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古称武昌，襟江带湖，控扼荆楚，自古便是“吴头楚尾”的战略要冲。三国鼎立之际，这里曾是孙吴政权的都城所在，宫阙巍峨，市井繁华，见证了江东霸业的兴衰沉浮。在这座弥漫着烽烟与文气的古城中，东吴丞相顾雍以十九年的沉稳治绩，将沉默智慧化作治国良方，用清廉操守书写宰辅典范。他不仅在文治武功上为鄂州奠定了盛世根基，更在人才培养、文化教化上留下了深远影响，其轶事典故、诗词墨宝与历史遗迹共同构成了鄂州三国文化的厚重底蕴，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
一、临危受命：相府开基武昌城
黄武四年（225年），孙吴政权迎来了定都武昌后的重要政治布局。这一年，孙权力排众议，任命太常顾雍接替孙邵出任丞相，封醴陵侯，总领尚书事务，《三国志·顾雍传》明确记载：“是岁改为太常，进封醴陵侯，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这一任命背后，是孙权对顾雍多年治绩的充分认可。此前，顾雍历任合肥、娄、曲阿、上虞县长，所到之处“吏民归服，郡界宁静”，后入孙权幕府，从左司马逐步晋升至大理、奉常，每一项职务都做得兢兢业业，尽显务实才干。
顾雍与鄂州的缘分，自此正式开启。他接手相位时，武昌刚作为都城不久，百废待兴，内有官僚体系亟待完善，外有曹魏、蜀汉的双重压力，江东士族与外来势力的矛盾亦需调和。面对这一局面，顾雍首先从相府建设入手，将丞相府选址于武昌城核心区域（今鄂州老城区古楼街一带），府衙规制简约却不失庄重，门前不设仪仗，堂内仅置琴案、书简与议事桌，彰显其“简约为政”的理念。
同年，顾雍将母亲从吴县（今江苏苏州）接到武昌奉养，孙权得知后，竟亲自前往丞相府祝贺，在庭院中向顾母行拜礼，公卿大臣悉数陪同，太子孙登随后也专程庆贺，《江表传》记载当时“国人荣之”，如此殊荣足以见得顾雍在东吴的崇高地位。而顾雍面对这份恩宠，依旧保持着谦卑低调，他在府中设“思贤堂”，每日处理政务之余，便在此研读经史、抚琴明志，琴声清越沉稳，正如其为政风格——不事张扬却暗藏力道。
这位出身吴郡望族的丞相，有着深厚的治学渊源。年少时，他恰逢东汉名士蔡邕避仇于吴地，便拜蔡邕为师，研习琴艺与书法。顾雍“专一清静，敏而易教”，深得蔡邕赏识，蔡邕不仅将自己的名字（“邕”与“雍”同音）赠予他，更取字“元叹”，意为“第一赞叹”的弟子，《吴录》记载蔡邕曾断言：“卿必成雅器，今以吾名与卿”。这段求学经历塑造了顾雍沉稳内敛的性格，也为他日后在鄂州推行文治教化埋下了伏笔。在武昌的丞相府中，他珍藏着蔡邕赠予的“焦尾”琴仿品与《劝学篇》手札，时常临摹研习，其书法兼收蔡邕隶书的庄重与篆书的古朴，形成了独特的“雍体”风格，成为当时武昌文人争相效仿的典范。
二、文治兴邦：筑就武昌盛世根基
顾雍在鄂州的十九年相位生涯，最显著的功绩便是以“静默辅政”的风格，推行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文治举措，让这座战时都城呈现出“吏民归服，郡界宁静”的安定局面。他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将民生治理与制度建设作为施政核心，在鄂州留下了诸多惠及后世的民生工程与政治遗产。
（一）劝农兴水：打造江东粮仓
三国时期，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境内湖泊密布，梁子湖、洋澜湖等水系为农耕提供了天然条件，但也面临着水患频繁、灌溉不便的难题。顾雍到任后，亲自走访武昌城郊的屯田区，发现军屯与民屯混杂，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粮食产量难以满足都城需求。为此，他向孙权上书《劝农兴水疏》，提出“分屯定界、修渠通湖、劝课农桑”三大举措，得到孙权全力支持。
在顾雍的主持下，鄂州启动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他首先划定梁子湖周边三万余亩土地为军屯区，将屯田兵与平民分区域耕作，避免争地纠纷 。随后，他征调民力开凿从梁子湖到长江的九十里长港，这条运河不仅解决了梁子湖周边农田的灌溉问题，还成为水军操练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至今鄂州长港镇仍沿用其故道。为了保障水利设施的长效运行，顾雍制定了《水官典》，设水曹掾专门管理运河、堤坝，规定“春修堤、夏防汛、秋清淤、冬固基”的四季养护制度，还将水利修缮成效纳入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 incentivizing各级官员重视农桑水利。
针对洋澜湖（古称南浦）季节性干涸的问题，顾雍借鉴陶侃筑塘卧水的经验，下令在湖边修筑围堰，储存长江汛期水源，使洋澜湖从季节性河流转变为常年蓄水的人工湖，周边千余亩旱地因此改为水田，盛产水稻、莲藕与鱼虾，成为武昌城的“菜篮子”与“鱼米仓”。他还推广“稻渔共生”的耕作模式，鼓励农民在稻田中养殖鲫鱼、鲤鱼，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提升了农户收入。为了推广先进耕作技术，顾雍在武昌城设立“农稷馆”，邀请江东老农与懂农技的官吏担任教官，向农民传授牛耕技术、育秧方法与病虫害防治经验，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农桑要术简编》，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指导生产。
