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莫尔寺遗址探访(03:47)
从新疆喀什城区出发，汽车一路向东北驶去。城市的喧嚣很快退去，道路两侧先是村庄，再往前，便只剩下起伏的戈壁与干裂的黄土台地。公路延伸向远方，天地之间空旷而寂静。
忽然之间，公路右侧的荒野中，两座人文遗址闯入视野——并立在一处天然高台之上，与周围的戈壁融为一体——这正是莫尔佛寺遗址，目前新疆地区经正式考古发掘确认、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文化中国行”栏目近期走访了这座佛教寺院遗址。
莫尔寺的房屋与佛塔遗址。 摄影：丁和
“莫尔”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烟囱”，佛寺正因其形似烟囱的佛塔而得名。
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获评“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学者认为，这座始建于公元1世纪的佛寺，是中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实证。
站在台地上，天地之间只有风声与阳光，远处固玛塔格山静静伫立，偶尔有一列火车从右侧驶过，提醒着人们现代文明的存在。
“这里位于喀什东北，距离喀什城区33公里，隶属于喀什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整个莫尔佛寺就位于固玛塔格山南麓的台地上。”喀什地区文物局副局长叶宝平对澎湃新闻说，“喀什在汉唐时期称为疏勒，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点，也是中国西出中亚、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不仅是商旅之道，更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新疆包括中原地区佛教建筑以及佛教艺术品的发展演变都要追溯到此地。”
莫尔寺遗址
戈壁之上：莫尔寺遗址揭示佛教东传
据考古发现显示，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至晚沿用至9世纪末10世纪初，延续约900年。目前，留存下最为显著的遗迹是一圆一方两座佛塔。
圆塔是俗称的莫尔佛塔，高约12米。由方形塔基、圆柱塔身和覆钵形塔顶依次收缩而成。完整的塔身让人得以想象，当年信徒绕塔礼拜的盛景。考古学者认为，这座塔建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是西域最早的覆钵式塔。所谓“覆钵式”结构：下为方形塔基，中为圆柱形塔身，上覆钵形塔顶，层层内收。塔最早源自印度早期佛教传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佛陀亲授造塔之法，被视为佛教最早的塔式形制。
莫尔佛塔
在和田地区廷姆故城东边，也有一座土坯砌筑的覆钵式佛塔——廷姆佛塔。它是和田现存最高的古佛塔，曾被斯坦因称为“安迪尔废址的显著地标”。
喀什、和田地区，古时分别为疏勒、于阗，两者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如今的喀什，地处中国最西端，城外不远便是帕米尔高原，再往西便通向巴基斯坦、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莫尔佛寺遗址正位于中亚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带，佛教正是沿着这条古老路线传入中国。汉唐以来，此处佛教昌盛，名僧辈出，讲经建塔之声不绝。
方塔位于圆塔西北60米，残高约11米，塔顶与四面已坍塌，但塔基仍显巍峨。方塔原本比圆塔大很多，目前残存的底部边长约22米，台基下还埋藏着一层边长39.96米的台基。有专家认为，方塔与吐鲁番高昌王国佛寺台藏塔遗址有类似之处。
残高约11米的方塔
公元6世纪，笃信佛教的北魏皇室在洛阳兴建永宁寺，建造了高度达147米的天下第一佛塔。这座由皇家兴建的巨塔，或许成为一种官方形制。永宁寺塔建成十余年后就毁于大火，但据考古发掘，永宁寺塔台基边长为38.2米，而发掘出的莫尔寺方塔台基边长为39.96米。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曾提出一个推测：“近40米长度只误差一米，而且测量也会有误差，且年代接近，会不会有某种联系？”
虽然只是推测，但这一微小的尺寸差异，却让人仿佛穿越千里：从洛阳的皇家巨塔到戈壁高台上的莫尔佛塔，早期佛教建筑的形制与理念沿着丝绸之路传递、变迁，留下了跨越时空的痕迹。
圆塔的台基
出土文物揭示文化传播与时代更迭
1900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途径莫尔寺遗址，测绘出首张平面图，记录了两座佛塔及四处建筑遗迹，并在佛塔旁的一幢废墟房屋进行过简短发掘。六年后，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也来到莫尔寺遗址，对其进行过短暂的发掘并获得一些文物。
在随后的近百年里，莫尔寺遗址沉默于黄土之上。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圆塔、少量地面僧房遗迹和方塔进行了测绘，直至2019年才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展开系统发掘，才得以完整呈现其空间结构和历史发展。
考古发掘表明，莫尔寺并非一次性建成，而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步扩展。圆塔建于汉代，方塔建于4-5世纪。
