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y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
魏斐德著，梁禾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10月，14.4万字
01
简评
也是一本听说了很久的书，作者是费正清的弟子， 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 作者对晚清华南的权力游戏进行了精彩复盘，全面展示了外部冲击如何被中国内在的社会结构所吸收、折射和扭曲， 打破了“侵略-反抗”的简单二元叙事。反洋人的民众也可能反清，保清的团练可能壮大到威胁朝廷，而被视为蛮夷的客家人和外国人，也可能成为清政府依赖的对象。复杂性，才是历史的原貌。
书写得像小说似的，但历史不本就是远比虚构更为精彩的小说？毕竟小说需要逻辑，但现实并不需要。
02
选读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了一道分水岭。从线性走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正是从这些动乱岁月里开始的。首先，帝国分裂成地方势力，然后清王朝衰弱，被推翻，最后出现军阀割据。
然而，我们一旦接受这个历史线性下滑走向，混乱便随之产生：起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还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中国农民历来造反的一个新形式而已？抑或是，它蕴含了各种新生力量，将在未来的年代里塑造并改变中国？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我们没有世界史，也没有全球史。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没有全球一说。欧洲、中东、非洲、亚洲、美洲——每一处都被汤因比(Arnol.J.Toynbee)称为“明白易懂的历史单元”。这其中有互动，甚至有碰撞——地中海世界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但它们的历史均自成一体。罗马帝国派往汉朝的“使者”们，甚至还有去唐王朝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是在另一个时期，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的旅行者而已。仅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和地中海之间才有了真正的桥梁。而明朝实际上却又割断了那个连接。
然而，就在这段忘却中，一个新的全球历史正在形成。
亚洲天亮，墓碑出现，什罗普郡人的名字可见；尼罗河潮水泛滥，塞文人的尸体被淹。
欧洲本体已经开始变化。
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着这场人类革新演变。她越长久地保持孤立，当这个最后的、庞大的、独立的历史单元的文化禁锢被粉碎时，她所受到的震颤就越强烈。
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现在，两个进程，内部的与全球的，汇合起来了，甚至混为一体。
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帕麦斯顿(Palmerston)子爵三世在伦敦大怒，白厅向北京施压，广东的一个农民被斩首。地方上发生的事件来来回回穿梭，编织着世界历史，中国变了。
让我们进入地方史吧。
第二部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政治(1842—1849)
第九章 1849年的胜利
1838年至1842年，茶叶出口量平均为1.91万吨/年。但到了1844年至1851年，平均出口量增加到2.9万吨/年。那些觉得新通商口岸有损广州茶叶贸易的担忧，似乎被证明是错了。然而，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广州与华中之间隔有大庾岭山脉，所有物资的运输都得经过陈岭或梅岭上盘旋的陡峭而狭窄的山路。这意味着：任何反民或土匪只要控制了这两条要道，就可挟持广州的贸易。
茶叶贸易被地理分割成二：北方的流向上海，南方的运往广州。北江上游和梅岭山沿途的船夫和苦力突然没了活干，而南下地带运输道上的同行们却一如既往地在搬运茶叶。他们曾经是长江南部旧式运输的主力，现在却找不到雇主。这些人便是潜在的秘密社会或帮匪的发展对象。当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一路杀到这些地方时，这些船夫和苦力纷纷加入，广州的茶叶贸易跌落到了半数。
茶叶贸易的变化并非源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商业危机。但纺织品贸易市场的变化则是1847年危机的直接反应。优质丝绸的原产地是一个狭长地带，长仅160公里，上海城就在它的东北角。
上海因此而具有成为中国最大丝绸贸易中心的威胁力。信贷危机将这个可能变成了现实。当远离产地中心的广州面临着贸易过剩时，上海一下子跃入领先地位。广州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了。
是贸易衰落引起了抵制贸易，而非排外主义所致。
第三部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政治(1850-1856)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交织网：团练、公行、秘密社会、士绅们的委员会、海盗帮匪、“公所”，尤其是沿血缘形成的宗族体系。其中，“族”，似乎使华南地区有别于帝国的其余部分。这并不是说其他地区不存在宗族体系，但广东那尤为庞大且与生俱来的宗族体系，却是发动民众的基本而无所不在的组织形式。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宗族成员往往是省里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他们的“族田”（祭田或长田）所提供的收入，被族长们用于资助生童读书、发放拥有功名者的津贴、科举考试的开支、救济贫苦病残等。也有把土地收入分给本族内各个家庭的，而那些家庭转而又把得到的收入用于再征购更多的族田。
宗族拥有的土地本身也标志了家族的统一性，是其综合力量和特权的基础。不过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他们均以族田为代表，却能使血亲关系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个田园牧歌式或静止状的相互关系。比如，用作津贴的田租就是从本族相对贫穷的成员和佃户那里征集来的，于是这些农民就会，也一定会，对本族施行高田租或高利贷的族长们怀有深深的怨恨。