在顾雍的治理下，鄂州的农业生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据《吴书》记载，武昌屯田区“亩收三斛，较往年增半”，梁子湖周边的军屯每年可为都城提供十万余石粮食，不仅满足了宫廷、官吏与军队的需求，还能储备应对灾荒的粮草。粮食的充足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武昌城从定都初期的不足万户，发展到赤乌年间的三万余户，市井交易日渐兴盛，形成了“朝市喧阗，舟楫辐辏”的繁华景象。
（二）法制革新：构建清明吏治
顾雍深知，乱世治国需“宽严相济”，过度严苛则民怨沸腾，过于宽纵则法令不行。他接任丞相时，东吴法令繁琐，刑罚偏重，百姓颇有怨言。一次孙权咨询朝政得失，辅吴将军张昭直言“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孙权默然不语，转而询问顾雍，他只淡淡回应：“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正是这简洁的附和，促使孙权下定决心启动法制革新。
作为法制革新的主导者，顾雍在鄂州主持修订了《吴律》，删减了原有法令中过于严苛的条款，将“连坐法”改为“首恶从重，胁从不问”，减轻了对轻罪的刑罚，同时明确了官吏的职责与奖惩标准。他强调“法不阿贵”，即使是王公贵族触犯法律，也需依法处置。为了确保法令的公正执行，顾雍在武昌设立“廷尉署”，选拔清正廉明的官吏担任廷尉、狱掾，要求他们“明察秋毫，不枉不纵”，还建立了“疑案复核制”，凡涉及死刑的案件，需上报丞相府复核后方可执行。
针对当时官场存在的贪腐问题，顾雍推行了严格的监察制度。他设立“御史台”，派遣御史巡查鄂州及周边郡县，查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官吏。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清廉自守，《三国志》记载他“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封爵之后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府中没有奢华的陈设，饮食起居与普通官吏无异。有一次，武昌一个县令为求晋升，向顾雍献上一箱珠宝，顾雍当即拒绝，并将其革职查办，还在朝堂上强调：“为官者当以清廉为本，若贪赃枉法，虽位高权重，必严惩不贷”。在他的倡导下，东吴官场形成了“清廉为荣，贪腐为耻”的风气，《江表传》称赞当时“吏治清明，鲜有贪墨”。
顾雍的法制思想还体现在对犯人的宽宥上。孙权晚年宠信酷吏吕壹，任其中书典校文书，吕壹趁机作威作福，诬陷大臣、牟取暴利，顾雍也遭其告发而受到谴责。后来吕壹罪行败露被收押廷尉，顾雍亲自审理此案，面对昔日构陷自己的囚犯，他并未疾言厉色，反而和颜悦色地询问案情，临走时还问道：“君意得无欲有所道？”给予吕壹辩解的机会 。当尚书郎怀叙当面辱骂吕壹时，顾雍反而责备道：“官有正法，何至于此！”这份不计私怨、坚守法治的胸襟，令朝野上下无不敬佩。
（三）城建拓新：完善都城格局
作为孙吴的都城，武昌城的建设与规划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与民生的便利。顾雍担任丞相期间，主持了武昌城的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工程，使这座古城形成了“双城并列、水陆相依”的格局。
他首先加固了武昌城的城墙，将原来的土城墙改为砖石结构，城墙高三丈、宽两丈，周长约十里，设有五座城门，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正南门为“文昌门”，通往宫城与府衙；东门为“望京门”，远眺长江；西门为“望泽门”，连接梁子湖；北门为“安远门”，防御北方来敌；西南门为“临津门”，靠近长江码头。城墙之上设有瞭望塔、箭楼与烽火台，形成了完善的防御体系。
在城市内部，顾雍规划了整齐的街道布局，以丞相府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命名为“承贤街”与“崇礼街”，街道两旁铺设石板，设置排水沟渠，避免雨天泥泞。他还在城中设立了“市坊”，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离，规定“日中为市，日落闭坊”，既方便了百姓交易，又便于管理。市坊内设有米行、布庄、酒肆、茶馆等各类商铺，还专门开辟了“渔市”与“果市”，集中销售鄂州特产的鱼虾、莲藕、柑橘等物产。
