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六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一艘台湾渔船绕行钓鱼岛北侧时，船员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膻味。“这荒岛上哪来的羊？”年轻船员小声嘀咕，老船长皱眉，只回了一句：“怪事多着呢。”这句半真半假的对话后来被海巡人员记录在案，成为岛上山羊剧增最早的目击资料之一。
没人想到，这股味道会持续三十余年，并在卫星照片里留下清晰的痕迹。早在一九八〇年，钓鱼岛裸露岩石只占十分之一，余下皆被矮林和芒草遮蔽。二十年过去，裸地突然扩大到近三分之一，灰白色的岩面如同斑驳疮口，醒目而刺眼。
究其根源，外来物种山羊的爆炸式增长是主因。生态学者统计过，山羊的食量按体重计算远超绵羊，加之攀岩能力惊人，叶子、树皮、幼苗无一幸免。钓鱼岛只有三点八平方公里，薄土层本就稀薄，经不住如此啃噬。植被一旦消失，雨季来临，表土被冲刷入海，泥石流随之频发。
问题来了：这些羊从何而来？岛上没有淡水，没有牧草，也没有渔民常驻，中国古籍从未记载当地有野山羊种群。答案得追溯到一九七八年。那一年，民间组织“日本青年会”为在领土争议上刷存在感，偷偷组织七人以“科学考察”名义登陆钓鱼岛。为了防范补给中断，他们在船上装了大量罐头、饮水，还带上一公一母两只山羊——打算万不得已时宰杀充饥。
上岛后，几名青年修了简陋灯塔，又支起熏鱼棚子，滞留数月。暮秋返航时，两头羊一雌一雄都活得好好地，母羊甚至已经显怀。团员提议：“要不把它们留下，给岛增添点生气？”众人哄笑，毫无顾虑地把山羊赶下坡便登船离去。
山羊可不懂国家边界，更没有近亲繁殖的顾忌。从两只到四只，再到十几只，只需三年。山羊妊娠期仅五个月，一胎普遍双羔，缺少天敌的海岛堪称温室。日本学者千叶昭彦二〇〇一年在论文里写道：“按目测推算，岛南坡已超过六百只个体。”彼时距放养仅二十三年。
时间再拨到二〇二〇年前后，卫星高光谱成像显示，岛上绿色植被指数大幅下降，裸岩区呈马蹄状向内侵蚀。中国海洋监测船靠近时，甲板依旧弥漫着膻味，说明山羊数量已逼近生态极限。研究团队使用无人机拍摄并人工计数，得出一个惊人数字——约四千只。
山羊啃光的不只是草，连灌木的根系也被翻出。中华凤头燕鸥曾在岛礁筑巢，如今多被迫转移。雨水裹挟泥沙入海，近岸海藻床萎缩，滋生的小型甲壳类降低，连带渔汛也受影响。所谓“陆海相生”的脆弱链条，被两只误闯的山羊扯出裂缝。
有意思的是，日本国内曾长期否认“放羊成患”的始作俑者。直到二〇一二年，NHK播放一档追溯钓鱼岛生态变迁的专题片，几位当年的青年会成员才出面承认“曾在岛上留下两只山羊，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节目录制间隙，主持人半开玩笑：“早知如此，当初该多带点盐。”场面一度冷场。
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入侵案例并不少见。澳大利亚的野兔、美国佛罗里达的缅甸蟒，都是被人类带去却难以控制的例证。钓鱼岛的山羊则用最直观的方式提醒东海沿岸国家：海岛生态并非天赐安全，一根失控的导火索足以引爆灾难。
目前，学术界提出两条治理思路。一是全面捕猎并转移至大陆牧场，但海上运输成本高昂。二是引入山地豺狗形成新的食物链，可行性同样存疑。农业农村部海洋渔业专家组更倾向先进行种群绝育试点，再结合封禁部分裸露坡面进行人工复绿。相关方案仍在讨论阶段，尚未付诸实施。
遗憾的是，二〇二三年的最新遥感数据显示，钓鱼岛的植被覆盖率依旧维持在历史低位，山羊粪便堆积区正向北侧谷地蔓延。时间拖得越久，治理成本越高，岛屿自我恢复的窗口也就越窄。
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保护其自然环境，同样刻不容缓。山羊的故事再次说明，一个冲动的决定可能影响几十年。海岛如此，历史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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