于是，在家族内就会经常发生各种力量互相挤压撕扯的情况，结果时而会导致瓦解、时而会产生团聚。这些力量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一个宗族内两种关系并存：一个是阶层，另一个是亲属层。地主和佃户，各自与其家族相对应的阶层共同具有潜在的（若不是实际的）阶层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凝聚则被纵向的亲属关系减弱，随之阶层间的冲突亦得以减缓，于是宗族便有助于乡村的社会稳定。不过，统一血缘干系最有效的手段——宗族战争，却也扰乱了广东的乡村。
在广东宗族间的斗争是公开地由族长们支持组织的，因为这是他们加强自身权力及掌控家族祭田的重要途径，而祭田转而又为宗族之战提供资金。说到底，宗族斗争所需的代价和许诺的犒劳费用增强了族内的团结，密切了富裕后辈们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斗争都起源于水或土地的使用权。各宗族都偏向用斗争解决，而非依赖衙门判决，以避免被敲诈勒索或受中国司法的愚弄。
近代经济的到来（无论其是否与国外征服力量相结合），可能而且肯定会，打破以亲族为基础的社会平衡，因为它使其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的同时，让另一些家庭变贫穷，或者索性瓦解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也许确实会越轨，从而滋生出一系列罕见的仇杀和你死我活的罪恶，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介入。黑手党如此，三合会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华南的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代表了一种人为的但却是完整的次级社会(subsociety)制度。加入秘密兄弟结盟会，就等于新生，意味着进入一套新的永恒关系中。社会差别会被去除掉，一个强大的团结体形成了。
理想的中国社会单位就是大家庭。通常，只有主干家庭被证明在经济上是稳定的。嫡长子之外的儿子们须自己成婚组建家庭，不然就沦落为流动人口，在儒家社会伦理中属“危险阶级”。这个社会内在的无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助推着任何小规模社会或经济危机演变为一场大乱。他们的家庭理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的造反组织也可以模仿亲属关系，并用一套复杂的仪式来确保这种人为关系的密切。
实际上中国南部存在三种层次的“叛乱”：盗匪、歹徒、真正的造反者。
“盗”是乡间帮匪专门为偷盗某一特定目标而临时聚集的小团伙。参与者没什么稳定性。一个农民可能参加了这次抢劫而没参加下一次。
“贼”往往居住在村庄之外的山林中，他们是永久性结盟的兄弟。他们与村民间没什么合作。相反，各村经常付保护费以防贼进村。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会。当地方经济状况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越来越多安分守己的农民就不得不以偷窃为生，这时“盗”与“贼”就没什么区别了。
无论一个宗派的起源有多怪异，他们的追求很快都会变成现世的、政治性的。就连最具有革命性的中国秘密社会，如南宋时期的抗粮运动，也不涉及乌托邦。欧洲慈善性的圣方济会和公社性的修道院在道义上都反对财产制，而中国的兄弟会只是寻求财产的再分配而已。
这种乌托邦性质的逃离与持久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区别，揭示了为何中国的秘密社会被持续卷入中国的朝代变迁之中，也解释了为何秘密社会无法提出对儒家体系的替代。
相对而言，欧洲的基督教只是在外表上统一，而实际上则包含了两大社会思潮：一是以托马斯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它以自然法则(lex naturae)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解释“天国”以外的社会制度；第二种属于激进主义，它以“千禧年说”“普爱”，以及倾向原始共产主义为特征。罗马教廷以建立僧侣秩序来容忍这具有反制度教义的后者。然而9—16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教廷对那些携有潜在革命理念的宗派或异教如阿尔比、圣方济、塔波尔教会，进行孤立、驱逐、毁灭未遂，而一再失败的历史。教会最终被宗教改革击败。因为无论是宗派还是脱离教会现象，二者都是对强调秩序、法规、制约的教皇制度及其等级制的“纯粹”抵抗。教派历史本身并不是用一个含有普遍得到认可的价值和信仰的具体宣言来替代教廷等级制的一系列过程。准确地说，教派更是代表了一系列的疏离，而他们的信仰饱含激情，教廷对此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托马斯的社会理论基础不具备必要的“魔力”而使人共享其理念。
在中国秘密社会和宗派历史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佛教传入了千年至福说。
这个理念认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是以灾难来宣告的，而这个说法确实与旱涝及外族入侵的实际历史恰好对上。
简言之，精神力量会战胜世俗权力。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结构本身使得任何单一的理论都无法宣称独具这份精神力量。皇帝一旦披上龙袍，便被赋予了掌控天地的神力，直至新一轮灾难出现。于是，佛教关于精神对历史作用的理念，最终让皇帝倾向用儒教来平定动乱。世界没有终结。失意的、被疏离的、反叛的，都被纳入这个持续更新、永不中断的儒家历史轮盘中。
阿弥陀佛的乐园从来没现世过。历史一直是个过程，从来没有变成为进步。
这便是西方与中国思想最根本的区别。当第七封印被打开时，世俗世界就会消失。但是用维科、孔多塞的理性或用乔·费奥莱或波艾姆的神秘论，乐园成为现世：斯威登博格的天堂以一座“巨石糖果山”显现。奖赏这个世界的允诺，被证实是19世纪最具爆发力的社会力量。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均把历史视为进步与工业革命的结合体，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历史观，仅在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时才被引进。在此之后康有为才得以把公羊派的“大同”学说，从古朴世界变为乌托邦；从恬静的往昔变成辉煌的未来。然而，到了那时，中国要的是西方的而非本土的乐园。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儒家学说气息奄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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