为了满足都城居民的文化需求，顾雍在武昌城东南修建了“武昌学宫”，这是江东地区最早的官办学校之一。学宫占地面积十余亩，设有讲堂、藏书阁、宿舍等建筑，聘请名儒担任博士，教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还开设了法律、书法、琴艺等课程。顾雍时常亲自到学宫讲学，向学子们传授治国理念与为人之道，他强调“学以致用”，鼓励学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宫的设立，不仅为东吴培养了大批人才，更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江东的传播，使武昌成为当时南方的文化重镇。
此外，顾雍还主持修建了武昌宫的配套设施，包括祭祀天地的“圜丘”、祭祀祖先的“宗庙”以及供皇室游乐的“御花园”。御花园选址于洋澜湖畔，引湖水入园，开凿人工湖，种植荷花、柳树，修建亭台楼阁，成为孙权与群臣议事、休闲的场所。顾雍还在园中设立了“琴台”，闲暇时与文人雅士在此抚琴论道，留下了诸多文人雅事。
三、武功安邦：筑牢江东战略屏障
顾雍虽为文臣，却深谙“兵者，国之大事”的道理。他在鄂州执政期间，虽未亲赴沙场领兵作战，却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与务实的国防举措，为东吴构建了稳固的战略屏障，保障了武昌都城的安全，为江东霸业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战略布局：稳固荆楚防线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西接荆州，东连江东腹地，北望中原，是东吴防御曹魏与蜀汉的战略要地。顾雍深知，武昌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整个江东的存亡，因此他将“稳固荆楚防线”作为国防建设的核心。他向孙权提出“联蜀抗曹，固守荆襄”的战略方针，主张与蜀汉修复关系，共同对抗曹魏，同时加强荆州与武昌的联防，形成“首尾呼应”的防御体系。
在夷陵之战后，吴蜀关系破裂，曹魏趁机南下，江东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顾雍力排众议，上书孙权《请复联蜀疏》，指出“蜀吴唇齿相依，若蜀亡，则吴必孤，唇亡齿寒，不可不察”。他建议派遣使者前往蜀汉，修复同盟关系，共同抵御曹魏。孙权采纳了顾雍的建议，派遣邓芝出使蜀汉，最终促成了吴蜀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使东吴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困境。
为了加强武昌与荆州的联防，顾雍主持修建了从武昌到江陵的“沿江烽火台”，每隔三十里设一座烽火台，派士兵驻守，一旦发现敌军动向，便以烽火为信号传递军情，使两地能够迅速响应。他还优化了沿江守军的布防，将武昌守军分为水军与陆军，水军驻守长江沿岸的码头与要塞，陆军则驻扎在武昌城周边及梁子湖、洋澜湖等战略要地，形成了“水陆联防”的格局。
针对曹魏可能从襄阳南下的威胁，顾雍建议孙权加强江夏郡（今武汉江夏区）的防御，派遣大将周泰驻守江夏，修建城池、囤积粮草，并与武昌守军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提升协同作战能力。他还下令在武昌周边的山地设置要塞，派士兵驻守，形成了“城外有寨，寨外有堡”的纵深防御体系，使曹魏军队难以轻易突破。
（二）军屯戍边：保障军需供应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粮草供应是军队的生命线。顾雍在鄂州推行“军屯戍边”制度，让士兵“且耕且战”，既解决了军需供应问题，又巩固了边防。他将梁子湖周边的三万余亩土地划为军屯区，派遣三万余名士兵驻守屯田，规定士兵“春种秋收，冬夏练兵”，农忙时耕作，农闲时训练，战时则奔赴前线。
为了提高军屯的粮食产量，顾雍借鉴了民屯的成功经验，为军屯士兵配备了耕牛、农具与种子，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并派遣农官指导生产。他还制定了“军屯奖惩制”，规定士兵屯田“亩收三斛以上者，赏布一匹；亩收不足一斛者，罚戍边三月”，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生产积极性。据《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武昌军屯“岁收谷三十万斛”，不仅满足了武昌守军的粮食需求，还能支援荆州前线的军队。
除了粮食生产，顾雍还重视军事物资的储备与制造。他在武昌设立了“军器监”，专门负责兵器、铠甲、战船的制造，招募能工巧匠，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军器监制造的“楼船”，高十余丈，可容纳数百名士兵，配备了弓箭、投石机等武器，成为东吴水军的主力战船；制造的铠甲采用鱼鳞甲片，防护性能优良，深受士兵喜爱。顾雍还在武昌城设立了“粮仓”与“武库”，储存粮食、兵器、铠甲等物资，派专人管理，定期检查，确保战时能够及时供应。
（三）安抚蛮夷：促进民族融合
当时的鄂州及周边地区，居住着山越等少数民族，他们民风剽悍，时常起兵反抗东吴的统治，成为影响地方稳定的重要因素。顾雍认为，对少数民族不能一味镇压，而应采取“安抚为主，镇压为辅”的策略，通过招抚、教化等方式，促进民族融合，实现长治久安。
