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了解到曾昭燏的故事，还是从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这部著作，曾昭燏也是那一批大师中留在大陆非常不幸的其中一个，当时感慨如果她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转移“中央博物院”藏品的时候一起去了台湾，那她就不会有后来走向悲剧的命运。
谁也没有想到，前些时间南京博物院与庞来臣家族后人之间的纷争，让这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民国考古第一女性”再次受到关注。
这位曾国藩家族的后裔，从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书香门第走出，历经海外求学的开拓、抗战烽火中的坚守、新中国的建设与动荡，最终在55岁的盛年选择终结生命。
曾昭燏的命运悲剧源于她是曾国藩家族后裔的出身，而范文澜所著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成为了她的“罪状”。
曾昭燏的死，不是孤立的个人悲剧，而是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是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剧烈碰撞下，一场无可避免的历史悲剧。
曾昭燏的家世
1909年1月27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荷叶乡“万宜堂”，这个承载着曾国藩家族两百年荣光的宅院，这是她的家世，注定了她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曾家族谱的辈分是按照“国、纪、广、昭”排序，曾昭燏就是在族谱上的“昭”字辈，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属于家族第四代传人。
曾昭燏能够入族谱也是比较意外的事情，那个时候作为女子，在族谱上一般是不会作为氏族支系单列记录的，可见家族对其是颇有期望。
曾国潢出生于1820年，他比长兄曾国藩小九岁，五个兄弟中排名第二，尽管捐监生出身，但由于长兄曾国藩在外读书做官，他就常年留在家长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事务。
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纪梁，为曾国潢的长子，清县学附生，赠封中宪大夫。附生是明清科举制度中对新入学生员的称谓，属于生员体系中的最低等级。
曾纪梁元配夫人魏氏是衡阳大家族魏氏族魏承樾的次女，魏家与曾家是有百年联姻的关系，两家在权力、文化和传承上都有交织。
魏承樾魏举人出身，魏承樾父亲、祖父同为举人出身，在咸丰初年，魏承樾便开始在曾府任教，负责教导曾国藩的侄子和外甥。
曾纪梁与魏氏生育了四子八女，但很不幸四子中的长子、次子、三子皆夭折，唯有四子曾广祚传承香火，也就是曾昭燏的父亲。
曾广祚出生于1879年，1931年去世，自幼承受严格的家训，爱好诗文，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任江苏候补道。
曾广祚的元配夫人陈氏陈光璐（1878-1939），也就是曾昭燏的母亲，幼读经史，并擅书画琴棋，略通医术，对子女的教育思想极为开明，这或许也是曾昭燏为什么会成为独立女性的重要原因。
曾昭燏母亲陈光璐的家族也是大有来头，是湖南茶陵的大家族，陈光璐的祖父陈源兖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两家也因此而交好，后代子女联姻。
陈源兖担任过江西吉安府知府、池州府知府，咸丰三年太平军攻打庐州，陈源兖接巡抚江忠源命令前往协防，后太平军攻下城池，巡抚江忠源战死，陈源兖选择了在城内文庙自缢殉国。
然而曾昭燏母亲这样的身世，却成为了曾昭燏在五六十年代那段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污点标签，被扣上的帽子当然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家族后代。
曾广祚与陈光璐生育了六子六女，但最后只有七个子女成人成才，曾昭燏也是其中之一，曾昭燏的六个兄妹分别是：
1、曾昭承，出生于1897年，曾广祚次子。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后归国，任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科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后担任过台湾糖业公司协理，台湾工矿公司总经理。
曾昭承的长子曾宪洛在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曾宪洛解放前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地下党，但解放后在“三反五反”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不仅被开除出党，之后还被送到偏远地方劳动改造，后来文革期间更是被迫害而去世。
2、曾昭抡，出生于1899年，曾广祚第三子，妻子为表妹俞大絪。1920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
归国后相继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兼化工系、化学系主任，抗日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在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务。
