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谭震林沉思多日，一个有关部队转型建设的大计在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11月，阳澄湖后方医院新四军伤病员重建武装，“新江抗”应运而生。翌年3月，谭震林主政东路地区，“新江抗”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与常熟抗日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谭提出，尽快将部队扩充到100个连，打造一支上万人枪的雄师劲旅。不久，“新江抗”再度发展到5000多人。
但如何改善部队成分，高起点培养干部，成了谭震林思考的重要问题。一番思考后，他把目光投向上海，那里的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国一半。
从上海向苏南根据地输送兵员，新兵需乘火车到昆山或苏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要接受盘踞京沪铁路的日伪军检查，风险极大。而且这样做，会危及上海地下党安全。
谭震林决定另辟蹊径。
7月的一天，他找到“新江抗”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说：“我想在江南创造十万产业军，建成一支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部队。过去部队补充上海兵员，靠地下党跨越敌占区输送。这种做法十分危险，也很难持久。今后，我们要主动承担扩军任务。”
张鏖问：“老板的决心是，我们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伪鼻子底下去扩军？”
谭震林点点头。
谭震林从茅山赴任苏南东路时，为掩护身份，率一众人马戴礼帽、着长衫、穿皮鞋，大老板派头十足。毛泽东戏称他“谭老板”，于是这一雅号不胫而走。
谭震林说：“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贫民，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招。此事事关重大，你当主任的要亲自出马！”
张鏖建议先派几个官兵试扩，得到谭震林首肯。张鏖向二支队司令员陈挺和总支书记、组织股股长黄烽传达了谭震林指示。
此时，深受战火摧残之苦的市民大量流落街头，青年人在寻觅出路和归宿。而“江抗”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火烧虹桥机场等威震江南的壮举，使很多失业工人、青年学生和贫苦店员始则惊喜，继而心向往之。陈、叶两人经半个月紧张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
谭震林高兴地对张鏖说：“这次试扩成功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自行组织力量到上海招兵买马。”他分析了赴沪扩军的环境和条件，要求扩军人员不惊动上海地下党，稳扎稳打，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积极稳妥展开。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赴上海疗伤归队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找到二支队二营教导员张梦莹，问他在上海有什么关系。张梦莹说，当年参加过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后在难民收容所干过，能找到一些朋友。陈挺、张鏖也积极主张张梦莹扩军打头阵。
赴沪扩军前夕，“新江抗”3个支队分别与其他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各纵队根据谭震林指示，借鉴原二支队赴沪试扩经验，形成了小群多路、独立运行的扩军形式。
3个小组统一由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负责单线联系，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不与小组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示汇报事项一律按秘密工作规定办理。
根据侦察的情况，张鏖组织扩军人员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贫民群体，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滚雪球”推进。
小沙渡是苏州河流经沪西的一个渡口，两岸工厂林立，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坚力量富集地，成了扩军首选之地。扩军人员从串联亲友群入手，开枝散叶，积小成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聚集处，也是他们访贫问苦，引导工人奋起抗日救国的重点。
张梦莹从无锡寨门包巷一户包姓房东家，借了一件骆驼绒灰色长衫和一顶铜盆帽来到上海，住进法租界霞飞路恩派亚戏院对面弄堂邻居家，找到当年在难民所入党的烟厂管理员俞宝琴和做纸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宝根，通过他们四处联络发动。
“新江抗”司令部作战参谋黄振中也到上海扩军，很快在同学父亲开的煤球店与学徒汪贤孝交上了朋友。汪贤孝哥嫂和两个侄儿都被日军飞机炸死，父亲一病不起住进医院。听完汪贤孝倾诉，黄振中问他愿不愿意参军抗日。不待他说完，汪贤孝表示同意。
黄振中摸出10块银圆塞给汪贤孝：“这些钱给你父亲治病，救个急！”
汪贤孝兴冲冲跑到医院对父亲说：“阿爸，我运气来了，今天遇到个好朋友，介绍我到无锡去学艺，这10块钱是他接济我的，都给你！”
汪贤孝到苏南参加了新四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曾任二十集团军五十八师后勤部部长。
汤江声（唐良楠），时任二支队三连指导员。他住在万兴食品店做职员的哥哥唐良楣处，借穿哥哥的衣服，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马褂，出没闹市和陋巷。1945年，他在江苏高邮三垛河伏击日伪军时殉国，没有留下赴沪扩军的成绩单，但哥哥唐良楣证实，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军。
为了解决部队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匮乏问题，扩军小组通过可靠渠道和关系定向扩军招揽人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扩军中最大的风险不在日伪，而在汉奸和部队逃兵。
有个逃兵在法租界认出一位扩军干部，伸手就向他要钱。扩军干部没给，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巡捕房，说：“这是个新四军干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队卖了！”巡捕虽说端洋人的饭碗，但中国人的良知未泯，瞅着那个面容猥琐的逃兵气愤，伸手打了他两个耳光，嘲笑说：“你弟弟当新四军是好事，我以为他把你的妹妹卖了呢！滚！”
撵走告密的逃兵，巡捕叮嘱扩军干部说：“你等一会儿再走，免得再碰上那个家伙。”事发后，张鏖马上安排这位扩军干部返回苏南。
另一个来自苏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诈扩军干部，不给钱就威胁。开始，扩军干部懒得跟他纠缠，想给点钱把他打发掉，但这个无赖竟没完没了。张鏖向谭震林作了报告。谭震林果断决策：“这种人劣性难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祸及扩军，必须马上解决掉！”张鏖令扩军小组采取措施，排除了这个隐患。