他向孙权上书《安抚山越策》，提出“招抚流民，设置郡县，推广教化，减免赋税”四项举措。孙权采纳后，顾雍派遣使者前往山越部落，向他们宣传东吴的政策，承诺只要归服，便给予土地、农具与种子，减免三年赋税，并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拒不归服的部落，顾雍则派遣军队进行讨伐，但规定“诛其首恶，胁从不问”，避免滥杀无辜。
为了更好地管理归服的少数民族，顾雍在鄂州周边设立了蕲春、寻阳等郡县，将山越部落民众迁徙至平原地区，与汉族民众杂居，鼓励他们学习农耕技术与汉族文化。他还在这些地区设立了“教化馆”，派遣官吏与儒生，向少数民族民众传授儒家伦理、法律知识与生产技能，帮助他们融入东吴社会。
在顾雍的努力下，大量山越民众归服东吴，仅武昌周边就有五万余名山越人编入户籍，成为东吴的编户齐民。他们不仅为东吴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兵源，还带来了独特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习俗，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归服的山越人“耕桑自给，不输赋税者三年，后渐成编户，为吴之藩篱”，成为保障鄂州及周边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四、慧眼识珠：构建江东人才梯队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顾雍深知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在鄂州执政十九年，始终坚持“随能所任，心无适莫”的用人原则，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构建了完善的江东人才梯队，为东吴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一）不拘一格：广纳天下贤才
顾雍选拔人才，从不以门第、出身为标准，而是注重才能与品行，无论是江东士族、寒门子弟，还是外来流民、归降将领，只要有真才实学，便会得到重用。他在武昌设立“荐贤馆”，鼓励各级官吏与民间士人推荐人才，规定“荐贤得当者，赏；荐贤失实者，罚”，同时亲自走访民间，发掘隐藏在市井乡野的贤才。
陆逊是顾雍举荐的最著名的人才之一。陆逊出身江东士族，但早年家境贫寒，曾在孙权幕府担任幕僚，未受重用。顾雍发现陆逊“有雄才大略，善谋略，晓兵事”，便向孙权极力举荐，称其“可当大任，若委以重任，必能为吴国立功”。孙权采纳了顾雍的建议，任命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后又晋升为偏将军、右部督。在顾雍的悉心培养与提携下，陆逊逐渐成长为东吴的名将，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为东吴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更是接替顾雍担任丞相，成为东吴的核心重臣。
除了陆逊，顾雍还举荐了吕岱、潘浚、诸葛瑾等一批能臣良将。吕岱出身寒门，曾担任余姚县长，顾雍发现他“有干略，善治民”，便举荐他担任昭信中郎将，后来吕岱率军平定交州，安抚岭南各族，为东吴开拓了南方疆土；潘浚为人正直，颇有才干，顾雍举荐他担任治中从事，后晋升为太常，成为东吴的重要谋士；诸葛瑾为避战乱来到江东，顾雍赏识其“谨厚诚信，善于外交”，举荐他担任长史，后来诸葛瑾多次出使蜀汉，为修复吴蜀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顾雍不仅善于举荐人才，还注重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他推行“试职制”，对于新举荐的人才，先授予临时职务，考察其政绩与能力，若表现优秀，则正式任命；若表现不佳，则调整岗位或免职。这种用人制度既保证了官员的质量，又为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机会，使东吴的官僚体系始终保持着活力。
（二）悉心培养：传承治国理念
顾雍对于选拔出来的人才，不仅委以重任，还悉心培养，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与为官之道传承给他们。他在武昌丞相府设立“辅政堂”，定期召集朝中大臣与地方官吏，讨论朝政得失，传授治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辅政讲学”制度。
在辅政堂的讲学中，顾雍强调“为官者当以民为本，清廉自守，务实为政”。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治政经验，向官员们传授“治民之术”，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明察秋毫，不枉不纵”。他还要求官员们“深入民间，了解疾苦”，规定“郡县官吏每月需下乡走访三次，收集民间意见，上报丞相府”。