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在五六十年被划为“反革命右派”遭到批斗和迫害，特别是俞大絪遭到了红卫兵的凌辱，因为她的哥哥俞大维到台湾后担任了蒋介石的防务部门负责人。
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俞大絪不堪凌辱，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1967年年底，曾昭抡也因为长期被批斗迫害而喊冤病逝。
但由于曾昭抡特殊身份，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出手为其办理后事，直至远在北京工作的侄子闻听噩耗，才赶到武汉将其送去火化。
按照传统，人死后讲究入土为安，但曾昭抡的骨灰却被公墓拒之门外，曾昭抡侄子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强忍悲痛，把曾昭抡的骨灰撒进了长江之中。
3、曾昭拯（又名曾绍杰），出生于1911，曾广祚第五子，育有一子二女。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科学士，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担任财务科科长，交通部主任、秘书，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担任过台湾电力公司董监办公室主任等职。
曾昭拯同时还是一位金石书法大家，幼习经史，十四岁见小石山房印谱喜欢上篆刻，25岁以前专攻汉铸，40岁以后致力元明朱文印，兼及唐宋官印。他后来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学院兼职任教讲授金石学篆刻书法。
4、曾昭懿，出生于1913，曾广祚第四女，曾昭燏最为疼爱的二妹。先后获金陵大学理科学士、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市立第三医院院长。
曾昭懿同样因为曾国藩家族后人的身份，在五六十年代遭到了长期的批斗和迫害。1957年因不堪批斗凌辱而出现精神问题，后来姐姐曾昭燏将其接到南京生活。
红卫兵并没有因为曾昭懿患病而放过她，1969年，曾昭懿被红卫兵批斗后被关押在宿舍反思，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
5、曾昭鏻，出生于1918年，曾广祚第五女。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驻昆明美国陆军供应处任职。抗战胜利后，曾昭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上海石油进出口公司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调入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1998年，曾昭鏻在上海因病去世，她是曾昭燏留在大陆的兄妹中结局最好的一个。
6、曾昭楣，出生于1920年，曾广祚第六女。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丈夫谭季甫是民国政治家、书法家谭延闿的儿子，1949年曾昭楣随丈夫一同迁往台湾。
谭延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追随孙中山，曾是国民党左派代表之一，晚年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930年病逝。
曾昭楣丈夫的妹妹谭祥被宋美龄收为义女，后来嫁给国民党将军陈诚为妻。这样的家族关系之下，曾昭楣1949年去了台湾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曾昭燏的求学之路
曾昭燏1909年出生的时候，曾广祚一家已经开始家道中落了，但曾家一项注重教育，母亲陈光璐大家族读书人出身，所以曾昭燏小时候就在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
1923年，14岁的曾昭燏进入到堂姐曾宝荪所办的长沙艺芳女子学校读书。堂姐曾宝荪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是位自强自立的新女性，为了教育事业而始终独身一人，也是影响曾昭燏一生的人。
在艺芳女校的六年，曾昭燏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教育，更在曾宝荪的影响下，树立了“以学识立身、以责任济世”的理想。
曾昭燏后来回忆：“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段求学经历打破了传统闺阁对女性的束缚，让她看到了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为她日后选择考古这一“男性化”专业埋下了伏笔。
曾昭燏在长沙艺芳女校读书期间，也发生了影响曾昭燏在五六十年代特殊时期遭遇的事件，这段经历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中有详细的记录。
那一个时期正是长沙革命声势浩大，而作为校长曾宝荪却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全长沙市学生界的示威游行，而艺方女校学生却一概不参加。
这在革命群众的心目中，自然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当时的报纸上就开始对艺方女校责难，校长曾宝荪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辞职。
学校陷入了不能正常教学的处境，于是由教员学生组织了维持会来负学校的管理运营，曾昭燏也是维持会的一个负责人。
