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子发消息：今年春节去哥家，14口人！我秒回：抱歉，房子卖了
周振华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等它响了七八声，才拿起来接通。
“喂？”
“嫂子！”周振华的声音又高又急，背景音里有小孩的哭闹和电视广告声，“你刚发那信息啥意思？房子卖了？开玩笑的吧？什么时候的事？大哥知道吗？”
问题像连珠炮。
我走到厨房，把炖汤的火关小。砂锅里的汤安静下来，只剩细微的咕嘟声。
“就这两天的事。”我说，“景明知道的。”
“不是……这不对啊！”周振华的声音更急了，“你们那房子不是还有贷款吗？怎么说卖就卖了？卖了你们住哪儿？而且这马上过年了，我们都计划好了，车票我都看好了，孩子们都盼着去城里大伯家玩呢！你这突然说房子卖了，我们这……这怎么办？”
我靠在料理台边沿，冰凉的瓷砖硌着腰。
“今年确实不方便。”我说，“你们可以在老家过年，或者去酒店。市里酒店春节应该不难订。”
“酒店？”周振华像是听到了什么荒唐话，“十四口人去酒店？那得多少钱？而且过年哪有不住家里住酒店的？一点年味都没有！嫂子，你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之前妈说的那些话？”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妈就是嘴快，没坏心。她说那些什么‘没孩子家里冷清’、‘房子大了也空荡’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老人家嘛，思想传统，就喜欢儿孙满堂热热闹闹的。”
我没说话。
水龙头有点漏水，水滴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规律而清晰的滴答声。一声，两声，三声。像秒针在走。
“嫂子？你在听吗？”
“在听。”我说，“跟妈说的话没关系。就是房子卖了，不方便接待。抱歉。”
我挂了电话。
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扣在台面上。汤的香味更浓了，当归的药味混着鸡肉的醇厚，是周景明从小到大熟悉的味道。他说过，小时候只有生病了，妈妈才会炖当归鸡汤，那是“病号的特权”。结婚后，我每个月都会炖一两次，好像这样就能弥补些什么。
玄关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周景明回来了。
他推开门，带着一身室外的寒气。深灰色羽绒服肩上落着细小的水珠，不知道是雨还是雪。他低头换鞋，侧脸在玄关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有点疲惫，眼下的阴影很重。
“回来了。”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外面好像要下雨。”
他脱掉外套走过来，闻到厨房的味道：“炖汤了？”
“当归鸡汤。”
他脚步顿了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快，快得几乎抓不住。“哦，好。”
他去洗手，水流声哗哗地响。我盛了两碗汤放在餐桌上，热气袅袅上升，在灯光下变成模糊的雾。我们面对面坐下，像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
他低头喝汤，喝得很慢。
我看着他头顶的发旋，那里有几根白头发，藏在黑发里，不明显，但确实存在。我们结婚八年，他从一个头发浓密、笑起来眼角没有纹路的青年，变成了现在这个会在周末早晨对着镜子拔白头发的中年男人。
“振华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眼睛还盯着碗里的汤。
“嗯。”
“他说你告诉他房子卖了。”
“嗯。”
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平时看起来很温和，此刻却有点紧。“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我说。
“我们什么时候卖房子了？”他的声音提高了一点。
“今天下午签的意向合同。”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推到他面前。“买主是楼下的王教授一家，他们儿子要结婚，想买同小区房子方便照应。价格比市场价高百分之五，全款付清。我觉得条件不错。”
周景明盯着那张纸，像是不认识上面的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你……你一个人去签的？”
“中介在场，王教授夫妇也在。”我说，“我咨询过律师，夫妻共同财产，一方签字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效。当然，最终合同需要你补签。但意向金他们已经打了，十万，在我卡里。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手指无意识地捏着汤勺，指关节微微发白。
“林薇，”他叫我的全名，声音很沉，“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过。”我说，“上个月，还有上上个月。我说房子太大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打扫起来累，物业暖气费也高。你说‘再看看吧，卖了买哪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那是——”