17岁就入党的孤儿俞忠祥，到市郊工厂扩军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宪兵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和脚掌，将他绑在木架子上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其他扩军人员，俞忠祥坚不吐实。鬼子牵来狼狗威吓，俞忠祥怒视敌寇，一言不发。狼狗直扑俞忠祥，一口就从他身上撕下一大块肉来。钢铁战士俞忠祥宁死不屈，最终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张梦莹所在扩军小组有个上海兵，置身险境临阵动摇，带上经费逃之夭夭。事发突然，扩军小组以变应变，迅速调整计划和住址，外出更加谨慎。上海解放时，这个逃兵夹杂在路边迎接大军入城的群众中，被张梦莹所部官兵认出，受到应有处置。
在狼窥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属不易，要把为数众多的应征新兵安全无虞送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
扩军之初，各小组每批安排十来个新兵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根据地，输送风险尚可控。后来，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难度和风险骤增。另外，新兵送达根据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员稳妥快速返回上海，也是个难题。
张鏖向“谭老板”请示。谭震林沉思有顷说：“关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带到根据地，我来想办法。其他问题，你们自己研究解决。”
过了几天，谭震林找到张鏖说：“今天，沙洲县的蔡悲鸿来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
蔡悲鸿任中共沙洲县（张家港市）工委书记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是新四军有名的财经专家。沙洲县是长江南岸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北屏障，又是长江航道东接上海、西连南京的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日伪规定长江航线中国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许外国商船行驶。为打破日伪对长江的封锁，蔡悲鸿受命兼任沙洲县江防管理局局长。
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啥关系？张鏖不解。及至听蔡悲鸿汇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上海的日本陆军依靠其把持的京沪铁路疯狂敛财，日本海军十分眼红，利用其控制的吴淞口和长江口，勾结5艘德国轮船向苏南等地贩运货物，从中渔利和分肥。
这5艘德籍轮船通常由上海装载布匹、煤油、西药等日用品到沙洲护漕港和江阴黄田港卸货，然后装运大米等农副产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阴的固定航线。
谭震林问：“老蔡，你考虑一下，我们从上海扩招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
蔡悲鸿一听，击节赞叹：“这倒是个很安全的通道！不过，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细合计一下，必须搞得很稳妥才好。”
蔡悲鸿说的“上海方面”，是指负责苏南根据地物资采购托运的总代表盛慕莱。盛是蔡的妻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黄渡镇镇长。长江禁航后，他毁家纾难，变卖祖产，在上海吕班路特务机构“日本海军联欢社”，堂而皇之开办“中华物产公司”，与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隔壁办公，与其称兄道弟，觥筹交错，还拉上日本顾问松冈一起做生意，俨然上海的“路路通”。
他神不知鬼不觉，在长江航道开辟出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印刷机、望远镜、炸药、雷管、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谭震林赞扬盛慕莱是“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尖兵”。
盛慕莱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扩军小组组长分头与船上内线接上关系。新兵乘船来到沙洲县护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运送农副产品的驳船接上岸。
从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伪“清乡”，二纵队扩军小组每5至7天就可通过水路向苏南输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时一次就能编一个连。张鏖率领扩军人员共从水路运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严密控制的德国商船，竟成了新四军从上海外输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输送通道打开后，新兵政审体检问题也迎刃而解。上海扩军展开后，应征者如过江之鲫，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投机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迹其间。
张鏖等人研究后建议，在沙洲护漕港组建新兵接待站作为缓冲之地，得到批准。指导员张家信组织干部和医务人员负责新兵政审和体检，发现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转送上海。
后来，“新江抗”在阳澄湖畔建起一个新兵连，抽调有经验的连排干部施训，深化新兵政治审查。新兵到来后，张鏖逐人谈话，并要求连队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来忍饥挨饿的上海青年，来到新兵连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有一次，刚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饭。
1949年5月，盛慕莱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在虹口公园英勇就义。。
为期一年虎口征兵，新四军收获巨大。据统计，“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过2000人，其中二纵队改编的十八旅五十二团补充上海新兵上千人，还支援一纵队改编的五十三团和三纵队改编的五十四团500多名上海新兵。
五十二团二营五连一个班，在江阴峭岐以西澄锡公路东侧成功组织起“农抗会”，被传为佳话。经新四军大学校培养，在战火中淬炼成钢的上海兵，成为基层后备干部梯次配备的重要来源。
歌声伴随五十二团转战苏南苏中，团队一次战斗胜利创作一首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一次活动一首歌。从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团官兵会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创作的歌曲。在战歌声中，全团涌现出16位英模人物，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
1944年3月，五十二团参加车桥战役。战前，日军狂妄叫嚣，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皇军宁愿撤出苏中回归大海。结果，此役歼灭日军独立步兵六十大队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歼灭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日本东京大本营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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