当年用民脂民膏堆砌的公馆前,指着那满墙的玉石夸赞他“懂生活”、“有审美”,甚至想给这个把青海变成私人监狱的军阀“翻案”。

说实话,看到这些言论,我是真坐不住了。

今天咱们不谈什么宏大叙事,就那个被称为“西北王”的马步芳,咱们来扒一扒他到底欠下了怎样一笔连时间都洗不净的血债。

要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的那个冬天,那时候的河西走廊,真叫一个冷,吐口唾沫落地都能成冰。

两万一千八百名西路军战士,刚刚翻越了雪山草地,身上的棉衣破得像渔网,很多人脚上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

他们枪膛里的子弹,平均每个人数不到五颗。

这支队伍接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也就是去苏联弄点武器援助。

这本来是个战略转移,但在马步芳眼里,味道全变了。

这哪是红军过境啊,这是有人要动他马家的“土皇帝”饭碗。

马步芳这人,你不能用正常的军阀逻辑去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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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承了他老爹马麒的衣钵,把青海经营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

在他看来,青海的一草一木、一金一银,甚至每一个女人的初夜,都是他马家的私产。

这不就是变相收保护费吗?

听说红军来了,他在西宁的作战会议上直接拍了桌子,脸红脖子粗地吼了一句狠话,那话至今听来都让人心惊肉跳:“不留活口,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他要把这场阻击战变成一场围猎,而猎物就是那些筋疲力尽、几乎弹尽粮绝的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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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惨烈。

马家军的主力是骑兵,这帮在马背上长大的悍匪,挥舞着著名的“马刀”,借着马匹的冲力,对付只有大刀和长矛的步兵,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是单方面的屠杀。

最惨烈的是董振堂军长,那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名将,铁骨铮铮的汉子。

在高台县城,他被马家军围了整整九天九夜。

最后时刻,眼看守不住了,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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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军冲进来后干了什么?

这帮畜生把董振堂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把他的尸体和死去的战士们像摆摊一样摆在一起示众。

这种手段,已经脱离了战争的范畴,纯粹是野兽的宣泄。

但真正的地狱,是在枪声停止之后开启的。

西路军兵败倪家营子后,大批战士不幸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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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公约,优待俘虏是底线吧?

但在马步芳这里,底线就是用来践踏的。

他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俘虏,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安置,而是怎么“省事”且“解恨”。

于是,那个让河西走廊至今闻之色变的命令下达了——活埋。

在张掖、在西宁的郊外,马家军挖好了一个个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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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红军战士像捆柴火一样捆在一起,成批地推下去。

这不是电影里的桥段,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现场。

据幸存的老乡回忆,坑填了一半的时候,土里还在动,沉闷的喊声透过泥土传出来,像地底的惊雷。

为了省子弹,马匪甚至用石头砸、用铁锹拍,直到地面彻底平整。

那一夜,戈壁滩的风里全是血腥味,五千多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冰冷的冻土下,甚至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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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这就完了,那你太低估了马步芳的恶。

对于被俘的女红军,他的手段下流到令人发指。

这些为了理想走上战场的姑娘,大多才二十出头,被分赏给各级军官做“妻妾”。

说是妻妾,其实就是奴隶,是发泄工具。

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转卖多次,还有的被扒光衣服扔在雪地里冻成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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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自己更是带头作恶,他在西宁的公馆“馨庐”,表面上富丽堂皇,墙壁里镶嵌着玉石,实际上就是一座藏污纳垢的魔窟。

据说当年为了建这座公馆,他强征了无数民夫,耗费了数不清的民脂民膏。

每一块温润的玉石背后,都是青海百姓和红军战士的血泪,擦都擦不干净。

可笑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嗅觉却比狗还灵。

1949年,当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西宁时,当年那个叫嚣着“决一死战”的马步芳,连个照面都没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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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货利用手中的权力,提前把自己搜刮了几十年的黄金、白银、古董字画打包,装满了整整一架飞机。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提桶跑路”。

他扔下了那些为他卖命的残兵败将,带着老婆孩子和金银财宝,脚底抹油溜到了台湾。

后来觉得台湾也不安全,怕被清算,转头去了埃及,最后定居沙特。

在沙特的日子,马步芳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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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了沙特的座上宾,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继续过着他妻妾成群的腐朽生活。

他甚至还要在那边摆谱,自封为“中国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直到1975年病死,他都没有受到过任何法律的审判。

这一结果,曾让无数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在深夜里捶胸顿足,意难平啊!

历史的审判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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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不是坏人逃脱了惩罚,而是后人遗忘了罪恶。

这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开发,马步芳的“馨庐”成了热门景点。

这本无可厚非,作为历史遗迹,它有存在的价值。

但问题是,有些导游的解说词变了味儿。

他们津津乐道于马步芳的“治理才干”,夸他兴办教育、修建公路,甚至赞叹公馆的建筑艺术,却对那五千忠魂的惨死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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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简直是在给恶魔涂脂抹粉。

希特勒还修了德国的高速公路,振兴了德国工业,但这能掩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吗?

同理,马步芳在青海修的那点路、办的那点学,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巩固他的统治,更好地榨取民力罢了。

拿这些所谓的“政绩”来抵消反人类的暴行,是对正义最大的亵渎。

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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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倒在河西走廊的红军战士,他们大多也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父母妻儿。

他们是为了让我们能站着说话,才选择了倒在雪地里。

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凶手的豪宅里,只顾着赞叹玉石的温润,而忘记了地下的森森白骨,那我们就真的背叛了这片土地上流过的血。

下次如果有人再去西宁,路过那座公馆时,别光看墙上的玉,请低下头,听听风里的声音。

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病死,终年72岁。

那个让他做噩梦的河西走廊,那天刚好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的一片,干净得很。

参考资料: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