“你那是拖延。”我打断他，“就像我们讨论要不要做试管，要不要领养，要不要换个城市生活一样。所有的讨论最后都变成‘再看看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餐厅里安静下来。
只有汤的热气还在无声地上升，然后消散在空气里。窗外的天完全黑了，对面楼的灯光更多了，一格一格的，像无数个小小的、互不相通的舞台。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逼我？”周景明放下汤勺，金属碰到瓷碗，发出清脆的一声。“卖房子？还选在春节前？你知道振华他们早就计划好要来过年的。”
“我知道。”我说，“去年也是十四口人，前年也是。大前年你爸还在的时候，是十六口。我们家的春节，从来都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春节。”
他沉默了。
去年春节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家里就变成了嘈杂的集市。三个孩子满屋跑，尖叫，打闹，打碎了我母亲留给我的一只青瓷花瓶。大姑姐二姑姐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高声聊天，油烟气弥漫整个房子。婆婆坐在客厅主位上，指挥我去拿这个拿那个，“薇薇，再添点茶。”“薇薇，瓜子没了。”“薇薇，孩子尿裤子了，找条裤子来换。”
周景明呢？
他陪他爸和妹夫们喝酒，打牌，看电视里的春节晚会。笑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像个服务员，穿梭在各个房间之间，收拾残局，补充物资，安抚哭闹的孩子。午夜十二点，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时，我正在卫生间里清洗小侄子吐在地毯上的奶渍。
周景明喝得微醺，推开卫生间的门，看到我跪在地上用刷子刷地毯。
“怎么在这？”他问，带着酒气。
“马上好。”我说。
他看了我几秒，说：“辛苦了。”然后关上门走了。
那句“辛苦了”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我沾满清洁剂泡沫的手上，一点重量都没有。
“所以你是故意的。”周景明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选在春节前卖房子，就是为了不让他们来过年。”
“我是为了我们。”我说，“或者说，为了我自己。周景明，我累了。”
这句话说出口，竟然有种奇异的轻松感。
像是一直憋在胸口的一团乱麻，终于找到线头，可以一点一点抽出来了。
“八年了。”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一直在努力扮演一个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我炖你爱喝的汤，记你所有家人的生日和喜好，春节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年货，把客房布置得舒舒服服，买好孩子们爱吃的零食玩具。我甚至学会了做你老家那些复杂的年菜，就为了让你妈说一句‘还算有我们那边的味道’。”
我停下来，吸了一口气。
“但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永远需要打扫的房子，一个永远在‘再看看’的丈夫，一个永远被当作背景板的身份。周景明，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累的。”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他看起来突然老了很多，不是外貌上的老，而是某种精气神被抽走后的疲惫。
“你从来没说过……”他低声说。
“我说过。”我说，“用各种方式说过。我说‘今年能不能就我们两个人过个年’，你说‘那怎么行，爸妈会失望’。我说‘打扫房子太累了，请个保洁吧’，你说‘没必要，你收拾得挺干净的’。我说‘我想要个孩子，哪怕领养也好’，你说‘领养的孩子不亲，再说吧’。”
我笑了笑，那笑容大概很难看。
“你看，我说过的。只是你从来没有真正听过。”
窗外开始下雨了。
细密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有车灯划过，光线被雨水晕染成模糊的光晕。
周景明低下头，双手捂住脸。他的肩膀微微塌下去，那个总是挺直的背脊，此刻弯出了一个脆弱的弧度。
我们就这样坐着。
汤凉了，表面的油凝固成一层薄薄的白膜。热气散尽后，当归的药味变得有点涩，有点苦。
“房子……”他终于开口，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真的卖了？”
“意向合同签了。”我说，“你有一周时间考虑。签，我们就开始办手续，找新房子。不签，我赔二十万违约金，然后我们离婚。”
“离婚”两个字说出口，比想象中平静。
像早就写好判决书的法官，终于当庭宣判。没有激动，没有颤抖，只有尘埃落定的清晰。
周景明猛地抬起头，眼睛红了。
“你要离婚？”
