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4日，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家中逝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完成了16部著作，也安排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从最后的写作计划、学术托付，到选择在家中离世、穿什么衣服、墓碑如何设计……
一个历史学家如何面对生死与有限？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又想留下些什么？本周，《人物》杂志旗下栏目《是个人物》邀请许倬云晚年最亲密的助手、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荣誉研究员冯俊文进行访谈。冯俊文不仅协助许倬云口述、记录并整理完成了多部著作，陪伴他走过了最后的岁月。
播客主播则是《人物》编辑姚璐。她曾于2021年和2023年两度专访许倬云，累积的采访资料达30万字。其中，2021年的那篇长文，被许倬云视为其一生中尤为深入和重要的文章之一。
通过两人的回忆与对话，我们得以走近一个更完整的许倬云：他不仅是公共领域的大师，亦是重情谊的朋友、依赖妻子的丈夫、会修电路的生活家，更是一位在理智上坦然迎接死亡、在情感上却仍满怀不舍的普通人。
他一直在评估自己的状态
2021年至2025年间，冯俊文作为助手陪伴在许倬云身边。他在国内时，每天通过视频与许倬云交流工作，“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半，也就是美东时间上午九点半，我们会交流三四十分钟。每年我会去美国几个月，那时他每天还能工作一到一个半小时，体力很好。”冯俊文回忆。然而，2024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许先生几次住院，整晚地咳嗽、咳痰，身体机能明显下降。我们很快发现，他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坚持不了那么久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许倬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评估。 “他认识到，第一，身体状况的恶化是不可逆的；第二，他已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工作。如果仅仅为了延长生命而忍受痛苦，他认为这‘没有价值’，同时还会加剧师母（孙曼丽）的焦虑和照护负担。”冯俊文回忆，许倬云曾对妻子说过一句非常理性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早一点走，这样你还能多活几年。”
冯俊文判断，许倬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2020年开始，许倬云下肢瘫痪，后来病情发展到只有两根手指能动。从吃饭到睡觉，几乎所有日常生活都需妻子协助。“这也是师母常年焦虑失眠的原因——她必须时刻竖着一只耳朵，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直到最后一年请了护工，情况才稍有缓解。”
正因如此，第二次出院后，许倬云明确告诉妻子：“我不想再进医院了。如果再发生什么情况，就让我在家里安然地走掉。让我在熟悉的环境里，跟你们好好告别。”冯俊文说：“这是他非常主动的生命选择。”
强大的计划与执行能力，贯穿了一生
许倬云不仅规划了生命的终点，对于身后事也做出了非常详尽而长远的规划。“许先生和师母的墓地早就置备好了，在无锡的马山公墓。”冯俊文回忆道，“2023年，他开始亲自设计自己的墓碑——正面用中文，背面用英文；选用什么字体，如何排版；将来与师母合葬时用哪张照片；墓碑旁栽种什么树木；乃至日后由谁来每年持续祭扫……这一切，他都已一一规划妥当。”
这份事无巨细的计划，正是他一生行事风格的缩影。“去他家里你会发现，到处都挂着钟表，卫生间、厨房、客厅、书房……凡是常经之处都有。他对时间的利用效率极高。”冯俊文对此深有体会，他记得第一次与许倬云线上会面时，自己迟到了约三十秒，“许先生非常含蓄地提醒了我一下——守时，是他根深蒂固的习惯。”
这种强大的计划与执行能力，也让他得以常年胜任数倍于常人的工作。冯俊文清晰记得2024年7月16日的那次视频通话，那或许是许倬云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那天他精神显得格外好，我们在线上聊了许久。他谈及自己的学问、当下的心境与身体的感受，然后郑重地对我说：‘我这个状态，可能随时会走掉。如果哪天我走了，我平生的志愿就交托给你们，希望你能够帮我把它散布到人间。’”冯俊文强调，“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他说得很简洁——‘志愿’、‘散布’、‘人间’，每个词都非常精确。”