莫尔寺遗址复原图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截至2024年，考古人员累计清理发掘面积约4600平方米，确认了两处重要台基、两座佛塔的塔基，同时揭露出18组建筑遗存，共计62个房间。圆塔与方塔之间，便是成片的佛殿和僧舍。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近3万件文物，包括佛像残件、钱币、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生活用品，从中可以看到印度、犍陀罗、中亚、本地以及中原的不同文化因素。
据叶宝平介绍，综合墙体叠压关系、碳十四测年结果及出土遗物，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莫尔寺至少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最早的阶段（公元1-3世纪），以圆塔为礼拜中心，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寺院开始发生变化。圆塔周边新建了两座“回”字形佛殿，建筑朝向与圆塔形成呼应。佛塔依然是空间中心，但佛像崇拜逐渐兴起，佛殿的重要性开始上升。
莫尔寺遗址平面图
转折出现在唐代。寺院最后一次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长21米的长方形大佛殿，这一时期增修了讲堂、厨房和方塔等。大佛殿靠近方塔，正门朝向东北，已不再围绕圆塔展开。佛殿取代佛塔，成为寺院新的信仰中心。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出土石膏佛教造像
这一空间结构的变化，恰好对应了佛教艺术史上的关键转型：从以塔为象征的无像崇拜，到以佛像为核心的有像崇拜。对应到莫尔寺出土的佛像残片，也逐渐出现犍陀罗融合中原的风格，其中，出土的41厘米佛手，说明了对应的佛像两倍于真人大小；也有仅有数十厘米的小佛像。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像残块
另一件六指木雕佛足尤为引人注目，恰好与《隋书》中“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字阿弥厥，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的记载相互印证，为文献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证据。
木质佛足
《隋书》中的描述
结合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但这一判断尚待更多考古证据。
出土钱币
考古发掘的一个关键线索，来自方塔周边。2021年，考古团队在探查发掘方塔本体，对其底部及四周时发现。方塔基址周围显露出大量木屑和楔形木片，考古人员据此推断，方塔的四壁或塔顶原本可能附设过一定规模的木构构件。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靠近地面的堆积中，出现了一层厚实而连续的烧灰层。烧灰之下，是铺砌规整、结构清晰的土坯台基。
莫尔寺出土遗物
这一发现，为莫尔佛寺的废弃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持续而集中的烧灰堆积，意味着寺院并非自然荒废，或曾遭遇过一次规模不小的火灾。类似的烧毁痕迹，也在佛殿和僧舍遗址中被反复发现——灰烬中夹杂着木构件燃烧后的炭化残留，推测正是屋顶或梁架的遗存。
这场火灾究竟源于人为破坏，还是战乱、意外所致，现阶段已无确凿证据可以指认。可以确认的是，在延续了九百余年之后，曾经香火鼎盛的莫尔佛寺，逐渐湮没于疏勒的风沙之下。直至千余年后的今天，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这段沉寂已久的历史重新显影。
站在莫尔寺遗址的台地之上，俯瞰戈壁与荒原，这座佛寺不再只是两座孤塔的遗迹。
莫尔寺遗址位置图
昔日汗诺依故城 摄影：丁和
事实上，从莫尔寺遗址向南约五公里，是汗诺依古城遗址。唐宋时期，这里曾是重要驿站和商贸集散地，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关键节点，承载着东西方文化和商品交流。向东约十公里是喀拉墩古城，遗址建筑带有明显犍陀罗风格，出土大量壁画和佛像，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往西约三十公里是亚吾鲁克遗址，北朝时期出土的陶罐成为喀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再往北，则是三仙洞。沿着口岸向外，则可通向史书记载的大宛，这片古老的通道曾连接中原与中亚，见证了千百年来东西方的商旅与文化交流。
喀什博物馆镇馆之宝，北朝三耳压花陶罐（局部），亚吾鲁克遗址出土
据国家文物局1月8日发布消息，新疆文物部门已编制实施《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提出“一轴一心四区”的遗址公园建设方案。规划显示，莫尔寺考古遗址博物馆及相关专题展览正在积极筹备中，未来将联动坎儿井遗址、汗诺依古城等周边古迹，整体打造以莫尔寺遗址为核心的文化地标，实现“一园多址”的考古遗址公园布局。
在这里，历史与当下、荒野与文明、宗教与文化的多重叙事，将在天地之间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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