“如果你选择不签合同，不改变，那么是的。”我说，“周景明，我不是在威胁你。我是在给你，也给我自己，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把那张意向合同又往他那边推了推。
“签了它，意味着我们承认现状有问题，并且愿意改变。不签，意味着你选择维持现状，而我选择离开。很简单。”
他盯着合同，像盯着一条蛇。
“新房子……你打算买什么样的？”
“小一点的。”我说，“两居室就够了。朝南，有个小阳台，可以种点花。离我公司近一点，这样我不用每天挤一个多小时地铁。物业负责保洁的那种小区，我们都不用再为谁打扫卫生争吵。”
“那……我上班就远了。”
“你可以选择继续住这里附近，买你自己的房子。”我说，“这是我们的婚姻，不是你们周家的集体宿舍。我需要被看见，被听见，被当作一个平等的、有自己需求和边界的个体来对待。而不是一个永远在提供服务的NPC。”
周景明盯着合同，又盯着我，像第一次真正看见我一样。
“你……你这些话，为什么以前不说？”
“我说过。”我笑了，有点苦涩，“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很多次。我说‘今天好累’，你说‘谁不累呢’。我说‘春节我们能不能两个人过’，你说‘那怎么行，爸妈会难过’。我说‘我想要个孩子，我们试试试管吧’，你说‘成功率那么低，别折腾了’。”
我摇摇头。
“周景明，听见和听懂是两回事。你听见了我的话，但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或者说，你听懂了，但你觉得不重要。你觉得我的累可以忍忍，我的孤独可以克服，我想要孩子的渴望可以放放。因为对你来说，维持现状更容易，更省事，更不会引发家庭矛盾。”
他哑口无言。
餐厅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已经七点半了。汤快凉了，表面的油凝固成一层薄薄的膜，在灯光下泛着微光。
“先吃饭吧。”我说，“汤要凉了。”
我们默默地喝完汤。我收拾碗筷去厨房洗，周景明坐在餐桌边没动。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洗洁精的泡沫在碗碟上堆积，又一个个破裂。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夜空是深蓝色的，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光污染在云层上涂抹出一片朦胧的橙红。
洗好碗，擦干手，我回到餐厅。
周景明还坐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意向合同，纸张边缘已经被他捏皱了。
“新房子，你想找什么样的？”他忽然问，声音沙哑。
我愣了一下。
“小一点的，两居室就够了。离我公司近一点，你开车上班，远点没关系。要有阳台，可以种点花。物业负责清洁公共区域的那种，我不想再一个人打扫整个房子。”
“好。”他说。
这个“好”字很轻，但又很重。
“那过年的事……”他抬起头看我，“振华他们那边，怎么交代？”
“你来说。”我说，“告诉他们是你的决定。房子卖了，暂时借住在朋友家，不方便接待。如果他们还坚持要来，我们可以帮忙订酒店，但费用自理。春节假期，我们有别的安排。”
“什么安排？”
“还没想好。”我说，“也许出去旅行，也许就在家待着，也许各做各的事。但总之，不是招待十四个人。”
周景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周振华的电话。开了免提。
“大哥！”周振华的声音立刻传来，背景音还是那么吵，“你跟嫂子怎么回事啊？房子真卖了？这不开玩笑吗？妈都急死了，说你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钱不够用还是怎么了？要真缺钱你说话啊，咱们是一家人——”
“振华。”周景明打断他，声音很平静，“房子确实要卖，已经在走程序了。今年过年你们别过来了，我们这边不方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不是……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方便？往年不都好好的吗？是不是嫂子跟你说什么了？我就知道，她肯定是因为妈那些话生气了，女人家心眼小——”
“振华。”周景明的声音沉下来，“跟你嫂子没关系。是我的决定。我们结婚八年，每一年春节都在招待一大家子人，薇薇从来没说过什么，但我不该把这当作理所当然。”
他顿了顿，我听见他深吸一口气。
“今年我们想自己过。你们在老家陪妈好好过年，或者去酒店，费用我来出。”
“大哥！”周振华急了，“你这……你这叫什么事啊？一家人过年哪有去酒店的？而且妈年纪大了，就盼着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你这突然说不让来，她得多伤心啊？爸走了以后，妈就指着过年这几天——”
“妈那边我会打电话说。”周景明说，“就这样吧，挂了。”
他挂了电话。
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还亮着，显示通话结束。他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
我看着他的侧脸。他下颌线绷得很紧，腮帮微微鼓起，像是在咬牙。这是他紧张或生气时的习惯动作。结婚第一年我就发现了。
“你妈那边，我来说吧。”我说。
他转头看我，眼神复杂。
“不用。”他说，“我自己说。有些话，确实该我说。”