曾昭燏找到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及主席的柳直荀（李淑一的妻子）交涉，希望柳直荀能帮助艺芳学校维持学校正常教学，但柳直荀指斥“艺芳女子中学是个反动的学校，不应存在”。
1927年4月8日，学校隔壁船山学社农民协会梭镖队持着教育厅的命令，接管了艺方女校，学生被迫解散，曾昭燏率一班学生掩护主要教职人员离校。
之后，曾昭燏与维持会同事一直为复校奔走呼号，在亲朋好友和社会同情者的帮助下，终于在1927年的9月份，将船山学社农民协会占据校舍给夺回来了，艺方女校也得以复校。
这段经历对曾昭燏后来在五六十年代之所以会非常致命，因为湖南农民协会正是毛泽东所创立的，船山学社当时也是作为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自修大学”校址。
而那个时候曾昭燏带着艺方女校的教员和学生与农民协会发生了对立和斗争，加上曾昭燏的曾国藩家族后代特殊身份，这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1929年曾昭燏从堂姐曾宝荪的艺芳女子学校中学毕业，曾宝荪希望她留校任教，延续教育事业。但二哥曾昭抡坚决反对，认为她“天资过人，不应局限于长沙一隅”，力主她到南京或上海深造。
在曾昭抡的坚持下，曾昭燏到上海住进大哥曾昭承家中，备战大学考试。1929年秋季，曾昭燏顺利考入了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那个时候曾昭燏已经有了学术报国的理想。
但曾昭燏并未在外文系学习多久，入读中央大学后不久，在好友、胡小石的女弟子游寿的引荐下，曾昭燏旁听了国学大师胡小石的甲骨文与金石课程，人生轨迹再次发生偏转。
胡小石是中国近代学界的“全能学者”，精通古文字、声韵、训诂、金石、书画、文学史等诸多领域，自幼受家藏青铜甲骨熏陶，又得李瑞清、陈三立等名师真传。
曾昭燏在古文字与古代文物方向找到了自己痴迷热爱的兴趣，让曾昭燏升大二的时候直接转入到了国文系，拜了胡小石为师，成为胡小石的入室弟子。
曾昭燏大哥曾昭抡到北京任教之后，胡小石待曾昭燏如亲生女儿一般，曾昭燏也是深得胡小石古文字学的真传，这为曾昭燏在古代文物方向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曾昭燏从中央大学毕业，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同时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游寿、沈祖棻等好友同窗。
曾昭抡等兄长留学海外的经历，更让她萌生了“赴西洋学考古，归国以考古证史”的念头。
1935年3月，在曾昭抡、曾昭承两位兄长的资助下，曾昭燏毅然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与教职，决定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
曾昭燏也成为中国首位赴海外专攻考古学的女性，在那个女性多集中于文学、教育、医学领域的时代，而曾昭燏选择了连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方向。
抵达伦敦大学后，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中国留学生不期而遇，四人后来成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核心成员，被称为留学英伦的“四大海龟”。
曾昭燏在伦达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叶慈，全身心投入考古学系统学习，她深知祖国考古学的落后，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与文物修复技术。
1937年6月，曾昭燏凭借优秀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得叶慈导师的高度赞许，顺利获得伦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曾昭燏开创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原本曾昭燏要留在在英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接受叶慈的邀请担任助教。
但就在曾昭燏毕业前夕，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淞沪抗战爆发，家国危难之际，曾昭燏毅然放弃了海外的学术机遇，决心“携所学归国，保护文物，以考古维系民族文化根脉”。
曾昭燏的文博生涯
历经长途跋涉与重重波折，曾昭燏于1938年9月回到祖国，那个时候已大半国土沦陷，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已经西迁至昆明。曾昭燏辗转奔赴昆明，正式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为李济领导下的核心成员。
抗战期间，曾昭燏跟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辗转昆明、四川李庄等地，在烽火连天中坚守考古事业。
在云南，她主持发掘大理苍山洱海地区的遗址，首次命名了“苍河文化”，填补了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在四川，她参与彭山汉墓的发掘，运用西方考古学的分层发掘法，精准清理墓葬遗迹，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在李庄期间，她还与吴金鼎、夏鼐等共同整理发掘资料，撰写考古报告，即便在物资匮乏、纸张短缺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跟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回南京，立即投入战时文物清理工作。在她的主持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征集与修复工作，抢救了大量战乱中流失的文物。
