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的那几声枪响，直接把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送走了。
这位中将倒在血泊里的时候，脑子里估计还在复盘：多亏那个叫黎晴的联络员机灵，哪怕自己这点事儿暴雷了，那几张决定解放军能不能顺利登陆的绝密图纸，好歹是送出去了。
但他到死都不知道，这事儿跟机灵没半毛钱关系。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底。
那时候的台湾，气氛压抑得能让人窒息。
国民党刚从大陆败退过来，就像是一群被打破了胆的惊弓之鸟，看谁都像共党。
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吴石在这个节骨眼上，位置高得吓人——国防部参谋次长，正儿八经的中将，手里握着的可是整个台湾岛的布防底牌。
什么兵力部署、沿海炮台位置，全在他那个保险柜里锁着。
这东西要是到了海峡对岸，解放军跨海作战那基本上就是开了全图挂。
吴石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情报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负责帮他送情报的，就是那个表面上开布店、实际上是老牌地下党的黎晴。
这姑娘平时也是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干活，情报要么塞在花布卷的硬纸筒里，要么夹在那种老式线装书的书脊里，玩的就是心跳。
这人在当时那就是个活阎王，手段黑，鼻子比警犬还灵。
按理说，被这种人盯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在他眼里，抓几个跑腿送信的小角色那是浪费时间，没法跟蒋介石邀功。
他要抓就抓那种能上头条的“大鱼”，必须是地下党的高层核心，那才配得上他的身份。
有一次，黎晴手里拿着一份标了“绝密”的兵力部署表，准备去码头接头。
那天也是倒霉，检查岗查得比平时严了好几倍。
那个特务是个愣头青，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把黎晴的布包给抖开了，手眼看着就摸到了那本夹着情报的书。
当时黎晴心都凉了半截，后背全是冷汗，心想这回算是彻底交代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秒钟，旁边的电话突然疯了一样响起来。
大概意思就是：别在码头跟那帮臭鱼烂虾磨叽了，刚才收到线报，某某街那边发现了共党的大头目，所有人立刻马上滚过来抓人！
那手下一听长官发飙，哪还敢细翻，把书往包里一胡噜，挥手就让黎晴赶紧滚蛋。
你看，死神有时候也会打个盹，给老实人让条路，全靠同行衬托。
这还不算完，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他截获了一条情报，说是发现了地下党的总联络点在一家报社。
这哥们儿兴奋得估计那一宿都没睡着，觉得翻身立功的机会来了。
他大手一挥，把手里能调动的精锐部队全给抽走了，把那家报社围得跟铁桶似的。
好巧不巧，那天黎晴正好有一份十万火急的件要送出城。
平时那条出城的路，简直就是鬼门关，苍蝇飞过去都得查查公母。
这俩新兵一看黎晴证件齐全，穿得也体面，连包都没翻就直接放行了。
事后黎晴跟吴石汇报，说今天运气真好，岗哨松得离谱。
吴石当时还一脸严肃地教育她，说这是敌人的阴谋，可能是故意放长线钓大鱼，下次必须更小心。
到了1950年，局势那是急转直下。
因为蔡孝乾那个软骨头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吴石将军也没能幸免，直接被下了大狱。
在监狱里的日子，吴石其实早就看开了，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念想，就是觉得庆幸：直到自己被捕，那条情报线还没断，黎晴肯定已经把图纸送出去了。
临刑前，他跟狱友闲聊还在感叹：“黎晴这姑娘办事就是靠谱，心细，从来不出岔子。”
那种信任感，现在听起来简直让人心碎。
黎晴后来侥幸躲过了那场大搜捕，活了下来。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
书里这老特务居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自己当年的那些“大行动”写得特详细。
黎晴也是在那一刻，看着书里的日期和时间，才突然把当年的那些“好运气”跟这些事件对上了号。
那一瞬间，老人的手都在抖。
原来当年那个想置他们于死地的死对头，才是那个在冥冥之中两次给他们“放行”的贵人，这剧本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现在咱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真的挺感慨。
吴石将军是英雄，这没得说，为了国家统一那是真把命豁出去了。
但这历史的进程吧，有时候不仅仅是靠英雄的智谋，对手的愚蠢和贪婪，也是推着轮子往前走的润滑油。
如果当初吴石知道真相，知道他视死如归守护的秘密，竟然是因为敌人的“瞎忙活”才保住的，站在马场町刑场上的他，是会觉得这情报战更加残酷，还是会对那个荒唐的时代露出一丝苦笑呢？
这事儿，也就永远是个谜了。
1994年，吴石将军的骨灰被接回大陆，安葬在福州。
墓碑上刻着“求仁得仁”四个字，干干净净。
参考资料：
祝嘉鸿，《1949-1950：隐蔽战线上的对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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