顾雍对下属的要求十分严格，注重细节培养。他要求官员们“勤于政务，不避繁琐”，“言辞谨慎，三思而后行”。有一次，一位新任命的县令向顾雍请教治县之道，顾雍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只是告诉他“每日清晨检视县府公文，午后下乡走访，傍晚处理民事，夜间研读律法，如此三年，县境自安”。这位县令按照顾雍的教导行事，三年后果然将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了孙权的嘉奖。
对于自己的晚辈，顾雍更是严格要求，注重家风传承。他的长子顾邵，年少时便有才名，顾雍却从不溺爱，而是对其严加管教。顾邵担任豫章太守时，顾雍时常写信告诫他“为官者当清正廉洁，不可恃势欺人，要善待百姓，勤于政事”。在顾雍的教导下，顾邵在豫章太守任上“政绩卓著，吏民爱戴”，可惜英年早逝。顾雍的孙子顾谭，时任选曹尚书，深受孙权重用，一次在孙权举办的宴会上，顾谭饮酒过量，起舞不止，无法制止。顾雍当时虽未发作，但内心极为不满。次日便召来顾谭严厉斥责：“君王以忍辱负重为德，臣下以恭敬谨慎为节。你无汗马功劳，仅凭门第受宠，却恃恩忘敬，败毁吾家族者必是你！”说罢转身向壁而卧，不再理会顾谭，让他在一旁悔恨站立整整一个时辰。这番严厉教诲，既体现了顾氏家族的家风传承，也展现了他对晚辈恪守臣节的严格要求。
（三）知人善任：发挥人才所长
顾雍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根据人才的特点与专长，安排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常说：“人才各有长短，用人当取其长，避其短，如此方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诸葛瑾为人谨慎，善于外交，顾雍便建议孙权任命他为外交使节，多次出使蜀汉，修复吴蜀关系，诸葛瑾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口才，成功化解了多次外交危机，为东吴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吕岱勇猛善战，善于领兵，顾雍便举荐他担任将领，率军平定交州、讨伐叛乱，吕岱不负所望，立下了赫赫战功；潘浚为人正直，善于断案，顾雍便任命他为治中从事，负责审理案件，潘浚公正执法，深得百姓信任。
顾雍还注重人才的合理搭配，使各级官员能够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在武昌的政务管理中，他让擅长民政的官员负责农业生产与民生治理，让擅长军事的官员负责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让擅长法律的官员负责司法审判与法令执行，形成了“各尽其责，相互配合”的政务运行机制。这种合理的人才搭配，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使武昌的治理井井有条。
在顾雍的努力下，东吴形成了“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的局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主持政务，为东吴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王夫之曾盛赞：“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这份赞誉背后，离不开顾雍培养的人才团队的默默耕耘。
五、文韵流芳：诗词琴书传千古
顾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颇具造诣的文学家、书法家与琴师。他在鄂州的岁月里，留下了诸多诗词、书法作品与琴曲，这些作品既展现了他的文人情怀，也反映了当时武昌的文化繁荣，成为鄂州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诗词创作：寄情山水，明志抒怀
顾雍的诗词作品，多以寄情山水、明志抒怀为主题，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深远，虽流传至今的不多，但从历代文人的引用与评述中，仍能感受到其文学魅力。
据《吴书·顾雍传》记载，顾雍在武昌期间曾创作《武昌赋》，这篇赋描写了武昌的山川形胜、宫阙楼台与市井繁华，抒发了自己辅佐孙权、治理江东的壮志豪情。赋中写道：“武昌形胜，襟江带湖，控荆襄而引吴越。宫阙巍峨，临碧水之悠悠；市井喧阗，映朝日之昭昭。农桑遍野，谷粟盈仓；商旅辐辏，货殖流通。吾辅吴侯，治此名城，愿致四海升平，百姓安乐，永固江东之基业”。这篇赋语言华丽，气势恢宏，展现了顾雍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抱负，可惜原文已失传，仅存部分片段被《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典籍引用。
