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马场町，1950年6月10号，天儿又湿又热，空气里黏糊糊的，全是死味儿。
枪响之前，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将军服，不慌不忙地伸手整了整自己的领口。
那架势，不像是要去见阎王，倒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典礼。
他一句话没留，就那么一个背影，硬邦邦地杵在那儿，留给了这个世界。
这个人叫陈宝仓，那年刚满50。
判决书上就四个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供不认”。
一个国民党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中将，抗日打鬼子挣下赫赫战功，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他这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事儿，得从一年多前说起。
1949年的春天，陈宝仓拖家带口到了台湾。
从那时候起，他这人就算是活成了两面。
明面上，他是“国防部”的中将高参，住着个二层小洋楼，每天早上勤务兵准时把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到他手上。
在同僚眼里，他是个标准的保定军校科班出身，打仗是把好手，为人也靠得住。
可一到晚上，书房灯一亮，这人就跟换了魂似的。
他不再是国军中将，而是个代号叫“陈友”的地下工作者。
他那间书房，就成了他的战场。
白天看的那些绝密文件，晚上就变成了他的武器。
他把国民党在台湾有多少兵、炮楼子修在哪、哪个机场能落飞机、哪个港口能停军舰，这些要命的玩意儿，全用特制的药水，一点一点，写在一本《红楼梦》的书页缝里。
这些字，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里面的分量，能压垮一支军队。
写好的情报，塞进掏空了肚子的鱼里，或者焊死在罐头里，靠着秘密交通线，飘过那道海峡，最后送到解放军的指挥部。
不到一年功夫，他送出去的要紧情报足足有47份，连那份《台湾战区防卫计划》都给弄出去了。
据说这情报摊在总参谋部的地图上时，指挥员们看完就说了四个字：“值一个军”。
这四个字，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那时候的台北，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特务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满大街扫，你稍微有点不对劲，就可能被人拖走，再也回不来了。
陈宝仓就在这种环境下，每天在刀尖上跳舞，玩的是掉脑袋的买卖。
一个堂堂国军中将，到底图个啥，非要走这条死路？
这答案，得在他前半辈子找。
陈宝仓是北京人，1900年生的，赶上庚子国变。
家里本是小康，后来败落了。
为了有口饭吃，14岁就考了不花钱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来又凭本事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他这辈子，从一开始就跟枪炮、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八年抗战，他几乎是场场不落。
从上海的血肉磨坊，到武汉的漫天炮火，再到昆仑关跟日本人死磕，到处都有他的影子。
1938年在安徽宣城，小鬼子的飞机往下扔炸弹，一块弹片飞过来，把他右眼给废了。
可这独眼龙将军，伤还没好利索，就又跑回了武汉会战的前线，一只眼睛照样指挥打仗，把日本人打得够呛。
等到1945年10月25号，青岛，他迎来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作为国民党军政部胶济区的特派员，他穿着崭新的中将呢子军服，主持了日本人的投降仪式。
那一刻，他代表的是这个打了八年仗、终于熬出头的国家。
可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就被国民党内部的乌烟瘴气给冲没了。
他那只瞎了的右眼，见识过日本人的凶残，也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烂。
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把胜利果实当成自家的战利品，搞得民怨沸腾。
他开始琢磨，自己豁出命去保卫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权？
1948年，他在香港找到了答案。
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民革，还跟中共华南局接上了头。
跟共产党的人一聊，他觉得找到方向了。
他明白了，想让这个国家真正好起来，得换条路走。
所以，当组织上派他去台湾潜伏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这个决定，等于把他过去所有的功劳、所有的荣耀，全都扔了，把自己这条命，押在了“祖国统一”这四个字上。
日子到了1950年初，台北的天，说变就变。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头儿蔡孝乾被抓，没扛住，叛变了。
这一叛变，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猛地收紧，整个台湾岛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
陈宝仓是军人，对危险有种野兽般的直觉。
他闻到了死亡的味道，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站在窗户前，看着远方，做了这辈子最难的一个决定：把老婆孩子送走。
他选择自己一个人留下来，面对接下来的狂风暴雨。
家里人走之前，他老婆给他缝了件新棉袄。
陈宝仓拿到手里，又默默地把棉袄拆开，在线脚里塞了张小纸条，对他老婆说：“要是我回不去了，就把这件棉袄改成书包，让孩子们背着去新中国上学。”
一件棉袄，一个书包，这是他留给家人的念想，也是他对未来的全部寄托。
他的预感没错。
家里人刚到香港两个月，1950年4月，特务就找上了门。
至于怎么暴露的，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蔡孝乾出卖的，也有人说，是在另一位将军吴石家里搜出了一份他亲手写的情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潜伏生涯，到此为止了。
进了审讯室，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可他们面对的，是一块铁。
从被抓到枪毙，陈宝仓一个字都没吐。
他的沉默，就是对同志最好的保护。
6月10号那天，他跟吴石、朱枫、聂曦几个人一起被押到马场町。
临死前整理军服的那个动作，成了一个无法磨灭的画面。
一个军人，用生命保住了最后的体面；一个革命者，用死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陈宝仓牺牲后，他的骨灰几经周折到了香港。
为了把他的骨灰带回大陆，他三女儿的一个同学，一个年轻姑娘，在拿不到“入港证”的情况下，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扔了，只把骨灰盒死死地绑在身上，一头扎进冰冷的海里，硬是游了过去。
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追认陈宝仓为革命烈士。
第二年，他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件用父亲的棉袄改成的书包，被家人珍藏了70多年，布料都脆得像纸一样了，最后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儿，无声地讲述着一个父亲的故事，一个战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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