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沣峪人民法庭外，秦岭“4・21”驴友遇难救援起诉案的一审第三次庭审尘埃落定，判决结果仍在漫长等待之中。这场被称为国内首例救援队被起诉的案件，如同一颗巨石投入舆论之湖，让“好心救援反遭追责”的争议席卷全网，既刺痛了无数公益救援者的赤诚初心，更叩问着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与价值底线。
事件的起点，本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2025年4月21日，四名驴友罔顾禁令，相约穿越秦岭“光鹿跑兵冰”路线，这条未经官方开放的徒步路线，素来以地形险峻、天气诡谲著称，是户外圈公认的“高危禁区”。出发当晚，极端天气骤然突袭，七八级狂风裹挟着雨雪呼啸而至，四人的冲锋衣乃至贴身内衣尽数浸透，队伍被迫分散，两名驴友就此失联。22日凌晨，心急如焚的失联者同伴，向秦岭牛马救援队发出了紧急求助信号，家属更是承诺，愿为每位参与救援的队员支付1000元报酬，只求能尽快寻回亲人。
接到求助的那一刻，秦岭牛马救援队的队员们没有丝毫犹豫。他们连夜集结，星夜兼程，凌晨时分便抵达山脚下待命，清晨五六点就踏着刺骨的寒意，踏上了危机四伏的搜救之路。秦岭深山之中，沟壑纵横交错，瀑布高悬、悬崖耸立、碎石遍地，每一步都暗藏凶险。队员们在恶劣环境中艰难跋涉，耗费数小时体力，终于在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于主路附近的草甸中发现了两名失联者的遗体。这场搜救，队员们不仅拼上了全副心力，更自掏腰包承担装备损耗，部分人甚至因请假救援被扣发工资。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悲剧会以遗体的交接画上沉重的句点，谁也未曾料到，五个月后，一纸冰冷的法院传票，竟会递到这群救人者的手中。
遇难者家属将秦岭牛马搜救队、多家公益救援组织、同行驴友、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等六方一并列为被告，给出的起诉理由更是令人错愕，“救援队阻止报警，耽误了最佳救援时间”。这一指控，让所有参与救援的队员倍感委屈与寒心。原秦岭牛马救援队成员杨某无奈解释，当时失联者的具体位置完全无法确定，“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岔路口就有几十个”，盲目报警不仅无法让官方救援力量精准定位，反而可能因信息混乱延误搜救效率。更令人费解的是，部分被起诉的公益救援队，本是接到官方通知后才参与增援，全程分文未取，却只因“曾与杨某共事”便无端被牵连。队员邝某红着眼眶发出诘问：“我一分钱没收，累死累活上山救人，最后反倒成了被告？这以后谁还敢伸手啊！”
案件曝光后，舆论场瞬间分裂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绝大多数网友坚定地站在救援队一边，怒斥家属此举是“恩将仇报”：“明明是自己非法穿越违规在先，出了事却让免费救人的志愿者背锅”“这是把好心人往绝路上逼，以后谁还敢做公益？”。也有少数声音试图理解家属的悲痛，认为“骤然失去亲人的痛苦难以承受，起诉或许只是情绪崩溃后的宣泄方式”。面对汹涌舆情，家属回应称，起诉是基于交警部门认定相关方存在责任，并非单独针对救援队，目前仍在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从法律层面剖析，此案的核心争议直指公益救援的责任边界。我国《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早已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的初衷，正是为了打消善意助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人道主义援助的践行。具体到本案，救援队是否存在“耽误救援”的过错，需要结合搜救流程、当时的天气条件、地形状况等细节综合研判，但法律的天平，理应向挺身而出的公益救援者倾斜，以守护这份弥足珍贵的善意。更不容忽视的是，遇难者非法穿越未开放路线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对自己漠视规则的选择承担相应的风险。
此案折射出的深层问题，远比案件本身更值得全社会深思。一方面，户外探险者的“责任自负”意识亟待强化。近年来，秦岭“鳌太线”等高危路线因非法穿越引发的死亡事件屡见不鲜，却仍有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以身犯险，全然忽视规则背后的安全保障初衷。另一方面，民间公益救援的保障机制存在明显短板。这些救援队大多由志愿者自发组成，既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完善的专业保险，队员们既要承担搜救过程中的人身风险，还要面对事后可能缠身的法律纠纷。这种“高风险、零保障”的现状，早已成为制约公益救援事业发展的瓶颈。
而最令人心头一沉的，莫过于这样一句让人看懵了的消息：曾经在秦岭山区小有名气的秦岭牛马救援队，已于2025年6月宣布解散。一支守护生命的队伍，最终没能败给深山的艰险，却倒在了舆论的质疑与法律的纠缠之中，这无疑是对所有公益之心的沉重打击。
我们期待法院能给出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正判决，既能慰藉遇难者家属的悲痛，也能还救援者一个清白，不让善良的心寒了一分一毫。更期盼未来当有人身陷险境时，依然能有勇敢者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因为在危难时刻，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救援，都是人性最美的光芒，这份光芒，值得被整个社会温柔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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