顾雍还创作了多首五言诗，其中《述志诗》流传最广。诗中写道：“寡言非木讷，静默蕴深思。治世当务实，为政贵清廉。农桑安社稷，教化育民心。愿效南山松，坚贞守本心”。这首诗简洁明快，直抒胸臆，展现了顾雍沉稳内敛的性格、务实清廉的为政理念与坚贞不屈的品格，被后世文人广为传颂。
此外，顾雍还创作了《琴歌》《农谣》等作品。《琴歌》是他抚琴时所作，歌词为：“焦尾清音，洗我尘心。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辅政安邦，任重道远。愿此琴声，通于神明”，表达了他通过琴音净化心灵、坚守治国理想的情怀；《农谣》则是他走访民间时所作，语言通俗，朗朗上口，描写了农民耕作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怀。
顾雍的诗词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文人多有引用与和作。唐代诗人孙元晏创作《吴·顾雍》一诗，赞曰：“赞国经纶更有谁，蔡公相叹亦相师。贵为丞相封侯了，归后家人总不知”，赞扬了顾雍的治国才能与清廉品格；宋代诗人苏轼在《往在东武与人往反作粲字韵诗四首》中写道：“中郎老不遇，但喜识元叹”，将顾雍与蔡邕的师徒情谊传为千古佳话；明代诗人王世贞在《送顾文学归吴下》中写道：“吾念顾元叹，浮名众与同。舍从弹铗幸，文向斲轮工”，表达了对顾雍文学才华的敬佩。
（二）书法造诣：承蔡邕风骨，创雍体风格
顾雍的书法造诣深厚，早年师从蔡邕，深得蔡邕书法的精髓，后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雍体”风格。他擅长隶书、篆书与楷书，其书法作品“庄重古朴，笔法遒劲，结构严谨，气韵生动”，成为当时武昌文人争相效仿的典范。
顾雍在武昌期间，留下了诸多书法作品，包括碑刻、书简、匾额等。他为武昌学宫题写的匾额“武昌学宫”四字，采用隶书书写，字体端庄大气，笔法雄浑有力，至今仍被鄂州博物馆收藏；他为武昌城文昌门题写的“文昌门”匾额，采用篆书书写，字体古朴典雅，线条流畅自然，展现了篆书的独特魅力。
顾雍的书简作品也颇具特色，他在处理政务时，经常以书简的形式与官员们交流，这些书简不仅内容详实，书法也十分精美。据《吴录》记载，顾雍的书简“字迹工整，笔法娴熟，虽为公务文书，却颇具艺术价值”。他的书简多采用楷书书写，字体规范，结构匀称，便于阅读，同时又不失艺术美感，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特点。
顾雍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临摹顾雍的书法作品，并称赞其“笔法遒劲，气韵生动，可为后世楷模”；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也深受顾雍书法的影响，其楷书作品中蕴含着顾雍书法的庄重古朴之风。如今，鄂州的许多历史遗迹中仍能看到顾雍书法的痕迹，如武昌城遗址的碑刻残片、鄂州博物馆收藏的书简拓片等，这些作品成为研究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琴艺传承：续焦尾雅韵，奏治世清音
顾雍的琴艺师从蔡邕，深得蔡邕琴艺的精髓，他弹奏的琴曲“清越沉稳，意境深远”，既能抒发个人情怀，又能反映治国理念，成为当时武昌文人雅士追捧的艺术形式。
顾雍在武昌丞相府中珍藏着一把蔡邕赠予的“焦尾”琴仿品，这把琴虽非蔡邕亲手制作的“焦尾”琴真品，却也选材精良，工艺精湛，音色优美。顾雍每日处理政务之余，便会在思贤堂中抚琴明志，他弹奏的琴曲多为蔡邕所传，如《广陵散》《梅花三弄》《高山流水》等，同时也创作了《治世操》《民生引》等具有自己风格的琴曲。
《治世操》是顾雍的代表作之一，这首琴曲旋律庄重舒缓，节奏平稳有序，表达了他“治国安邦，百姓安乐”的政治理想。据《琴史》记载，顾雍弹奏《治世操》时，“琴声清越，如沐春风，闻者无不感怀”。孙权曾多次前往丞相府聆听顾雍弹奏这首琴曲，并称赞道：“听顾公弹琴，如闻治世之音，令人心旷神怡”。
《民生引》则是顾雍走访民间后创作的琴曲，这首琴曲旋律质朴自然，节奏轻快流畅，描写了农民耕作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怀。顾雍常说：“琴音不仅可以修身养性，还可以反映民生疾苦，为政者当从琴音中体悟民心”。
顾雍的琴艺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武昌期间，曾将琴艺传授给许多文人雅士与官员，推动了琴艺在江东的传播。唐代琴师赵耶利曾评价顾雍的琴艺：“顾公琴艺，承蔡邕之精髓，创江东之雅韵，可为琴坛宗师”；明代琴师杨抡在《太古遗音》中也收录了顾雍的《治世操》，并称赞其“意境深远，堪称琴曲典范”。
六、千年遗痕：武昌故地觅雍踪
顾雍在鄂州执政十九年，留下了诸多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这些遗迹与传说共同构成了鄂州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跨越千年依旧诉说着这位丞相的治世传奇。
（一）历史遗迹：见证相业兴衰