在此期间，曾昭燏推动了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多方游说筹措资金让中央博物院主楼工程得以复工并建设完工，这是一栋仿辽代大殿风格的建筑。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中山门新落成的陈列厅联合举办展览会。
蒋介石受邀出席了典礼，而曾昭燏作为中博筹备处的总干事和联合展览的主持人之一，为蒋介石一行进行了导游和讲解，当时被拍下了多张陪同蒋介石参观的合影照片。
而这些照片在后来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就成为了曾昭燏拥护蒋家王朝的“罪证”，这可能也是后来曾昭燏为什么会因为政治压力而抑郁的原因之一。
1948年，曾昭燏当选为联合国博物馆协会中国九名会员之一，成为国际文博界认可的中国考古学家。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策划将中央博物院的3万件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包括《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等国宝。
曾昭燏虽然竭尽全力阻挡，毕竟她能力有限，最终还是能挡住大量珍贵文物被运往台湾，然而这也成为后来“反右”批斗时期被指控的“罪名”之一，曾昭燏背上了珍贵文物流失到台湾的“黑锅”。
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实际负责人，曾昭燏拒绝了亲朋好友一同去台湾的劝说，她选择留在大陆。
曾昭燏当时决定留在大陆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迷，作家岳南认为曾昭燏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源于对文物的深沉热爱与对民族的责任担当。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受到了自己哥哥曾昭抡和侄子曾宪洛的影响，曾昭抡是反对蒋介石的，而曾宪洛在金陵大学时期就已经加入了地下党，本来曾宪洛在1949年陪着父母去了台湾，但他把父母送到台湾后又从回到到了大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曾昭燏带领中央博物院留守人员，妥善保护馆藏文物，迎接解放军进城，确保了博物院的平稳过渡。
当时的曾昭燏并未意识到，自己做出留在大陆的选择，成为了日后的政治风波中走向人生悲剧命运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更名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的考古事业迎来了黄金时期。
1950年3月9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书画鉴定专家徐平羽被任命为院长，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
在考古发掘领域，曾昭燏更是功绩卓著。1950年至1951年，她领导发掘江宁牛山的南唐二陵（李异永陵和李璟顺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帝王陵墓。
1955年，曾昭燏升任为院长，同时兼任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代表。
作为南京博物院的掌舵人，曾昭燏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院规：“从事文物工作者，绝不私藏文物，永远不玩古董”。
她以身作则，一生清贫，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博物院的建设中。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她带领同事四处征集书画文物，弥补了文物迁台造成的馆藏空缺。
其间，就有收藏家庞增和所捐赠137件宋至清的国宝级文物，包括宋徽宗《鸲鹆图》、黄公望《富春大岭图》等珍品，让南京博物院的书画馆藏品级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
同时曾昭燏也极为重视考古人才的培养，她亲自在“中央考古训练班”讲课，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秦汉考古学》等课程，将自己的学术知识与发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
她的学生后来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她主持编写的考古笔记，至今仍被学生们当作教材复印使用。
在她的努力下，南京博物院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她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
然而就在曾昭燏充满着对新中国文博事业无限憧憬的时候，悲剧阴影已悄然潜伏，其中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范文澜所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成了所有留在大陆曾国藩家族后人的“原始罪证”。
书中观点认为，曾国藩不但与满清皇帝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