他拿起手机，走到阳台去打电话。玻璃门拉上，隔音很好，我听不见他说什么，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站得很直，肩膀却微微垮着，像扛着什么重物。
我坐在餐厅里，等。
墙上的钟走得很慢，每一秒都拖得很长。我盯着钟摆左右摇晃，想起结婚那年，我妈送我们这个钟，说“钟声就是家声，走得稳，家就稳”。那时候我们刚搬进这个房子，一切都是新的，充满希望。我们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拥抱，说以后要在这里生两个孩子，养一只狗，周末请朋友来聚餐。
八年过去了。
没有孩子，没有狗，朋友聚会越来越少。只有每年春节准时涌入的亲戚，和越来越沉默的我们。
阳台门拉开了。
周景明走回来，脸色有点白。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说完了？”我问。
“嗯。”他坐下来，双手搓了搓脸，“我妈哭了。”
我没说话。
“她说我娶了媳妇忘了娘，说我不孝，说爸要是还在肯定会被我气死。”他苦笑了一下，“还说……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同意我们结婚。”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细细密密的疼。
“你怎么说？”
“我说，薇薇是我选的妻子，这些年她做得够多了。我说我们也是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说如果她觉得我不孝，那我也认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得更厉害了。
“薇薇，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
这个问题猝不及防。
我看着他，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八年的男人。他眼角的皱纹，他发间的白发，他此刻眼神里的迷茫和脆弱。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他骑自行车载我穿过大学的林荫道，风把他的白衬衫吹得鼓起来，他回头对我笑，说“抱紧点，要下坡了”。
那时候的他，眼睛里有光。
现在那光还在，但被一层厚厚的疲惫和麻木盖住了，像蒙尘的玻璃。
“你只是习惯了。”我说，“习惯了被爱，习惯了被照顾，习惯了把所有难题都往后推。我也是，我习惯了付出，习惯了忍耐，习惯了把委屈吞下去然后告诉自己‘这就是婚姻’。”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手轻轻放在他肩上。
“但我们不能再这样习惯了。景明，习惯会杀死一切的。”
他肩膀颤了一下。
然后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凉。
“合同我签。”他说，声音很低，但很清晰，“房子卖了，我们重新开始。找个小的，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好。”我说。
那一晚，我们没再多说什么。
但家里的气氛不一样了。那种沉闷的、压抑的、像梅雨天一样湿漉漉的氛围，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空气开始流动。
第二天是周六。
周景明起得比平时晚。我做好早餐时，他才从卧室出来，头发乱糟糟的，穿着那件领口已经磨得起毛的旧睡衣。他走到餐桌边，看了看盘子里的煎蛋和吐司，又看了看我。
“早。”他说。
“早。”我说，“咖啡在壶里。”
他倒了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晨光从阳台照进来，在餐桌上切出一块明亮的光斑。我们安静地吃早餐，但这次的安静不像是沉默，更像是一种默契的休战。
“今天有什么安排？”他问。
“中介约了十点，带王教授他们再来看一次房。”我说，“下午我想去看看新房子，中介推荐了几个小区。”
“我跟你一起去。”
我看了他一眼。
“你周末不是要加班吗？”
“推了。”他说，“没什么紧急的事。”
我们吃完早餐，一起收拾。他洗盘子，我擦桌子。水声哗哗，抹布在桌面上画着圈，阳光在瓷砖上跳跃。很平常的场景，却有种久违的和谐。
九点半，门铃响了。
王教授夫妇来了，带着他们的儿子和未来儿媳。年轻人手拉着手，脸上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女孩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指着阳台说“这里可以放我的画架”，男孩指着书房说“这里改造成游戏室”。
王教授笑着对我说：“林老师，你们这房子保养得真好，一看就是用心打理的家。”
我笑了笑，没说话。
用心打理的家。是啊，八年，每一个角落都有我擦拭过的痕迹，每一件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但现在，我要把它交给别人了。
周景明陪王教授看水电线路，我带着女孩看厨房和储物间。女孩很活泼，叽叽喳喳地说着她的装修计划，要做什么开放式厨房，要打掉哪面墙，要装什么风格的灯。
“姐姐，你们为什么要卖房子啊？”她忽然问，“这房子多好啊，地段好，户型好，装修也新。”
我顿了顿。
“想换个小点的。”我说，“两个人住，太大了。”