鄂州作为孙吴故都，现存的许多历史遗迹都与顾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遗迹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能够让人们感受到顾雍当年的治世气息。
武昌城遗址是最具代表性的遗迹之一，这座遗址位于今鄂州老城区，是三国时期孙吴的都城所在地，也是顾雍执政的核心区域。遗址内的丞相府旧址、武昌学宫旧址、文昌门遗址等，都见证了顾雍的相业兴衰。如今，武昌城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设立了展示馆，通过文物、图片、模型等形式，展示了顾雍在鄂州的执政历程与治世功绩。
顾雍相府旧址位于武昌城遗址核心区域，今鄂州古楼街一带。据《吴书》记载，相府规制简约，分为前堂、后宅与思贤堂三部分，前堂用于处理政务，后宅用于居住，思贤堂用于研读经史、抚琴论道。如今，相府旧址虽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大量三国时期的砖瓦、陶器与碑刻残片，这些文物为研究顾雍的生活与执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武昌学宫旧址位于今鄂州一中校园内，是顾雍主持修建的官办学校。遗址内保存有当年的讲堂地基、藏书阁遗址与碑刻残片，其中一块碑刻残片上刻有“武昌学宫”四字，经考证为顾雍亲笔题写。如今，鄂州一中校园内仍保留着“学宫路”“明伦堂”等与三国文化相关的名称，传承着顾雍重视教育的理念。
长港与洋澜湖是顾雍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遗迹，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长港连接梁子湖与长江，是当年顾雍为解决灌溉与运输问题而开凿的运河，如今仍是鄂州重要的灌溉与航运通道；洋澜湖经过顾雍的治理，成为常年蓄水的人工湖，如今已成为鄂州的重要景观与生态保护区，湖边的“琴台”遗址，相传便是顾雍当年与文人雅士抚琴论道的地方。
（二）民间传说：传承相业佳话
顾雍在鄂州的治世功绩与高尚品格，被当地百姓口耳相传，形成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既体现了百姓对顾雍的爱戴与敬仰，也丰富了鄂州的三国文化内涵。
“顾雍问农”的传说在鄂州流传甚广。相传顾雍每日处理完政务后，都会微服走访武昌城郊的农田，向农民询问耕作情况与民生疾苦。一次，他在走访时发现一位老农因水稻病虫害而愁眉不展，便立即召集农官与农技人员，研究防治方法，并将自己编写的《农桑要术简编》赠予老农。在顾雍的帮助下，老农的水稻获得了丰收，为了感谢顾雍，老农带着新收获的大米前往丞相府，顾雍推辞不过，便以市场价买下了大米，并将其分给府中仆人。这个传说展现了顾雍对民生的关怀与亲民作风。
“雍门拒礼”的传说也广为流传。相传一位商人想在武昌城开设酒肆，为了获得官府的照顾，便准备了一箱珠宝前往丞相府行贿。顾雍得知后，亲自在府门前迎接，明确表示“为官者当清廉自守，不可收受民财”，并拒绝了商人的珠宝。商人深受感动，便按照规定办理了开店手续，诚信经营，后来成为武昌城有名的富商。这个传说展现了顾雍的清廉自守与正直品格。
“琴定民心”的传说则充满了传奇色彩。相传武昌城曾遭遇一场严重的旱灾，粮食减产，百姓人心惶惶。顾雍得知后，一方面组织官员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另一方面在洋澜湖琴台上抚琴，弹奏《民生引》等琴曲。百姓们听到琴曲后，感受到了顾雍的关怀与安抚，人心逐渐稳定下来。不久后，天降甘霖，旱灾解除，百姓们纷纷称赞顾雍“琴音通神，为民祈福”。这个传说展现了顾雍的文人情怀与治理智慧。
（三）文化传承：千年文脉永续
顾雍的治世理念、高尚品格与文化成就，对鄂州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鄂州已将三国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核心品牌，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与弘扬顾雍的精神遗产。
鄂州博物馆设立了专门的三国文化展厅，展示了顾雍的生平事迹、治世功绩与文化成就，收藏了与顾雍相关的文物、图片、书法作品等，成为人们了解顾雍与三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厅内的顾雍雕像，神态沉稳，目光坚定，再现了这位丞相的风采；展厅内的互动体验区，还设置了书法临摹、琴曲欣赏等项目，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顾雍的文化魅力。
鄂州还定期举办三国文化旅游节，通过开展三国文化论坛、书法绘画展览、琴艺表演、民间传说演绎等活动，传承与弘扬三国文化。在三国文化旅游节期间，鄂州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顾雍的治世理念、人才培养、文化成就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推动三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同时，还会组织民间艺人，演绎与顾雍相关的民间传说，让游客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感受顾雍的高尚品格。