几十年的重度“网瘾患者”
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许倬云依然高产地完成了16部书稿及大量访谈、对话。他是如何做到的？冯俊文描述了许倬云典型的一天：“早上七八点起床，先看杂志和新闻。九点半我们开始工作，通常到十点半，状态好时到十一点，之后再聊聊天。这是一种长期、有序、规律的节奏。”
身体虽被困于轮椅，电脑却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冯俊文称他为“几十年的重度‘网瘾患者’”。姚璐也记得，专访时许倬云为他展示自己每天浏览的网页和邮件，“他通过邮件与全球学者、家族成员保持联系，每周还要通过社交软件与家庭成员交流。”
“许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学会了用电脑。他一直走在时代前沿。”冯俊文说，“即便90多岁，身体远逊常人，但他与当下社会的连接感和活力感，远远超过大多数老人。”
长期卧床反而锻炼出他一项“特殊技能”——精准的口述创作。“因为手部不便，他多年来的评论文章都靠口述。编辑告知版面需要1500字，他听明白内容后，打半小时腹稿，然后口述成文，字数能控制在1495到1505字之间，逻辑清晰，结构完整。这种控制力非常厉害。”
坐在“第一排”的自觉性
冯俊文回忆，当年在写作《经纬华夏》时，许倬云头天晚上打好腹稿，第二天早上对着电脑口述，念出来的就是一篇首尾完整、可直接见报的三千字文章。“我下午整理、查漏补缺，第二天我们再逐字推敲——这个词是否准确？那个字可否删去？这里是否需要增补？这本书四个月完成初稿，之后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七遍。前后历时一年多。”
对于这种极致的严谨，许倬云曾对冯俊文解释道：“你们可能不一定能体会：我们这种做到了行业‘第一排’的人，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每一本书，都会面临所有同行的审视。这种审视是高标准的、苛刻的、挑毛病的。你要保证不犯错，就必须绝对精确、严谨。”
这部书的写作、修改的过程，也让冯俊文受益匪浅。“他像师傅带徒弟一样，并没有告诉你什么道理和原则。但是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校准。校准之后，你会跟着他的思维思考，整个思维链路会慢慢变得规整有序，非常条理化、逻辑化。”
“只要对他人有帮助，我就去做”
许倬云一生始终对公众和现实充满关切。晚年，他尤其注重与青年的沟通。冯俊文回忆，有一次，有学者问他：“许先生，您现在是大网红，全网可能有数千万上亿的粉丝，您怎么看？”许倬云回答：“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其实盛名之下，我是把自己献祭给了这个社会、给大众。我在做我自认该做的工作，只要对他人有帮助，我就去做，不计成败，不计得失。”
“他的邮箱经常收到陌生年轻学者的来信，有的请他看文章，有的请他写序言。他常常无偿地做，觉得年轻人在学术道路的关键阶段若有潜质，就该推一把、拉一下。他把这视为他的责任的一部分。经常就跟我讲说，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是没办法去拒绝学生的。”冯俊文说。
访谈中，姚璐和冯俊文也勾勒出许倬云生动的生活面貌。
姚璐记得，专访中，许倬云曾说他和妻子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喜欢《天龙八部》，喜欢萧峰。冯俊文介绍，“他也热爱科幻电影，比如《星际穿越》。”
生活中的许倬云，爱吃腌笃鲜，喜欢吃肥肉；年轻时常洗碗，烤火鸡水平一流；家中电路坏了，他能凭借旁人的指点画出线路图，再由妻子动手接好。“他手虽不便，但思维极其逻辑，充满理工科式的严谨。”冯俊文说。
生命的宽度、广度与厚度
许倬云的先天条件远不及常人，晚年身体更是被限制到仅有两根手指能够活动，然而他却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能量。这一切，靠的是什么？
冯俊文认为，支撑他的是“一股精神的力量”。他指出，这需要人“深刻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和信任，拥有与他人主动链接、付出的意愿和精神”。只有这样，生命的能量才能“触达更多人、影响更多人、发挥更大价值”。在他看来，许倬云晚年的全部实践，最终“释放出一种古典的生命状态：人不只为己而活，活出了生命的宽度、广度与厚度”。
“我完全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状态，”姚璐说，“就是‘我在尽力完成该做的事情’。他是用这样的一种心境，在完成最后几年的工作。”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张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