“也是。”她点点头，挽住男朋友的手臂，“我们就想要个温馨的小窝，不用太大，够用就行。房子太大了空荡荡的，没人气。”
没人气。
这个词像根小刺，轻轻扎了我一下。
看完房，送走王教授一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周景明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片明亮的光。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飞舞，像微型的星河。
“突然有点舍不得。”他说。
“嗯。”
“我们在这里过了八个春节。”他走到阳台，手扶着栏杆，“第一年，你爸妈我爸妈都来了，那时候房子还是新的，所有人都说我们有福气，买了这么好的房子。”
“第二年，我爸查出肺癌。”
“第三年，我爸走了。”
“第四年，我妈开始每年都来过年，带着振华他们。”
他转过身，背靠着栏杆，看着我。
“薇薇，你说得对。这房子装了太多别人的记忆，快装不下我们自己的了。”
下午，我们去看新房子。
中介是个年轻女孩，叫小唐，说话很快，笑起来有虎牙。她带我们看了三个小区，都是八九十平的两居室。第一个太旧，墙皮脱落；第二个临街，噪音大；第三个在顶楼，没有电梯。
“还有最后一个。”小唐有点抱歉地说，“面积小一点，七十平，但小区环境好，安静，带个小花园。就是……户型有点老，是那种老式的一梯两户。”
“去看看。”我说。
那个小区在老城区，树很多，都是几十年的法国梧桐，冬天叶子落光了，枝干遒劲地伸向天空。房子在三楼，楼梯窄而陡，扶手是木头的，磨得光滑。开门进去，是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应该是很久没人住了。
但光线很好。
客厅的窗户朝南，下午的阳光满满地洒进来，照在老旧但干净的木地板上。房间很小，客厅餐厅一体，厨房是开放式的，只有两个卧室，都不大。卫生间更是小得转身都困难。
但窗外的景色很好。
能看到小区的中心花园，虽然冬天花草凋零，但能想象春天时的样子。还能看到远处老城区的屋顶，一片片灰瓦，间或有几棵常青树点缀其中。
“这房子房主是一对老教师，去年搬去跟儿子住了，一直空着。”小唐说，“价格比市场价低一点，因为户型老，也没电梯。但房子质量很好，墙体厚实，冬暖夏凉。”
我在房子里慢慢走。
主卧刚好放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衣柜。次卧更小，只能做书房或储物间。厨房的橱柜是二十年前的款式，但擦得很干净。卫生间贴着白色瓷砖，缝隙有些发黄，但没有任何霉斑。
“喜欢吗？”周景明问。
我站在客厅窗前，看着外面。
“这里放一张小餐桌，够我们两个人吃饭。”我说，“这里放沙发，不用太大，双人的就行。阳台可以养几盆花。”
我转过身，看着他。
“没有客房。”
他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我的意思，笑了。是那种很久没见过的、轻松的笑。
“嗯，没有客房。”他说，“谁来都没地方住。”
小唐眨眨眼，看看我又看看他，虽然不太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也跟着笑了。
“那……定这个？”
“定这个。”我和周景明几乎同时说。
签意向合同，交定金，约好下周办手续。走出小区时，天已经快黑了。梧桐树的枝桠在暮色中变成黑色的剪影，路灯还没亮，但家家户户的窗户已经透出暖光。
“去外面吃吧。”周景明说，“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他想了想，“庆祝我们终于要有一个装不下十四个人的家。”
我们找了家小馆子，吃简单的家常菜。青菜炒蘑菇，红烧排骨，西红柿鸡蛋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系着围裙在柜台后算账，老板娘在厨房里忙碌，油锅滋滋响。
“像不像我们老了以后？”周景明忽然说。
“什么？”
“开个小餐馆，你掌勺，我收钱。”
我笑了：“我不会做饭。”
“我会啊。”他说，“我跟你学。”
这句话很轻，但在我心里荡开一圈涟漪。结婚八年，他进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不是不会，是他妈从小宠着，说“男人不要进厨房”，他也习惯了。
“真的？”我问。
“真的。”他认真点头，“以后家务我们分着做。我做饭，你洗碗。或者反过来。”
“那谁擦地？”
“一人一周。”
“谁洗衣服？”
“洗衣机洗，但晾衣服和收衣服可以轮流。”
我们像两个小孩子，认真讨论着这些琐碎的细节。但我知道，这些琐碎，才是婚姻的基石。不是鲜花钻戒，不是浪漫誓言，是谁洗碗谁擦地，是谁记得买厕纸谁记得交电费。
吃完饭，我们散步回家。
冬夜的街道很安静，偶尔有车驶过，车灯划破黑暗。我们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长，缩短，又拉长。周景明走在我身边，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走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牵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还是有点凉，但很稳。
我没有挣开。
就这么牵着手，走完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谁也没说话，但掌心传来的温度，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