此外，鄂州的许多学校也将顾雍的故事与精神纳入校本课程，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等形式，向学生传承顾雍的务实精神、清廉品格与重视教育的理念。鄂州一中在校园内设立了“顾雍文化墙”，展示顾雍的生平事迹与名言警句；鄂州实验小学开展了“学习顾雍，争做美德少年”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顾雍的高尚品格。
七、历史回响：千古名相的精神遗产
顾雍在鄂州的十九年相业，不仅塑造了孙吴的政治格局，促进了鄂州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成为后世为官者的典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雍的务实精神是其精神遗产的核心。他在鄂州执政期间，始终坚持“务实为政”的理念，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而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推行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他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先进技术，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革新法制，减轻刑罚，打击贪腐，让官场能够清明廉洁；他加强国防，安抚蛮夷，让国家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务实精神，不仅为东吴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为官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顾雍的清廉品格也备受后世推崇。他一生清廉自守，不贪赃枉法，不接受贿赂，封爵之后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家人甚至不知其封爵之事。他以身作则，为东吴的官员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官场风气的改善。这种清廉品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官者的道德标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顾雍的人才理念同样值得后世借鉴。他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选拔人才注重才能与品行，不看重门第与出身；他注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他们能够人尽其才。这种人才理念，为东吴构建了完善的人才梯队，也为后世的人才选拔与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顾雍的文化情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重视教育，修建学宫，推广教化，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江东的传播；他在诗词、书法、琴艺等方面的成就，丰富了三国时期的文化内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文化情怀，激励着后世文人雅士追求更高的文化境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乾隆帝曾评价：“周瑜、鲁肃、张昭、顾雍、陆逊皆被擢用，于是成鼎足之势，开有吴之基”，将顾雍列为奠定东吴基业的核心功臣之一。千年后的今天，漫步鄂州古城，长江依旧奔腾不息，梁子湖、洋澜湖依旧碧波荡漾，武昌城遗址的残垣断壁诉说着昔日的繁华，顾雍的故事与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顾雍用沉默的智慧、坚定的操守、务实的治绩与深厚的文化素养，在鄂州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不仅是鄂州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务实、清廉、进取、向善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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