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而,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的死,不仅让曹魏哀痛,更是惊动了汉献帝,就连刘备和孙权都不爽。而这个人,正是曹操的左膀右臂,素有“王佐之才”,并且为汉室、为曹魏建立不朽功勋的荀彧。
荀彧原本是出自颍川荀氏,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的后人,荀彧在少年时,南阳名士何颙见到荀彧之后,惊叹道,此乃“王佐之才”。早年的荀彧在颍川郡守那里担任主簿。董卓之乱后,荀彧将宗族迁到冀州。
袁绍获得冀州之后,将荀彧奉为上宾,但荀彧通过与袁绍的接触,发现袁绍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于初平二年,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正是荀彧的这个决策,改变了三国历史。因为在当时,袁绍的实力是最强大的,而曹操的实力却一般。荀彧投奔曹操,曹操激动地说,“吾之子房”,将荀彧与张良相提并论。
那么,具有王佐之才的荀彧,为什么要投奔曹操呢?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荀彧见证了董卓乱政、诸侯格局的乱世,而在当时的众多诸侯中,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的路线和方针,让荀彧觉得最有前途。对于荀彧来说,他不仅是在辅佐一位诸侯,更是希望能够实现“匡扶汉室”的理想。所以,当时天下诸侯,唯有曹操最具有正统性。
在荀彧投奔曹操五年之后,汉献帝逃出李榷郭汜的牢笼,流落到洛阳,当时汉献帝传檄天下诸侯进京勤王,而一众诸侯都以“山东未平”为由不以接驾。唯独荀彧力排众议,并以晋文公纳周襄王、高祖为义帝发丧为例,说服曹操“奉主上以从民望”。于是,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开启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序幕。
后来,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原本没有信心,郭嘉的“十胜十败”让曹操信心大涨,但因军粮捉襟见肘,士卒身心俱疲的时候,曹操准备退兵。而这个时候,荀彧劝谏曹操,说此时之难,哪有楚汉之争时,荥阳、成皋那般艰难。此时此刻,敌人的底细已经清楚,敌人的锐气已经枯竭,一定要坚守阵地,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再出奇谋。
果然,没过多久,许攸因为家属犯事,被袁绍惩处,许攸求情,袁绍没有宽恕,这就导致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许攸要来,赤脚迎许攸。许攸的到来,改变了官渡之战的结局,曹操采纳了许攸的计策,最终让袁绍大败而逃。官渡之战胜利后,荀彧建议曹操先定河北,暂缓南征,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然而,随着曹操的权势如日中天,荀彧与曹操的矛盾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为什么呢?荀彧当初追随曹操,目的是为了“匡扶汉室”,而随着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的时候,荀彧觉得事情不对了。为啥?因为这不就是王莽篡位前的流程吗?所以,荀彧对此坚决反对,并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然而,正是荀彧的公开反对,曹操对荀彧已经心存芥蒂。
公元212年冬,荀彧行至寿春时,曹操派人给荀彧送一个食盒,然而荀彧打开一看,里面却什么也没有。这是来自曹操的暗示:“君食汉禄,今汉禄已尽。”荀彧望着南方,沉默良久,随后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远在许都的汉献帝刘协悲泣不止,并为他停止宴乐,而益州的刘备和江东的孙权都深感痛惜。
而荀彧的悲剧,在于他的“双重身份困境”,他既是汉室忠臣,又是曹操谋主。当他发现曹操从“汉室捍卫者”变成“汉室掘墓人”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曾几何时,荀彧试图在乱世中走“第三条道路”——通过辅佐强权来保存汉室,但最终证明此路不通。
耐人寻味的是,曹操在荀彧死后并没有抹杀他的功绩,甚至两年后,曹操仍无不感慨地说:“荀彧亡后,吾谋失矣。”这种复杂态度,恰恰反映了荀彧在曹操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荀彧死后四十年,其孙荀頵在西晋官至尚书。家族得以延续,但那个“为汉守节”的荀令君已成绝响。
纵观三国史,荀彧是少数能让敌我三方共同尊重的人物。他不仅有“清秀通雅”的外表,更有“王佐之才”的器识;不仅有“举贤任能”的胸襟,更有“以身殉道”的气节。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乱世,他坚守的儒家理想主义显得尤为珍贵。“衣带留香”的荀令君,他的选择依然引人深思:他的死亡能超越阵营界限,成为整个时代共同的悲歌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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