到家后，周景明主动去烧水泡茶。我坐在沙发上，看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水壶呜呜地响，他拿出两个杯子，放茶叶，冲水。动作有点笨拙，但很认真。
“给。”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在我身边坐下。
“谢谢。”
我们并排坐着喝茶。电视没开，只有壁灯柔和的光。茶香袅袅，混合着家里熟悉的味道——书纸的味道，木地板的味道，还有我们共同生活八年积累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家”的味道。
“薇薇。”周景明忽然开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当初做了试管，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我捧着茶杯，热气熏着眼睛。
“不知道。”我说，“也许有孩子了，我们会有新的问题。也许没有孩子，但我们会更早面对现在的问题。”
“你后悔吗？”他问，“嫁给我。”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在无数个独自醒来的凌晨，在无数个热闹却孤独的节日，在无数个他背对我睡着的夜晚。后悔吗？嫁给这个逐渐把我当成背景板的男人，嫁给这个永远把原生家庭放在第一位的男人，嫁给这个让我在婚姻里越来越沉默的男人。
“不后悔。”我说，声音很轻，“但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你，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他侧过身，面对着我。
“对不起。”他说，眼睛又红了，“真的对不起。我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舒服，只顾着当个好儿子好哥哥，忘了当个好丈夫。”
“我也对不起。”我说，“我太要强了，总觉得说了就是示弱，总觉得你应该懂。但没有人有义务懂另一个人所有的沉默。”
我们看着彼此，在昏黄的灯光下。
第一次，不再隔着那层透明的、却坚不可摧的墙。
“重新开始。”他说，“这次，我们好好来。”
“嗯。”
那一晚，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没有那道无形的鸿沟。他伸手过来，搂住我的腰。我没有躲开。他的呼吸拂过我的后颈，温热而平缓。我闭上眼睛，第一次在很长很长时间里，感觉安心。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
卖房手续，买房手续，各种文件，各种签字。周景明这次没有再拖延，每一项都及时处理。我们开始打包，把八年积累的东西一样样整理、分类、取舍。
“这个留吗？”他举着一个相框，是我们结婚时的合照。照片里，我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他穿着白衬衫，两个人都笑得很灿烂，背景是民政局的红色幕布。
“留。”我说。
“这个呢？”他又拿起一个水晶摆件，是婆婆送的结婚礼物，一只展翅的鹤，嘴里叼着“囍”字。“妈说这个寓意好，百年好合。”
我看了看那只鹤。水晶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确实精致。但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婆婆说“早点生孩子，趁我还年轻能帮你们带”时的眼神。
“你想留就留。”我说。
周景明看着摆件，沉默了几秒，然后把它放进了“捐赠”的箱子里。
“不留了。”他说，“太重了。”
我懂他的意思。
我们清理出很多东西。亲戚送的、用不上又不舍得的礼物；一时冲动买下、从未穿过的衣服；各种活动的纪念品、宣传册；还有整整两箱周景明学生时代的教科书和笔记。
“这些课本还留着干嘛？”我问。
“总觉得……是个纪念。”他蹲在箱子边，翻着一本高等数学，书页已经泛黄，“但现在想想，纪念什么呢？纪念我考了六十分？”
他自嘲地笑了笑，把书扔进回收箱。
“人不能背着太多过去往前走。”他说，“会走不动的。”
打包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这个房子，告别这八年，也告别那个一味隐忍的我和那个视而不见的他。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家里已经空了。
家具都处理掉了，只留下我们要带走的基本物品，打包成十几个纸箱，堆在客厅中央。地板拖得很干净，反射着天花板灯光，一片冷清的光亮。
我们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吃外卖披萨。
“像不像刚搬进来那天？”周景明说，“也是坐在地上吃外卖，也是这么空。”
“那天我们吃的是麻辣烫。”我说。
“对，麻辣烫。”他笑了，“你还把汤洒在地板上了，心疼得不得了。”
“那是新地板。”
“现在不用担心了。”他环顾四周，“明天就不是我们的地板了。”
我们安静地吃披萨，听着纸箱里偶尔传来的细微声响——可能是某本书滑动了，可能是某个小物件滚动了。这个房子在呼吸，在准备迎接新的主人。
“薇薇。”周景明忽然说，“我跟我妈又谈了一次。”
我看向他。
