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8日凌晨,台北的雨下得让人心烦,空气里全是发霉的味道。
在寓所那盏昏黄的台灯下,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他死死盯着那部黑色电话机,手里全是冷汗,这是他最后的试探。
颤抖着手指拨出了那个号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官邸。
第一通,没人接;他不死心,又拨了第二通,听筒里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到了第三次,依旧是让人绝望的忙音。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慢慢放下了听筒,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是线路故障,而是对面的人主动切断了最后一点香火情,更是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催命符。
说实话,这事儿要是放在那个年代,绝对是炸裂级别的新闻。
大家可能不知道吴石这人有多猛,他可不是那些靠关系爬上来的混子,他是实打实的“学霸中的战斗机”。
当年保定军校他是状元,后来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又是第一名毕业,被称为“保定系最饱满的一颗果实”。
在国民党军队里,他就是行走的“军事百科全书”,连白崇禧那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见到他也得客客气气。
你说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前途无量的大佬,咋就在别人忙着捞金跑路的时候,非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走这么一条绝路呢?
其实吧,这事儿早在1948年就有苗头了。
那会儿国民党内部烂得那是相当彻底,前方打仗吃紧,后方贪污紧吃。
吴石这种读圣贤书长大的传统儒将,看着自己效忠的党国把老百姓折腾得活不下去,心里的信仰大厦早就崩塌了。
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那边的力量。
很多人被谍战剧误导了,以为潜伏就是耍帅,其实真实的潜伏压抑得能让人发疯。
吴石利用职务之便,把那一叠叠绝密情报——淮海战役的兵力部署、长江江防图,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解放军手里。
说白了,当年渡江战役能打得那么顺,吴石送出来的图纸,那就是定海神针。
时间到了1949年大撤退,这原本是吴石“上岸”的最佳窗口期。
当时福州已经解放,他要是留下来,凭以前的功劳,那是妥妥的开国功臣,身份一亮,鲜花掌声拿到手软。
但他偏偏做了一个让所有知情人都头皮发麻的决定:去台湾。
当时党组织都劝他,说那边是龙潭虎穴,太危险了。
你猜吴石怎么说?
他说既然这身军装还没脱,那个位置只有他能坐,那他就得去把最后这颗钉子钉好。
这哪里是去当官,分明就是提着脑袋去填海。
他带着老婆孩子,以前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身份登机赴台,这一去,就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到了台湾后的日子,那真是在刀尖上跳舞。
1950年初,局势本来就紧张得要命,结果这年1月,出大事了。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这个蔡孝乾,那是经历过长征的老资格,谁能想到,这种资历的人在酷刑和诱惑面前,骨头软得比面条还快。
蔡孝乾这一叛变,直接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崩盘式毁灭,整个情报网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全倒了。
就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华东局派来的女特派员朱枫到了台湾,她的任务是取回吴石手里那份关于舟山群岛和台湾防御的核心机密。
那时候吴石其实已经感觉不对劲了。
但他还是冒险在书房里见了这位身穿旗袍、气度不凡的“陈太太”——朱枫。
那份关乎解放台湾战役成败的微缩胶卷,就在那个惊心动魄的下午完成了交接。
按照计划,只要朱枫能顺利离台,吴石的任务就算圆满,哪怕之后暴露,他也觉的值得。
为了送朱枫走,吴石动用了自己仅剩的一点特权,给她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让她搭军机飞往舟山,再转道回大陆。
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这一纸通行证,是他能给战友最后的护身符。
可惜啊,历史没有如果。
蔡孝乾供出的名单越来越长,保密局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了朱枫的行踪。
更要命的是,特务在查抄蔡孝乾住所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赫然记着吴石的名字。
这下好了,直接捅了马蜂窝。
蒋介石知道后,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国防部核心圈里,竟然藏着级别这么高的“共谍”。
咱们再说回那个令人绝望的凌晨。
吴石之所以给周至柔打电话,真不是为了求饶。
周至柔是他老同学,也是当时的空军一把手,私交那是没得说。
吴石在那一刻,或许是想做最后的验证,看看这位老同学还能不能念旧情,或者说,通过对方接不接电话,来判断最后的抓捕令是不是已经下达了。
那三通忙音,其实就是周至柔乃至整个国民党高层给出的答案:在政治清洗面前,所谓的同窗情谊,连一张厕纸都不如。
挂断电话没多久,保密局的人就冲进来了。
毕竟是中将,特务们没敢太造次,但这客气背后的杀机,比刀子还冷。
在审讯室里,面对那些曾经对他点头哈腰的特务,吴石表现得异常淡定。
他承认了自己做的一切,但坚决不承认这是“背叛”。
在他看来,为老百姓谋出路,帮国家统一,这算哪门子罪?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那天阴云密布。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赴刑场。
这时候的吴石,已经写好了遗书,留下那句震人心魄的诗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哪怕裹太行。”
随着几声枪响,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最高级别将领,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这事儿的影响太大了。
吴石的牺牲,让解放军暂时失去了攻台最关键的内应,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但从长远看,他和朱枫等人的故事,成了两岸隐蔽战线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保密需要,吴石的名字在大陆鲜为人知,他的子女甚至背负了很久“反动军官家属”的骂名,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艰难。
直到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特意向有关人员询问“吴石将军的后人找到没有”,这段尘封的历史才算真正见了天日。
如今,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吴石的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俯瞰着繁华的京城。
那三通在台北凌晨未被接通的电话,成了穿越时空的回响。
它时刻提醒着咱们,在那个黑白交织、忠诚与背叛并存的年代,有人为了心中的信仰,主动走进了黑暗,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这种选择,无关乎成败,只关乎良知。
从那以后,那三通电话的忙音,就永远留在了那个湿冷的台北凌晨。
参考资料: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
罗青长,《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的红色往事》,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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