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8月14日就派飞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江浙交界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沿海登陆。从此，日军的铁蹄踏上了美丽的浙江大地。12月24日，浙江省会杭州沦陷。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全省77个市县中，有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0个县一次或数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侵扰，日军地面部队未到过的只有9个县。
日军侵略，给浙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罪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一是狂轰滥炸，丧尽天良。日军对浙江的侵略是从轰炸开始的，轰炸的目标除了军事设施外，还包括车站、码头、列车、轮船、工厂、集镇、平民住宅区等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一次炸死百人以上的惨案就有多起。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对浙江空袭次数为1156次，投弹17483枚，共炸毁房屋49601间，震倒房屋15133间，造成6472人死亡、8290人受伤。
二是屠杀平民，嗜杀成性。日军对平民的屠杀最集中的是抗战初期，1937年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的当天，平湖全塘镇就有288名平民被屠杀，一天之内平湖全县伤亡人口达到1003人。
1938年2月18日至20日3天，日军就在余杭乔司屠杀平民1300多人，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其后在1941年宁绍战役和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也发生过大规模屠杀事件。
三是奸淫妇女，毫无廉耻。日军在入侵或占领浙江期间，放纵士兵随时随地、不分场合、不分老幼，疯狂地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心理极为变态，手段极其残暴，遭日军强暴的妇女年老的已有70多岁，最小的仅十二三岁，许多妇女遭强奸后再被杀害。
日军还在占领区设立“慰安所”、“军妓院”和“行乐所”等，以武力威逼或诱骗等手段，强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军泄欲。
四是实施细菌战，灭绝人性。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攻击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遭受较大规模细菌攻击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0年8月至11月，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联合在宁波、衢州、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6月至8月，日军为配合浙赣战役，在作战期间和撤退时，在金华、衢州、丽水等地撒播大量细菌。第三次是1944年第二次浙赣战役中，在衢州、金华等地撒播了大量细菌。
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混杂使用多种细菌，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6种细菌，地域涉及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丽水、温州、绍兴7个市的约30个县。
更为残忍的是，日军还在浙江进行细菌人体实验，对鼠疫患者实施活体解剖，做成实验标本。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共造成平民死亡约6万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浙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驻浙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也奋起抗战，呈现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烈场景。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经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多次和平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中共浙江地方党组织与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建立了比较融洽的统战关系。
黄绍竑提出了“刷新战时政治，保卫大浙江”的口号，延纳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到政府机关和抗日团体工作。在浙江党组织的推动下，黄绍竑颁布了实际上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使抗战初期的浙江有了一个为国共两党所共同遵守的政治基础。
全省普遍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下，成为动员、组织全省民众抗战的重要力量，这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之一。
1939年3月至4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浙江，在金华、天目山等地视察了20多天，和黄绍竑就团结抗日进行了会谈，向失学青年和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发表了演讲，对浙江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还回到故乡绍兴，勉励家乡人民卧薪尝胆坚持抗战。
在浙江的台湾同胞在省委协助下建立了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成员曾发展到200余人。义勇队以浙江为基地，活跃在东南各省，宣传和动员民众抗日，开展战地医疗救护等。
浙江籍海外侨胞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旅日爱国华侨愤然回国，抗议日帝侵华罪行。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欧美华侨为支持祖国抗战开展献金活动。
杭州、宁波、温州佛教界成立救护队，将失散儿童带回寺内抚养，僧尼还缝制衣被，捐给前线抗日将士。浙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出色的省份之一，受到周恩来高度赞扬。
驻浙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奋起抗击日军侵略。浙江正面战场的作战以1942年5月浙赣战役为界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一期抗战阶段的战斗主要有：八一四杭州空战、浙西阻击战、杭嘉湖地区游击战、富阳东洲保卫战、钱江战役、镇海反击战、粉碎日军的“十月攻势”、宁绍战役等。
第二期抗战的战斗主要有：浙赣战役、太湖西南战斗、龙（游）衢（州）战役（又称第二次浙赣战役）、丽（水）温（州）战役、浙东南沿海战斗等。
在这些战斗中，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两架、重伤两架，首开全国击落日机的记录。随后两个月又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25架，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同年11月，在抗击日军杭州湾登陆的战斗中，国军一个师在平湖等地坚守阵地达10天之久，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另一个师在嘉善阻击日军7天7夜，毙伤日军数千人，国民党军伤亡官兵近3000人。同月，在浙西阻击战中，国军两个师伤亡过半，师长饶国华、副师长夏国璋等多名将领殉国。
1940年7月，在镇海反击战中，国军以阵亡官兵6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000余人。1942年5月至8月，在浙赣战役中，毙伤日军4万多人，击毙日军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这是日军第一个在中国战场毙命的现任陆军师团长。这次战役中国军民伤亡达20多万。
1944年6月，衢州保卫战，牺牲团长以下官兵3000余人。此外，国军还在浙江战场击毙了横山武彦少将、山县正乡中将等日军高级将领。其英勇抗战，为浙江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武装抗日斗争，先后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和浙南抗日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浙江抗战的中流砥柱，对争取浙江抗战的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南迄金华、义乌、东阳至宁波的公路，西跨浙赣铁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万。这块根据地由新四军第六师、第一师派遣的干部和浦东南渡三北的抗日武装，以及浙东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共同开辟。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皖南事变”后的形势，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同年5月至9月，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武装900余人分7批南渡杭州湾，到达浙东三北地区，不久与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根据浙东地区的新形势，新四军军部于6月至7月派遣大批干部到达浙东地区。7月，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任书记。8月，成立“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统一整编浙东抗日武装为第三、第四、第五支队。
1943年12月，浙东抗日武装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
1945年1月，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成立浙东行政公署。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开辟了以四明山梁弄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底，历经大小战斗643次，克复县城两座，攻克大小据点110余个，毙伤俘敌伪官兵9000多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浙东抗日武装发展到1万多人。
1945年9月至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浙东抗日根据地主力武装和干部奉命北撤到苏北。
浙西抗日根据地，位于钱塘江、富春江以西与以北地区，北靠苏南，西连皖南，以天目山为依托，京杭国道横贯全境，是新四军第一师南下浙西后，汇合新四军第十六旅，在浙西地方党组织长期艰苦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开辟而成。
早在抗战初期，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游击队就活跃在浙西敌后。1943年9月，日军发动苏浙皖边战役，浙西大片土地重新失陷。为了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新四军第十六旅挺进苏浙皖边，收复了浙西广大农村，开辟了以长兴为中心的郎广长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为实施中共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粟裕、叶飞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浙西。1945年1月，在长兴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浙西、苏南和浙东的部队，下辖4个纵队。
同年5月，成立浙西区党委，金明任书记，同时成立浙西行政公署，建立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抗日根据地。
苏浙军区成立后，对敌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0座，拔除据点100余个，毙伤俘日伪军1万多人，抗日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苏浙军区主力、地方武装及党政干部分批撤至长江以北。
1944年9月，日军第三次入侵浙南中心城市温州并侵占乐清县城。此后，为准备反攻和造成配合盟军登陆的条件，中共中央和华中局要求浙东武装向南挺进与浙南武装会合，并明确提出要使浙南成为将来打通闽浙联络与配合盟军作战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
中共浙南特委遂作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在瓯江以南，浙南特委组织了精干游击队。在瓯江以北，中共乐清和瓯北县委先后组建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于1945年3月成立了永（嘉）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形成浙南抗日游击区。
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浙江敌后抗日武装对敌作战超过1900次，歼灭日伪军2.5万多人，摧毁日伪据点1010个以上，解放人口700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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