“我说，以后每年春节，我们可以回去看她，也可以接她来住几天。但只能是她一个人，或者最多带振华的孩子来玩一两天。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大家子住半个月。”
“她怎么说？”
“她还是不高兴。”他苦笑，“但我说，这是底线。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可能连回去都不回去了。”
他顿了顿。
“我说，妈，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有我的家庭。我的家庭里，薇薇是第一位的。以前我做得不好，以后我会改。”
我看着他的侧脸。他说这些话时，眼神很坚定，下颌线绷紧，是下了决心的样子。
“她最后说，‘随你吧’。”他转过来看我，“虽然还是不情愿，但至少……她知道了。”
“嗯。”我点点头。
“还有振华他们，我也说了。以后来市里可以，但住酒店。我们可以请他们吃饭，可以陪他们玩，但不能住家里。”
“他们能接受吗？”
“不接受也得接受。”他说，“这是我该坚持的事。”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有点汗，但很暖。
“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他反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第二天，搬家。
搬家公司的人手脚麻利，不到两小时就把所有东西搬上车。我们最后检查一遍房子，确认没有遗漏。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忽然想起八年前搬进来的那天。
也是这样一个冬日，也是阳光很好。我们手拉手站在这里，对彼此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现在，我们要离开了。
“走吧。”周景明说。
我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我们八年悲欢的地方，然后关上门。钥匙已经交给中介，明天王教授就会来换锁。这个房子将不再属于我们，会有新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新家很小，东西搬进来后显得有点拥挤。但阳光很好，从南窗照进来，暖洋洋的。我们花了一整天拆箱、整理、归位。周景明真的开始学做饭，晚上做了简单的西红柿鸡蛋面，盐放多了，但我们都吃完了。
“下次少放点盐。”我说。
“记下了。”他认真点头，像个记笔记的学生。
晚上，我们坐在新家的小沙发上，电视里放着无聊的综艺节目。沙发很小，我们挨得很近，胳膊贴着胳膊。窗外是安静的夜，偶尔有车驶过，灯光在天花板上滑过一道弧线。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是周振华。
“嫂子，妈说今年春节她想来你们新家看看，就她一个人，住两晚就走。你看方便吗？”
我把手机递给周景明。
他看了看，打字回复：“可以。什么时候来提前说，我们去接。”
发送。
然后他放下手机，搂住我的肩膀。
“这样行吗？”他问。
“行。”我说。
电视里，综艺节目到了搞笑环节，观众哈哈大笑。我们也跟着笑，虽然不知道在笑什么。但笑着笑着，我突然哭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止不住。
周景明慌了：“怎么了？是不是还是觉得委屈？要是不愿意妈来，我再跟她说——”
“不是。”我摇头，眼泪掉得更凶，“我就是……就是突然觉得，好像又能呼吸了。”
他明白了。
把我搂进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他的心跳沉稳有力，透过胸膛传来。我听着那心跳，哭了很久。把八年的委屈、压抑、孤独，都哭出来。
哭完了，眼睛肿了，心里却空了。空得能装下新的东西。
“睡吧。”周景明说，“明天还要上班。”
“嗯。”
我们洗漱，上床。新床垫有点硬，但很舒服。周景明关掉灯，在黑暗中抱住我。他的怀抱很暖，呼吸均匀。
“薇薇。”他在我耳边轻声说，“这次我们慢慢来。”
“好。”
“我会学着爱你。”
“我也是。”
我们不再说话。窗外有风声，远远的，像叹息，又像歌唱。我闭上眼睛，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小小的、拥挤的、没有客房的房子，真的像一个家了。
因为家从来不是房子的大小，而是里面装了多少“我们”，装了多少“看见”和“听见”。
而我们的新家，虽然小，却刚刚好装下两个终于学会相爱的人。
至于以后，春节还会来。
婆婆会来住两晚，也许还会有摩擦，也许还会有不愉快。但没关系，我们有了一张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餐桌，有了可以关上的卧室门，有了说“不”的权利和勇气。
婚姻这条路还很长。
但至少现在，我们牵着手，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不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中间隔着整个家族的人山人海。
这就够了。
窗外的风声渐渐停了。
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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