这本书将曾国藩被盖棺论定为“汉奸刽子手”，认为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
尽管曾昭燏一生致力于学术，从未参与政治，但在阶级斗争升级的时候，曾昭燏的“曾国藩家族后裔”身份历史烙印是难以抹去的，他也不认可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说法。
然而当时曾昭燏仍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专注学术，为国家做贡献，就能被认可”，于是更加拼命地工作，试图用学术成就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她性格耿直，坚持学术真理，在文物保护与发掘问题上多次与相关部门据理力争，这也让她在无形之中得罪了一些人，为日后的遭遇埋下隐患。
曾昭燏二哥曾昭抡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多位亲属或被批判或被下放，家族的遭遇让她深感不安。
就连1950年接收庞增和捐赠文物的旧事也翻了出来，当时庞增和谢绝了2000元奖金，曾昭燏为表谢意，用这笔钱代表南京博物院宴请了庞增和，并为已故收藏家庞虚斋刻砚台作纪念。
这本是人之常情，竟也成为日后被批判的“罪证”，曾昭燏被指控为“大吃大喝、搞资产阶级腐朽迷信”，让她百口莫辩。
进入到60年代后，政治风向愈发严峻，“阶级斗争”成为时代主旋律，曾昭燏的处境急转直下。
她的“曾国藩后裔”身份被反复提及，二哥曾昭抡等亲属的“右派”身份让她受到牵连，频繁被点名批判。
曾昭燏曾经的学术成就被否定，征集文物的功绩被歪曲，就连南唐二陵的发掘也被指责为“为封建帝王张目”。
曾昭燏也就是在那时被清理出南京博物院实际领导岗位。
曾昭燏的命运悲剧
1962年，曾昭燏经历了致命打击，待其如同女儿的恩师胡小石病逝。胡小石是影响她最深的学术导师，既是她的领路人，也是她精神上的支柱，那个时候胡小石也是被批斗的“右派”。
精神支柱的崩塌，让曾昭燏的抑郁症日益严重，曾昭燏不得不在1964年3月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治疗，但短暂的治疗并未缓解她的痛苦，曾昭燏不仅要面对政治上的迫害，还要承受学术理想的破灭。
她一生追求的考古事业被贴上“资产阶级学术”的标签，她倾尽心血保护的文物被随意处置，曾经的家国情怀、学术抱负，在现实的摧残下化为泡影。
更让曾昭燏绝望的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有人翻出1946年蒋介石参观中央博物院时她陪同的照片，指控她“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有人歪曲她留守大陆的初衷，说她“潜伏等待时机”。
在那样的政治大环境之下曾昭燏的任何辩解都没有用了，会被视为“顽抗到底”。她开始失眠、焦虑，甚至出现幻觉，觉得自己“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恩师，更对不起家族”。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从丁山疗养院看病出来，对司机说想去灵谷寺散散心。司机将她送到灵谷寺前，她递给他一包苹果，轻声说：“你在车上吃着等我，我很快就下来。”
随后，她走进灵谷塔下的茶室，写下那张简短的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装进大衣口袋，然后沿着灵谷寺塔的台阶登上塔顶。
十几分钟后，一代女考古学家从灵谷塔纵身跃下，曾昭燏在政治压力之下绝望地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此时曾昭燏才55岁。
很快，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就将曾昭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因为曾昭燏在文博界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
曾昭燏的不仅没有获得同情，反而被视为对革命的被判，而且曾昭燏跳塔自杀的灵谷寺塔，又正好是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的将士，还有蒋介石题字，自然引发了更多的猜疑。
曾昭燏自杀的消息被严格保密，南京博物院按照上级指示，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以家属名义从速从俭秘密安葬，被匆匆掩埋于牛首山脚下的荒草丛中，没有墓碑，没有悼词。
曾昭燏的死讯终究是掩盖不住，一两个月之后震动海内外，曾昭燏之死让她的同事、亲朋故旧惊愕不已，当曾昭燏死讯世人皆知的时候，才正式给曾昭燏墓地立碑。
与曾昭燏多有学术交流的陈寅恪，也是在事隔近两个月才从他人信中得知这一噩耗，写下“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的挽诗，悲叹她的冤屈。
曾昭燏死后没过几年，二哥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也因为批斗而自杀，侄子曾宪洛也被批斗而身亡，妹妹曾昭懿更是被红卫兵关押活活饿死，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曾昭燏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上世纪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缩影，像她一样的知识分子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如果曾昭燏在1949年选择去台湾，她也就不会走向悲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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